海納百川》正名不是當務之急（黃瑞彬）

內政部推動全臺「中正路」改名政策引發輿論爭議。圖爲內政部長劉世芳。（資料照，鄧博仁攝）

近日內政部長劉世芳指出，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全臺仍有677件威權象徵待處理，進度緩慢，引發輿論關注。

以更改路名而言，程序極其繁複。以桃園市爲例，除龜山區外，其餘12區皆有中正路，涉及門牌逾2萬3千面、戶數超過2萬戶、設籍人數達4萬6千人。一旦改名，民衆需更新門牌、身分證、公用事業與金融資料，企業亦需異動登記地址，影響層面廣泛，耗費人力物力甚鉅。若將中正東路、中正西路等延伸路名納入更名，牽涉範圍更是倍增。

再者，改名是否具有急迫性，社會自有公評。然而當前臺灣面臨內外挑戰，國際貿易戰未歇，政治局勢詭譎，社會分裂加劇。內政部作爲主管民生的要職，理應聚焦於提升國內福祉，而非陷入意識形態操作，流於形式主義。

回顧歷史，2002年泛綠陣營推動的「511臺灣正名運動」，由前總統李登輝領銜，吸引約3萬5千人上街。而當年護照加入「Taiwan」字樣，2021年更以放大「TAIWAN」、縮小「REPUBLIC OF CHINA」的方式強化臺灣主體論述。但這類正名舉措對實質外交參與幫助有限，反倒更凸顯國內政治分裂。

此外，2006年陳水扁政府曾提出將「中華航空」更名爲「臺灣航空」或「福爾摩沙航空」，據工會估算，改名成本逾10億元，舊航線亦須重新評估。又如2020年「以臺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公投案，雖有其象徵意義，卻可能嚴重影響運動員參賽權益，國際現實與運動員的職業生涯亦不容忽視。

此議題對臺灣社會有多重的啓發：其一，歷史記憶的保存有時反而能成爲反省的契機。過去在2020年喬治•佛洛伊德事件後，美國與歐洲爆發針對種族主義歷史的示威潮，許多與殖民、奴隸制度和壓迫相關的雕像與紀念碑遭到拆除或破壞。但依舊有不少國家領導者反對卸下這些歷史的痕跡，他們認爲這些痕跡正是歷史的代表，能使後人記取教訓，而非將過去一筆勾銷。

其二，評價歷史人物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如今臺灣社會對於兩蔣時代的治理功過尚未達成共識，至今並非全盤否定仍爲主流共識，部分民衆因近來臺積電大舉投資美國，護國「神山」引發被「移山」的危機，因而對蔣經國治理貢獻心生緬懷。此與德國對納粹、希特勒的明確全面反省態度有明顯差異。若在社會尚未形成穩定價值共識時操作轉型正義，容易導致政治對立與歷史觀的撕裂，造成內部矛盾產生。

其三，正名運動對臺灣的外交困境幫助非常有限。歷年來各種正名行動，如改護照封面字樣、國營事業名稱、或提出更改中華航空名稱等，實質上並未顯著提升臺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反而有時成爲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加深內耗。

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得來不易，應將重心放在強化法治與公正環境，而非單靠象徵性的名詞變更。總結來說，轉型正義本應以和解共生爲目標，若偏離初衷，過度操作象徵層面的更名行動，以獲取短期政治利益，不僅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反而可能激化對立，分散施政重點。與其持續投入於爭議不斷的正名運動，不如着眼於化解社會矛盾、強化民主體制，勇於面對川普關稅大棒及護國神山產業鏈外移以及非核家園所產生的能源問題，這纔是今日臺灣更迫切的課題。

（作者爲自由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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