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百年之後 我們仍在呼喚民主與科學（黃瑞彬）

面對執政黨史無前例的大罷免行動，在野黨的426遊行反其道而行，提出「反綠共、戰獨裁」的訴求，展現出人民羣衆對國家命運的焦慮。（圖／本報系資料照）

民國8年，北京的學生高舉「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訴求，衝進了「趙家樓」，抗議巴黎和會出賣中國主權，最終促成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這便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過去詩人余光中在「下五四的半旗」一文中寫着：「偉大的五四已經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且列隊向她致敬。」106年後的今天，凱道上的426大遊行，仍舊提醒我們反思，難道五四精神真的已死嗎？

五四留給我們的影響不只是語言上的解放，更是對政治改良與啓蒙思想的追求，其中以「德先生」與「賽先生」爲兩大主軸。當年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擔當，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切和憂患意識促使他們直接接觸羣衆。但即便如此，想要在一個被禁錮已久的社會中推行，卻也面臨到重重阻礙。百年來，人民的訴求，面對冷言冷語，甚至鎮壓，都迫使改革者必須在挫敗與壓力中尋找新的路徑，讓理想的火種得以延續。

這些壓迫與阻礙，並不僅只存在於東方，在西方亦有面對羣衆運動而鎮壓的歷史。如1970年5月4日，美國總統尼克森違反其先前將淡出越戰的承諾，因而引發肯特州立大學學生髮起示威，最終釀成政府派出國民兵開槍射殺學生的悲劇。而去年4月30日，哥倫比亞大學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佔領校舍，同樣遭遇強硬清場。由此可知，不管是東方或西方，「自由」、「民主」從來不是自動兌現的承諾，而是一場場抗爭與磨難中得來的成果。

就當年五四的時代背景與如今的臺灣，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當年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列強環伺，如今臺灣身處中美貿易戰的風口浪尖，國際生存備受威脅。當年北洋政府貪污腐敗，人民苦思改革，如今臺灣政壇亦充滿權謀與算計，人民對政府普遍信任感降低。當年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如今臺灣人民的覺醒，相比起來，百年前後，何其相似。

回到臺灣，如今的萬人大遊行，面對執政黨史無前例的大罷免行動，在野黨的426遊行反其道而行，提出「反綠共、戰獨裁」的訴求，展現出人民羣衆對國家命運的焦慮。遊行是人民表達訴求的憲法權利。無論立場如何，理性表達意見、堅守民主精神，是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基石。

百年後的今天，臺灣依舊無法達成五四時期青年所夢想的民主與科學。當年五四運動，造就了中國一批百花齊放的知識分子，儘管立場各異，卻無不以國家、民族之未來爲己任。龔自珍曾有詩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時至今日，臺灣迫切需要新一批有志之士，敢怒敢言，不盲從，不沉淪，以良知爲依靠，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爲社會注入新的氣息。

在此，謹以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詞〈敬告青年〉中的六項精神，與國人共勉：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我輩更應以此六大精神督促政治人物齊心爲國。百年回望，願臺灣能在歷史的鏡子中，重新找回前行的力量。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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