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谷論壇》蔣中正的修養工夫對外省族羣的影響(陳復)
國史館8月15日下午舉行《蔣中正日記(1937-1947)》新書發表會。(國史館提供/王千豪臺北傳真)
蔣中正是「外省族羣來臺之父」,其擘畫將整個中華民國政府搬遷到臺灣,纔會有大量的外省族羣因從事於軍公教工作,而跟着政府由大陸來臺。因政治鬥爭的緣故,共產黨與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長年都常將蔣中正抹黑成「殺人魔王」,藉此扭曲中華民國史觀,將相關歷史轉變成對自己有利的解釋,然而,因大量的歷史文獻逐漸解禁,包括《蔣中正日記》的出版,學者早就能更客觀研究蔣中正其人與其事,相關著作汗牛充棟,只是社會大衆平日不太會接觸而已。依據歷史文獻來替蔣中正的人格與事蹟合理平反,這對於導正中華民國史,甚至替外省族羣正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其他族羣往往很難理解:臺灣外省族羣尤其是菁英人士(不只是學者專家與政府官員,包括軍公教的中階幹部在內),常既有基督信仰,又熟讀文史經典,這兩者的內容難道不會有衝突嗎?這就要從蔣中正的生命經驗來解釋。根據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黃克武在〈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這篇論文指出,「省克」是宋明儒學的專有詞彙,意指省察與克治,蔣中正的省克觀念主要來自於王陽明學說的啓發,不過他在信仰基督教後,再將儒學工夫與基督信仰合而爲一。值得注意者,蔣中正的陽明學系接續梁啓超的思想,結合江右王學來探討日本明治時期的陽明學,發展成自己的修養工夫。
蔣中正早年採取傳統理學的修養工夫,重視日記、靜坐與讀書,受洗後,除日記與讀書外,常靜坐與禱告並行,而他從來不曾感覺到兩者間有衝突。如果借用德裔美國社會學家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的看法來說,在蔣中正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終未能完全改變或轉化從宋明儒學而來的恥感,蔣中正在日記中常在「雪恥」,重點旨在消除外人帶給自己的羞辱,這讓他對自身所犯過錯有強烈的自責,並企圖改正過失,來符合父母與總理(孫中山)的期許,並跟着上帝的指示。從中可看出蔣中正是個道德感很深且責任感很重的人,然而,黃克武的研究指出:原罪觀念並未對蔣中正帶來什麼深刻的影響。
然而,基督信仰對蔣中正產生如何的影響呢?首先,使得其能面對各種困境而堅忍不拔,這點與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精神相互配合;再者,早年其相信「人定勝天」,接受基督信仰後就不再於日記中寫這四字。不過,蔣中正顯然有着「完人」或「聖人」這類道德理想,儒家成聖與成賢的觀念深植於其心底,並與接受上帝啓示的想法相融合。這種省克生活反映出他對倫理與宗教的高度重視,使得民國四十一年(1952)蔣中正會特別指出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倫理、民主與科學,並在社會生活中給予宗教相當的發展空間,港臺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與錢穆等大師會支持蔣中正的理念,就源自彼此在思想的同頻共振。
民國三十八年(1949)後跟着政府來臺灣的外省人中,身上有些文化特徵既跟自己本來生活的故鄉不同,又未見諸於臺灣社會的風土民情,正就來自於蔣中正對軍公教階層的深度影響,根據基督教福音協會的統計,並由客家電視臺在民國一百一一二年(2023)的報導,臺灣外省族羣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五,雖然沒有原住民族羣百分之七十來得高,但顯然比閩南族羣百分之四與客家族羣百分之零點五來得高,這種現象除與臺灣外省人早期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基督信仰是其生命的依靠外,大陸具有基督信仰者當年普遍知識條件與經濟條件較高,比較有辦法遷離來臺,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因蔣中正本人就信仰基督。
而且,根據我不完全的親身觀察,臺灣外省人的基督信仰,普遍跟蔣中正的信仰型態很像,意即有相當高比例的臺灣外省人同樣還是極度重視中華文化尤其儒家倫理的傳承,並不會如臺灣閩南人如果有基督信仰,常會站在中華文化尤其儒家倫理的對立面,甚至積極主張臺灣獨立。再者,臺灣外省人即使信仰基督,同樣還是會拿香拜祖先,或給祖先燒金紙,甚至到佛教的寺廟或道教的宮觀都會跟着禮敬而心無罣礙,顯然在其心中,基督信仰已經融入到生命底層,與中華文化相容無間,當然,還是有些臺灣外省人屬於西化派,嚮往歐美的法政制度,對中華文化有着敵意與反感,這類人後來常置身學術圈,或與獨派合流。
蔣中正運用中國傳統的功過格來作爲反省與悔過的工具,透過詳細的記錄反思自己的錯誤並尋求改善,功過格的作法詳細可閱讀《了凡四訓》一書,蔣中正的態度影響到該書在臺灣民間的風行,因該書作者袁黃就在談自己認真記錄日常行事善惡,導致實際人生超越命數本來有的發展,這包括仕途突破、中年得子與延年益壽,袁黃就是王陽明先生的再傳弟子。並且,蔣中正個人對宗教或思想的兼容幷蓄,影響到臺灣社會對於心靈議題高度關注,不只新興宗教大行其道,甚至心靈思想(如新世紀思潮)都在解嚴後流行於臺灣,變成中產階層在二十一世紀前高度關注的修養觀念,其中臺灣外省人如胡茵夢等人是早期主要的倡導者。
還有與性別議題有關的現象:中國社會通常有「男尊女卑」的思想,然而,蔣中正對宋美齡的高度尊重與百般忍讓,即使不同意宋美齡的意見,甚至覺得其干預過頭,蔣中正都儘量不跟宋美齡直接發怒,而是寫在日記中儘可能節制自己的情緒。這影響外省族羣早期家中常有「女人最大」的現象,不只軍公教階層的男性因公務繁忙,回到家總是對太太言聽計從,甚至家中女兒常最受父親疼愛,使得早期臺灣的女權運動者或女性主義者常具有外省族羣的背景,儘管這些人後來常是蔣中正的批評者或反對者,我們都可視作蔣中正的修養工夫對外省族羣的影響,這並使得臺灣長期在兩性平權議題居於華人社會領先的局面。(作者爲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併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一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羣,但對外省族羣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羣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羣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羣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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