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谷論壇》莫讓先賢成絕響：再興文化的路徑（陳復）

民國新儒家四位大師（由左至右）：唐君毅、程兆熊、徐復觀與牟宗三。（照片來源：本文作者陳復提供）

當前臺灣社會正面臨嚴重的文化危機，國人喜歡拿手機看資訊，卻普遍束書不觀，對事情不求甚解，卻因自媒體的便利而習慣於大放厥詞，做激情的表態，使得民國三十八年（1949）有大量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先賢曾經來到臺灣，無不心懷學術救國的願望，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浪潮來深耕中華思想，於今卻面臨着斷港絕潢的現象。

當年蔣中正來臺復行視事，除帶領國軍部隊與其眷屬合計一百二十萬人外，更把大量的故宮文物與學者專家帶來臺灣，其中人社領域的學者專家實可謂兼容幷蓄，蔣中正有意識號召這些知識精英來臺，政府不只接納支持五四運動的自由派學者，更接納反對五四運動的保守派學者，兩種學脈並存於臺灣一隅，交相激盪成四十年來的學術盛事。

這裡所說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歧異，主要是指面對中華文化，自由派採取傾向批評的角度（最激烈者主張全盤西化），保守派則採取傾向認同的角度（最激烈者主張全面復古）。在這樣辯證發展的時空背景中，中華民國治權範圍所在的臺澎金馬這些島嶼不僅「就是中國」，並在生活中呈現出繼往開來的中國風。我個人就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並有機會私淑或親炙各種人社領域的大師。

在自由派的學者層面，最早有胡適先生與傅斯年先生，後在哲學領域有殷海光先生，在政治學領域有胡佛先生，在心理學領域則有楊國樞先生，在歷史應用層面則有李敖先生。胡適先生的思想是我學術獲得啓蒙的起點，其有關白話文的主張至今影響我的中文書寫習慣，由於李敖先生對胡適先生的推崇，使得我同樣熟讀其著作，我曾在就讀東吳大學期間上過李先生一年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課。

在保守派的學者層面，諸如史學大師錢穆先生、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與牟宗三先生，還有秉持陽明學基調繼續發展的哲學大師方東美先生，其著作都是我青年時期愛不釋手的讀本。我曾每天都待在東吳校園的錢穆先生故居（素書樓）讀書與寫作，並曾跟着幾位老師與學生到永和探望牟先生，後來並在清華大學念博士與碩士，因指導教授陳啓雲先生的關係，變成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

最有趣的現象是說：牟先生早期的弟子韋政通先生，後來卻離開師門，轉到自由派陣營，跟殷海光先生成爲忘年交，但總是在激烈批評中探討與實踐其心中的儒家思想；黃光國教授本是自由派的本土心理學大師楊國樞先生的弟子，後來卻轉到保守派，積極倡導中西會通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位會通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前輩大師，都是影響我生命至關重要的老師。

此外，我在臺灣師範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因緣際會認識中華民國科學教育之父趙金祁先生，趙先生對我這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後輩晚生愛護有加，我從其典型在夙昔的身上，不只學到從事教育行政工作該有的態度與辦法，更深刻意識到探討科學哲學對於解決學術根本問題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通過趙先生的推薦，我才因此去臺灣大學聆聽黃光國教授講科學哲學長達十四年。

還有兩位大師與我生活在相同時空，但其生前與我緣慳一面，過世後我卻開始與其產生深厚的因緣，讀其書、知其學而如見其人，前者是教育心理學大師張春興先生，其《張氏心理學辭典》是我的心理學入門著作，張先生偏向自由派而參加教育改革工作，後來卻發現裡面的問題而不再參與，我並因此與其女公子張修然女士相識，兩人在凝聚外省族羣意識有更深度的交流與交會。

後者，就是兼農學家、教育家與哲學家於一身的程兆熊先生。程先生生前在臺灣居住於臺北市景美興隆路一帶，那裡同樣是我成長的環境，他是真正讓臺灣高山能種植蘋果的第一人，更因思想與性情偏向保守派而成爲民國新儒學的大師，然而，他的個性虛懷若谷且不慕榮利，生前與身後的名聲並沒有其他幾位新儒學大師來得響亮，卻替我們解決當前臺灣社會的思想問題預埋觀念的伏筆。

直到認識李惠君女士並獲贈程兆熊先生各種著作，閱讀惠君所寫《解鎖程兆熊前半生》三大冊的著作，我纔對程先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深感程先生系我的「隔世知音」，這主要在於程先生的思想主軸在心學，但其心學更呈現出「不言心學而成其心學」的特徵，意即不再受傳統名相束縛，涵蓋儒佛於一爐，重點放在人如何在生活中實踐，而不再是純粹的做研究而已。

這些高山仰止的先賢，除黃光國教授外，在當前的族羣歸類中，全都會被視作是外省人，如此豈是偶然？光國教授儘管屬於閩南族羣，但出生於即將被圍城的長春市，其父親是清宣統皇帝溥儀御醫，這使得他畢生反對戰爭，倡導一中兩憲與文化中國的理念。全部大師雲集於寶島闡論其思想，開創出波瀾壯闊的學術光景，使得臺灣變成復興中華文化的燈塔，如今，卻充滿政治不正確。

當前的臺灣社會瀰漫着一股怪誕的反智空氣：只要是外省人，就要被人羞辱說「滾回中國去」，只要是來自中國的東西，就要被割棄與抵制，因此，國人的中文素養大幅滑落，只求口語對話能解意即可，不再講究詞藻典雅，只因中文背後內蘊的中華文化都是要被解構的對象，這使得人社學術已變成負面領域，各種觀點乏人問津，研究者後繼無人。

面對大廈將傾的困局，我有時深感疑惑，不禁仰頭問天：「讓我在前半生認識如此多的大師，浸染其學問與風範，卻讓我一人面對華夏學術已幾要滅絕的當前臺灣社會，獨木難支，這背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長年埋首於書堆，撰寫著作卻藏諸名山，懷着承先啓後的耿耿孤忠，雖然自知覆巢焉有完卵，但我希望尚能平安度過這已有如文革的劫難歲月。

只因長期浸染在中華文化中，就讓我這名外省人想認真做事卻常要被人惡意打擊，這難道不正是「求仁得仁」嗎？中華文化的重點在「內聖外王」，並不專屬於任何民族，本來是全人類都能參與其間的文化，但，如果臺灣人當前嘴巴說沒有族羣的畛域，其實質目標就是發展出一種「割棄中華文化」的臺灣文化，使得這些先賢的精神資產不再被人聞問，這是種自我殖民的膚淺作法。

如何理解其作法是種自我殖民呢？這種作法來自於戀殖閩南文化，而不是古典閩南文化，其反對朱子播灑的思想種子，拒絕中華文化的倫理教養，沒有任何深刻的理論支撐，只崇尚心中的宗主國，這個宗主國過去是日本，現在則是美國，當宗主國對「中國」產生敵對意識，其就主張「脫中」，全然不顧臺灣社會本是中華文化長期浸染髮展的社會，這種作法不啻在自殺，禍害青年至深且巨。

我們不該任令戀殖閩南文化主導臺灣社會的文化發展，但，如欲破解這種思想誤區，還是要從族羣意識着手。如果族羣意識已經是臺灣人無法逃離的宿命，我們就應該倡導精確的族羣意識，讓閩南人能認真學習古典閩南文化，這種古典閩南文化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其內容本來就直通中華文化（只是經過朱子詮釋而融合閩南的風土民情），並能容納客家人、外省人與原住民，攜手和解共生。

特別針對外省族羣來說，有意識來複興眷村文化，實屬外省人應該着手的人生志業。這種眷村文化本是容納五湖四海的中國各省文化於一爐，除有着濃郁的民國信仰外，有別於古典閩南文化特別崇尚民間宮廟信仰，因前面所說的大量學者專家來臺並住在軍公教宿舍的緣故（這是廣義的眷村），長輩自然而然會特別推崇學術思想研究，因此外省族羣子弟在學術領域工作的比例特別高。

即使在其他領域工作，外省族羣的子弟長期耳濡目染，對於有關中華文化（尤其是中華思想）的各種課題都不會有陌生感，反而有着特別的親切感，先賢關注中國的未來，纔會產生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各種觀點，臺灣外省人如果恢復其族羣意識，首先能做的事情，就是重新效法先賢，不再任其蒙塵，藉由探討思想的議題來關懷中國，讓中華文化在這種探討的過程中繼承傳統而持續創新。

中華民國本就是由外省族羣從大陸帶到臺灣，現在卻被人抹黑，說成是「外來政權」，臺灣外省人不思反駁，反而任由這種錯誤觀點甚囂塵上，癥結就在於「思想的貧瘠」，不再有撥亂反正的思想動能。綜觀當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雖然接納自由派伸張其觀點，其實是蔣中正在主導的陽明學復興浪潮，保守派的大師儘管主張各異，則是從不同角度在談如何通過心學來複興中華文化。

這是我長年觀察臺灣社會後來會有「去中國化浪潮」的解讀：基於前面這段歷史經驗，使得臺灣社會閩南族羣本來長期傳承自朱子的古典閩南文化，相對有被壓抑的現象，讓有些臺灣閩南人轉向認同戀殖閩南文化，這種深層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不容我們持續漠視。時至於今，應該要藉由「朱王會通」，意即包容朱子學與陽明學的觀點於一爐，從中來完成臺灣社會各大族羣的深層和解。

這就是我會在前面表示：程兆熊先生實屬我的「隔世知音」了。當年，程先生踏破臺灣荒山野嶺，跟原住民合作開拓農業，在思想層面，他覺得人類設置的概念藩籬並不是很重要，有沒有把握住「中」這一精神實體纔是重點，這使得他看穿朱陸思想的歧異，覺得其各有補偏救弊的意義，重點在人能否涵養其間來呈現「中的意象」，其實，這就是深度領會並實踐中華文化的「內聖外王」。

程兆熊先生的文字總是從自家體證的角度來出發，呈現「大者」與「遠者」的內容，凡事簡單化，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細緻討論思想的細節，呈現某種「混沌性」，藉此直抒自己的感懷。這使得程先生很看重朱子「即物而窮其理」的觀點，他覺得即物窮理表示內在的無限複雜性，反過來說，人就會希求於簡單化，這種複雜與簡單的交替機制，就在於人心始終有「中」這一精神實體在引領人。

程兆熊先生覺得：如欲「完成一個人」，首重於完成自己心靈的覺醒，這就需要安住於「中」這一精神實體，當個人能獨立而不改的活在這一精神實體中，就能剋制自己的慾望，動靜舉止合於禮節，則人心就能恢復成「天心」，當人人都能如此，天下就能復歸於仁愛，該仁愛同樣是精神實體的對外呈現。因此，程兆熊通過自己的詮釋，呈現出中華思想特有的「天人合一」這一精神。

程先生高度關注儒家思想如何經世致用，其在《大地人物：理學人物之生活的體認》這本書中會從胡瑗開始談，而不特別着墨於周敦頤這位被後世公認的「道學宗主」來談 ，主因在其覺得宋明儒學的復興，實基於胡瑗結合經學思想與農業水利這些技藝發展出「湖學」，他顯然希望臺灣甚至整個中國能再度結合實務層面（尤其是技術型學問）來發展儒學，成爲復興中華文化的張本。

面對朱子學與陽明學的觀點歧異，我們應該存其異而求其同，從「大者」與「遠者」的角度，直接探討如何截長補短，在理論層面深度開展中華思想，發展成華人本土社會科學，並在實務層面將其經世致用，讓中華文化實踐於臺灣社會。有別於我往年特別重視陽明學，出身於閩南族羣的黃光國教授生前特別看重朱子學，果真從此一整合性的角度來思考，其實同樣在化解我們師生的觀點歧異。

當「朱王會通」的工作獲得重視與完成，意謂着古典閩南文化重新被正位，恢復成閩南文化的主導文化，其本來就具有的學術性與民間性（這主要指尊重宮廟信仰），將能變成支持中華文化的一大引擎，加上外省先賢從理論與實務兩層面對中華思想的各種最新詮釋，彼此交相對話與發展，就能再度讓臺灣社會成爲復興中華文化的燈塔。這是我提供再興文化的路徑，提供給在臺中華子民思考。（本文首刊於《人間魚詩志》，西元2025年6月號第21期）

（作者爲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佛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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