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谷論壇》間關千里：重拾離家與回家的記憶（陳復）
對於生活在臺灣的外省族羣來說，迴應你生命外的人，到底什麼是「故鄉」或「家鄉」，這是常充滿心理掙扎的難題。「間關千里」意即我們離着鄉關（故鄉或家鄉）有着很遙遠的距離。（圖／作者陳復提供）
對於生活在臺灣的外省族羣來說，迴應你生命外的人，到底什麼是「故鄉」或「家鄉」，這是常充滿心理掙扎的難題。因爲外省人的成長記憶與相應的生命特質就充滿着「兩岸性」，我們遙望着故鄉，常覺得有家歸不得；想念着家鄉，卻同樣覺得有家歸不得，因我們始終生活在臺灣，並沒有更合適的因緣回到大陸的故鄉生活，但過去的眷村已經被拆除，更不再有家鄉，難道我們是「無根的存在」？
這就是「間關千里」的意思，意即我們離着鄉關（故鄉或家鄉）有着很遙遠的距離。我們當然有住的家，但通常現在都已經是高樓大廈，我們抽離於土地上，置身在半空中，並不容易對高樓大廈產生「故鄉」或「家鄉」的眷戀感，我們常會說：只要哪裡有家人在，這就是「我們的家」。離開眷村後，外省人常不知不覺已變成某種「遊牧民族」，只要有家人相聚於一堂，我們四海都可爲家。
清華大學前副校長信世昌教授請17位教授各自記錄民國38年家中長輩跟着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遷徙路線，並回憶長輩如何經歷這段艱辛往事，共同撰寫而成的鉅著《間關千里：動盪年代的遷徙記憶》（大塊文化出版），裡面篇篇文章都是字字血淚，讓我們回首來時路，看見「不一樣的臺灣」，更能從中思考：如果不珍惜和平得來不易，我們未來想要「什麼樣的臺灣」呢？
首先，這本書請中研院院士（清大前校長）陳力俊教授寫推薦序〈述往事以知來者〉，其開頭徵引西南聯大結束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先生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有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這其實是對於「南渡」這一詞彙設立個很深刻的詮釋，更精確指出我們這些「未能有北返者」人爲何會是「外省人」。
然而，馮友蘭先生寫此文正值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全體師生即將各自歸建回本來的大學，能由南北返者，豈可稱作「南渡」？真正的「民國南渡」，其實要隔三年，山河變色，整個中華民國政權南渡臺灣，上百萬人跟着中央政府離開大陸來到寶島，促成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潮，這種舉世罕見的經驗，真正檢視中國歷史，在此前，只有東晉的永嘉南渡與南宋的建炎南渡差可比擬。
或有人問：南明時期，從江南到雲南，陸續有四王稱帝抵抗清兵，包括福王弘光帝朱由崧、唐王隆武帝朱聿鍵、唐王紹武帝朱聿𨮁與桂王永曆帝朱由榔，這些人帶領軍政官員建立中央政府臨朝稱制，能否稱作「南渡」？我覺得，由於時間太短且規模不大（譬如紹武帝僅統治40日），並沒有真正造成大規模人民「未能有北返者」，因此這種現象尚不能稱作「崇禎南渡」。
再有人問：國姓爺奉永曆年號，帶領2萬5000名軍民渡海來臺，這些人「未能有北返者」，標誌着漢人社會在臺灣的確立，是否能稱作「南渡」呢？誠如沈寶楨寫給延平郡王祠悼念國姓爺的輓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國姓開臺誠然是曠古未有的一大事業，但明鄭政權並不是中央政府，同樣不宜稱作「南渡」。
真正的南渡，只能是指中央政府帶領其軍民大規模播遷於往南的異鄉，且把異鄉做家鄉，絕大多數軍民往後「未能有北返者」，這樣嚴格意義的南渡，中國的歷史上只有3回，且最後一回就是民國38年（1949）年的「民國南渡」，這使得「國姓開臺」與「民國南渡」各自在臺灣逐漸發展出閩南族羣與外省族羣，彼此因來臺的脈絡與意義不同，細部的族羣文化脈絡各有其特點。
譬如說，閩南人遷臺，來到臺灣經營與發展，逐漸落地深耕，固然有人會有「故鄉的鄉愁」，卻不太會有「家鄉的惆悵」，意即其始終有着家鄉，家鄉的四合院或三合院始終存在，或許有些家族的合院因環境變遷而面臨拆除，卻總會設立同姓宗祠祭祀，就算某些家族沒有宗祠，總會圍着宮廟而聚居，使得閩南人有濃郁的宮廟信仰（現在常稱作民間信仰），這都是後來遷臺的外省人沒有的文化經驗。
外省人共有的生命經驗是什麼呢？我想，就是始終流傳並掛懷着「離家與回家的記憶」，甚至這已經不見得是你本人的記憶，而是你祖父母或父母的記憶，但因爲這是你的家人，家人的耳提面命，使得你心中始終惦記着這些記憶，甚至這可能變成某種「渡臺神話」，這樣說並沒有絲毫負面的意思，而是想指出這種經驗的刻骨銘心：你的家人是活生生且血淋淋被拔出他本來的根基來到臺灣。
因被拔得太快且太急，甚至有人都還沒有跟父母妻兒告別，就跟着政府與部隊來到斯土，此生不得相見，或者再度成家立業，因此心中對於家人總懸着兩端，這種一輩子的痛，就是外省人的集體記憶。外省人並不是外星人，而是共構成臺灣人的重要族羣，我們的親朋中誰沒有外省人？甚至我們自己就有外省人的全部或局部的家庭背景，重拾這些記憶並不是我們的負債，反而是我們的資產。
如果從歷史類型來說，我會覺得《間關千里》是一本家族史的著作，裡面細緻刻畫每個人家中長輩來臺前的背景、來臺過程的心理與來臺後的生活，譬如徐漢昌教授的父親徐文珊先生家中清寒，常常夏三餐，冬兩餐，餓了早睡就不餓，甚至因米貴，過節纔會吃到米；劉幼琍教授的父親劉言品先生家中是佃農，看盡土豪劣紳欺壓鄉民，甚至看過兩人竹竿擡血淋淋的人頭掛上涼亭大門。
信世昌教授的母親毛冬琴女士家中很窮，每餐一兩道蘿蔔青菜或豆腐，年節買點肉，只夠切絲炒菜。十七歲時，日機轟炸，疏散到鄉下，見村民買不起油，廚房掛塊肥肉，炒菜時往鍋裡抹一下，就算有油；霍晉明教授則回憶：父母逃難到山西克難坡住窯洞，瘟疫每天擡死人埋，父親無計可施，只能要求煮水才喝，甚至老鼠有兔子大，嬰兒被咬死的事情屢見不鮮。
劉幼琍教授的父親劉言品先生是槍砲中士，回憶民國38年廣州撤退前，第四軍區怕其軍艦反叛，命保防官把全船槍砲的撞針拆卸下來。其父親擠過碼頭人牆，搭上軍艦，看見10公里人潮黑壓壓，像螞蟻蠕動前行，人人都要到臺灣，卻不知再沒有船來接了。同樣是本書作者的我，則從來沒想到我的外公陳秉貞當年竟然在同一天，與劉幼琍教授的父親劉言品先生各自從廣州搭軍艦撤退來臺。
其實，閱讀這本書，我竟然發現好些因緣妙不可言的連結，譬如我發現舒兆民教授的母親與我奶奶都是浙江定海人，其父親舒雲川先生與我爺爺陳受富先生後來都在船上工作，然而，他們共同的命運就是最終都回不了家；經歷過動盪的苦難折磨，我與霍晉明教授都關注着母親的「創傷後症候羣」，霍教授的母親關英嫺女士則很害怕家裡稍人入侵，每天睡前都要再三檢查門戶甚至將大門反鎖。
我母親陳履端女士有同樣的心理。直至現在，我每回稍晚回家，都要事先請母親不要把家中大門反鎖外還要上鍊條，我們住在大樓社區中，從外面進來已有數道門禁，我母親依然會害怕「有壞人來闖空門」，並且平日任何生活瑣事都常處於高度緊張不安的狀態，這不是言語簡單寬慰能解決的事情，我後來逐漸能體會「覆巢無完卵」的深度意涵，童年經驗對人一生的影響何其巨大。
還有好些引發我深度好奇，卻尚未得空與這些教授仔細討論。譬如，劉美君教授的母親關仲樑女士是滿清皇族後人，出生於官宦世家，她說母親作爲格格的嬌氣與霸氣，熱情好強是造就全家族不斷前進的推手，但有時是高壓與問題的來源；我的奶奶黎莉女士同樣如此，她出身於官宦世家，平日講話同樣充滿着貴氣與霸氣，這種生命氣質與生活處境的落差，常是我童年時期不斷在反思的議題。
接着，我想談談「回家的記憶」。外省人的回家記憶通常都充滿着悲欣交集。任弘教授的父親因出身軍統，開放探親時還不敢立刻貿然返鄉，等到其首度回鄉，最可悲的是他得知父親的死亡主因自己是「國特」，被列爲「反革命家屬」的黑五類，最終死在飢餓中。我的爺爺終其一生不肯回鄉，然而，當我替我的外公回鄉探親，卻聽到大表舅在臨終前告知他因我外公而在文革中受盡殘害的過往。
甚至有些人終生無法回家，譬如張雪媃教授特別提到其父親作家張放的小說《天譴》最終主人公於祥生「揚起了雙臂，宛如一隻振翅欲飛的蒼鷹，縱身躍向大海……」，他說這是「向海峽兩岸業已寫進歷史的兩位巨人做無言的抗議」。我爺爺的傳令兵殷廷陽來到臺灣後，常口無遮攔跟人嚷着「我想要回家」，被政府當作匪諜逮捕槍斃了，這是我的爺爺心中始終無法言喻的遺憾。
外省族羣的下一代普遍任職于軍公教警消，甚至有高比例任教於大學，這種現象豈是偶然？從這本書看出：當年跟隨政府來臺的人，常是知識青年，因抗戰而投筆從戎或變成流亡學生，無法完成學業常是這羣人的終生遺憾。王鳳逵教授的父親來臺前出身於地主，擔任過保長，變成流亡學生，來臺後做過各種工作，甚至選擇擔任最辛苦的清道夫，他犧牲自己奉獻給家庭，只是希望成就孩子的未來。
陳惠如教授的父親念省立洛陽師範學校，因洛陽淪陷而變成流亡學生，她在父親過世後翻看其日記，終於知道父親當年因工作遇到瓶頸，希望自己能成爲教師來完成其終生無法達到的志向。我的外公來臺退伍後終於得償夙願成爲高職教師，我的母親同樣擔任中學教師，這使得她這輩子有意無意間對我的教育，就是想要讓我做個老師，我常想：我們的人生並不是偶然，始終有累世的因緣在牽引。
這本書《間關千里》匯聚各自不同的家族故事，卻意外替我們勾勒出如此大量的相同或相異的悲歡離合，其實，這本書真是在替顛沛流離的時空留下最深刻且感人的紀錄，其意義極其不凡。裡面每個家庭的故事，不論我們個人有經歷或無經歷，閱讀其間，都會不禁令人掩卷深思：戰爭會讓無數人家破人亡，失志來自失憶，我們豈能不將將這些字字血淚的故事傳下去，讓大家都知道和平的可貴呢？
（作者爲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併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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