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中國國民黨莫忘當年領導抗戰（丘智賢）

七七盧溝橋事變當時報紙的報導，在北京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資料照片，記者林永富攝）

網傳國民黨將於8月29日舉行座談會紀念抗戰，若屬其實，無論從形式與內容而言，都與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貢獻極不相稱。多年以來，國民黨言及抗戰早就流於過場形式，自己也不知所以然，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80週年的紀念舞臺上，國民黨彷彿顯得黯淡無光。

事實自非如此，抗戰時期，中華民國仍屬訓政，按照訓政時期約法運作，其第30條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條文中又規定，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統率陸海空軍的國民政府，主席與委員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中國國民黨據此而領導抗戰。

誠然，國民黨政治菁英俱樂部的色彩強，而組織動員能力歷來較弱，北伐後全國完成形式統一，但黨內派系問題，中央與地方軍系的整合矛盾，甚而國共間的激烈鬥爭，都是現實挑戰，在其中，蔣中正是核心人物，國民黨紀念抗戰，自應從領袖蔣中正展開。

留學日本的蔣中正首度下野後，拜會日本朝野，希望日方正面看待當時中國北伐，雙方經濟合作，日相田中義一反希望國民政府以治理長江流域爲足，不願見到中國統一；次年繼續率部北伐的蔣中正，在濟南險些遭遇日軍毒手，黃郛、熊式輝等具留日背景要員均遭生命威脅，蔡公時不幸殉難，濟南慘案的切身刺激，當是蔣中正領導國民政府，從事抗戰準備之始，他曾於濟案一週年後，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明確表示抗戰決心，誓雪國恥，當時的蔣中正年方43歲，正值英年。

蔣中正對軍校師生講話情緒激越，意志堅決，但身爲領袖統帥，他心目中的抗戰之路，不是大力宣傳，而是低調準備，正如他所說，不要貼標語、喊口號，而該要多做兩個小時工作，這樣的做法符合保密與實效，卻常被外界誤解無所作爲，但蔣中正未曾動搖，他始終認爲，中國需要時間準備抗戰，才能與早已工業化的敵人抗衡，日本的最大弱點是，徒有物質而憑霸道，只要正義在我，堅持到底，必能獲得勝利。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迅速淪陷，如果張學良能夠堅持抵抗7到10天，國民政府對日交涉纔有可能，肥肉既已到口，日本怎願放棄，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中正，認爲中共勢力若盤踞長江流域，國民政府抗日將陷於兩面作戰，外界頗不諒解，原本有意率軍北上抗日的蔣中正，發現自己深陷政潮、學潮中，於是第二度下野。數十年之後，仍可聽聞有人誣以他不抵抗。

失去蔣中正的國民黨，難以維持政府運作，遑論準備抗戰，未久，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此前，經各方敦促，蔣中正重新參與國是，他明確在上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中央以第五軍支援第十九軍，國民政府並遷都洛陽，拉開戰略縱深，又召開國難會議，團結各界力量。淞滬停戰後國軍撤出上海，但保住了主權與行政權，這也可以視作全面抗戰爆發後，遷都重慶持久抗戰，對外宣言自衛，組織國民參政會的一次預演。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的十年，被外界習稱爲黃金十年，這十年在多不勝數的天災、戰亂當中，建立起了中央政府與法規制度的雛形，影響迄今，自屬中國國民黨的重要歷史成就，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又在長城啓釁，這次抗戰，國軍中的中央軍、西北軍系、東北軍系均有部隊參戰，蔣中正對於中日間的巨大軍事差異更有所感。

長城抗戰後，國民政府進一步加速抗戰準備，徐庭瑤率團考察歐美軍事，引入戰車等新式武器與作戰思想，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由國防軍之父塞克特及著名將領法肯豪森爲首，整理改造陸軍，並促成中德工業合作；空軍則在義大利總顧問勞第規劃下，建成獨立軍種：場站遍佈全國、初具航空工業、人才訓練不竭，作戰計劃明確；國民政府又根據平漢、津浦、隴海等鐵路線，以及黃河、長江水脈爲經緯，埋頭修築國防工事，以應作戰所需。

日本藉情報工作，對中國抗戰準備心知肚明，反而是國內輿論時常認爲，國民黨應對外侮無方，東北淪陷、華北危急，民意洶洶，蔣中正希望爭取時間，密令二十九軍在北方與日本虛與委蛇；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中正獲得廣大民意支持，日本對於中國的團結跡象也大感驚訝，而法肯豪森認爲，民國25年中國進步迅速，若再有幾年，抗戰大有可爲。

日本在中國時刻挑釁，盧溝橋事變中，藉口失蹤士兵口實不成，又誣指國軍射擊日軍，這種看到中國人就要欺負，看到中國政府就欲「膺逞」的念頭，我國主權已退無可退，蔣中正面臨最後關頭的和戰抉擇，他在南京勵志社召開國防聯席會議，全國軍政要員與會，表決時全體一致起立贊成抗戰，蔣中正事前難料這一結果，他領導的是一個形似統一，卻實爲多種關係組成的國家，因爲日本不斷進逼，方纔凝爲一體，蔣中正深慶內部團結，認爲是數百年來未有。

另一方面，國共共赴國難，中共習稱的統一戰線也是一個共同體概念，蔣中正發表談話，接受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紅軍改編後，在第二戰區、第三戰區戰鬥序列中；國民政府同意中共設立邊區政府，邀請毛澤東、董必武等參與國民參政會；善於宣傳與團結文藝界的中共，深度參與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在合作中雖摩擦與矛盾不斷，但一致對外的形式終究保持下來。

抗戰極端殘酷血腥，蘆溝橋抗戰後不到半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等主要城市均陷敵手，國軍精銳損耗大半，閻錫山見到蔣中正時，淚流滿面，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山西，大半盡入敵手，蔣中正內心也激動難忍，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學生子弟犧牲戰場，黨內元老頗多主張和談，當時看來，這是場看不到希望與盡頭的戰爭，中國勝利的希望何在？

但是，蔣中正以一肩而排衆議，意志堅強，面對橫暴，奮鬥到底，政府處決韓復榘以振軍紀士氣，國軍在津浦線力抗日軍，造成臺兒莊大捷，在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大學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中正被選爲總裁領導全黨，並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確定中國國民黨領導從事抗戰建國大業，針對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衆運動、教育等提出具體措施，不僅在軍事上求最後勝利，更要在戰時繼續推動建國事業。

中共對於抗戰建國綱領同表支持，毛澤東於《論新階段》中明確指出，在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在抗戰初期的巨大犧牲後，國民黨藉由團結各黨派、各派系，確立了抗戰到底的國家戰略，一城一地之失，對此毫無動搖，相對於日本對華策略反覆搖擺，和戰不定，國民黨的戰略正確與不屈鬥志，是抗戰得以勝利的根本原因。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出走，對於國民黨內又是一大考驗，但事實證明，抗戰已成全黨全國共識，即便少數官員軍人附逆，各界撻伐聲討更甚；民國28年底，國軍發動大規模冬季攻勢，日本訝異於國民政府在初期重大損失後，依舊能夠有效動員，組訓軍隊，對華戰事難以迅速落幕，日軍苦陷泥淖，越是戰術告捷，越是戰略失敗，中國以廣大的空間，決絕的犧牲，把日本拖上了不歸路。

中國戰場與二戰的歐洲、蘇聯、太平洋戰場大相逕庭，其他戰區是龐大物質力量的總體對決，中國抗戰則是在資源貧乏，對外交通線幾近斷絕情況下，展開的一場廣泛社會動員，無數在戰前鮮有國家觀念的鄉間青年，認識到抗戰救國的意義，勇赴戰場，憑着步槍、機槍、手榴彈等近戰武器，敢於對抗日軍坦克、火砲、飛機、毒氣，不勝不止，許多出徵將士，至今家人未知其下落；本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社會菁英，輾轉遷徙大後方，在最低劣的生活條件下繼續事業，在歷史上空前未見。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使得國家現代化進程由沿海而進入內地，凝聚起民衆強有力的認同感，影響迄今，值得自豪。

中國國民黨對於抗戰的更大貢獻，是藉由明確的戰略方向，改變了中國的世界格局，八一三淞滬抗戰、臺兒莊戰役、鄂西會戰等一次次戰役中，大量的新聞報導、戰場照片爲世界所見，國際見聞中國抗戰犧牲，印象逐步改觀，中國的外交格局，由抗戰初期希望各國制裁日本而不可得，到逐步獲得蘇聯、美國、英國的持續支持，國民黨在外交上訴求公理，對照日本的殘暴蠻橫，人心自見。當汪精衛成立僞組織時，英美立刻表示不予承認，日本戰略落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爲同盟國四強之一，得以廢除百年不平等條約桎梏，當聯合國憲章簽署之際，中華民國代表顧維鈞因我國首先抵抗侵略，出力最深，第一個簽字，這個歷史鏡頭，是所有中國人的光榮。

當然，蔣中正與國民黨很少對外提及的是，中國在盟國重歐輕亞、先歐後亞的戰略選擇下，長期遭到忽視，蔣中正希望盟國共同決策，未能實現，白種人的優越感，在外交上也處處可見。國軍首次入緬作戰，英方不願告知準確軍事情報，後續反攻印緬更是在英美支援承諾跳票的情況下，勉力而爲。當歐洲、太平洋戰場在1944年，經兩年礪兵秣馬大舉反攻之際，中國戰場卻是在7年的長期消耗，未得輸血的情況下，一退再退，不僅招致內外譏嘲，甚至有局勢逆轉之危，但在最艱苦時，身形消瘦的蔣中正仍未動搖初衷，他發起知識青年從軍，準備親上戰場，但實際上中國人力已經見底，每當看見那些瘦弱不堪的入伍士兵，蔣中正感到痛心無比，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國力幾乎已難支撐抗戰，人人幾乎都是勉強度日，一天捱過一天。

衆人皆知蔣中正代表中國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平起平坐，商量對日作戰與戰後東亞事務，但中國在出席前，並未被告知準確議程，邱吉爾對中國極不友善，羅斯福知道協力反攻緬甸承諾將要跳票，在政治上儘量同意中國訴求，蔣中正力主收回東北、臺灣、澎湖，扶持朝鮮獨立，獲得羅斯福的力挺支持，回顧歷史，若國民黨當時有所猶豫，歷史可能改寫；衆人也知蔣中正簽署波茨坦公告，看似風光，但實則美國大使赫爾利當時幾乎是用命令口吻希望立即簽字，公告條款上甚至原無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的表述，蔣中正之後自己用鉛筆加上後簽署發表，但對外爲了維繫盟邦團結，他從未向人提及這些難堪場景，而上述外交文件，如磚塊般逐步堆壘起了中國迄今的國際地位。

中國國民黨始終認爲，抗戰不僅關乎中國，日本也破壞了維持正義與和平的國際盟約，國民政府聲明自衛抗戰，不僅是爲領土主權，更是爲了公法正義；蔣中正早在黃埔建校不久後，就認爲軍校的使命，包含東亞的革命事業，解放東方被壓迫民族，早在全面抗戰之前，蔣中正就開始有系統地支持韓國獨立運動，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軍官訓練班，與星子特別訓練班當中，分別協助韓國臨時政府與左派朝鮮義烈團的青年幹部，抗戰期間，他們成爲韓國光復軍與朝鮮義勇隊的骨幹，之後對韓國政局也有相當影響；另一方面，臺灣青年也得到中國國民黨的支持，準備光復臺灣，曾就讀黃埔二期的李友邦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下組織臺灣義勇隊，另有陳嵐峰、王民寧、蘇紹文、黃國書、陳漢平等五位留日臺籍將領被譽爲五虎將，中國國民黨當時堪稱東亞受壓迫者的燈塔標誌。

國民黨在抗戰建國綱領中，特別列出教育專章，在主要城市多被佔領，學術機構遭日軍轟炸，青年學子流離失所的環境中，國民政府仍努力於維繫教育文化不輟，除了最爲世人熟知的西南聯合大學以外，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無數學校均在戰火中搬遷辦學，政府還組建了22所國立中學安頓學子，著名將領湯恩伯、王仲廉、李仙洲也兼任中學校長、副校長，國民政府又以各種管道，選送青年留學或見習，抗戰期間，培養鍛鍊了無數人才，臺灣熟悉的吳大猷、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璇均系代表人物，中共建政後的人才更不乏其人，對國民黨而言或有楚材晉用之憾，但對於民族並無虧負。

由於戰時的撫卹作業面臨諸多困難，132萬餘抗戰陣亡官兵當中，目前僅有40餘萬入祀於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還有許多人未知所蹤；勝利當年的雙十國慶，蔣中正頒給抗戰勝利勳章，中共方面，毛澤東、董必武以國民參政員身分獲頒，朱德、彭德懷、葉劍英以第二戰區序列獲頒，當年新年除夕，蔣中正在重慶林園舉行宴會，與葉劍英、董必武握手笑談的鏡頭至今仍可見到，，這也是抗戰國共關係的一個縮影。

抗戰勝利，是國民黨最光榮的一頁，而臺灣光復，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臺灣由日本殖民地重新成爲中國一省，語言、制度、社會皆需重新適應接軌，戰亂破壞亟待恢復，但臺灣一般民衆獲得了求學、就業、從政、言論多方面的開放空間，與日據時代不可同日而語。1940年代，臺灣同胞受過中學教育比例僅爲千分之三強，日本爲節約戰爭糧食，甚至要求臺灣民衆不許洗米，那絕非民進黨描繪的和樂之治，在幾近瘋狂的戰爭動員與皇民化運動下，臺灣同胞只要看着盟機投下的開羅宣言傳單，等待被解放的一天。

抗戰勝利當年，中國國民黨黨員人數，從民國28年的52萬餘，激增至311萬餘，達於頂峰，當中不乏軍隊集體入黨所致，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印在軍人的抗戰手本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更是當時軍人戰鬥意志之所寄，在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八十週年的歷史舞臺上，中國國民黨當然不應缺席，方能對歷史負責，有慰於烈士。當年多少黨員同志浴血前線，揮汗後方，歷史歷久而彌新。抗戰是兩岸共同的記憶，更是臺灣同胞獲得新生的歷史道路，不能被遺忘。

紀念抗戰不應是爭奪話語權的戰場，當年風雲人物俱往矣。在深刻回顧當日中國的奮鬥、犧牲、哀傷、喜樂時，切莫忽視抗戰的國際意義，當時多少與中國同樣愛好正義與和平的國家與人士，同遭戰爭荼害，同爲公理盟友。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已過80週年，但抗戰歷史的宏大畫卷仍如同一幅拼圖，留待後人以真摯的情感、深刻的研究、有力的宣傳去記憶與成就，這是一項富有意義但需時久遠的工程，國共均認爲本身於民族抗戰有功，何不共同努力，逐漸求其全貌？

（作者爲黃埔軍校同學後代聯誼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