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位未定論只是美方籌碼

（圖／本報系資料照）

美國在臺協會（AIT）近期重提「臺灣地位未定論」，引發外界揣測，是否意味美方將發起一場針對中國「一中原則」的新一輪法律敘事戰。然而回顧歷史，美國對臺灣地位的處理從未是爲臺灣設想，而是一種服務其戰略利益的政策語言，目的是保留彈性、避免被中國主張主權的話語所綁架。

早在1950年，冷戰初期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即向杜魯門總統建議，美國應否定《開羅宣言》關於臺灣歸屬中國的內容。他認爲，該宣言假設臺灣人民願迴歸中國，然而經歷日本統治與戰後變局，這一前提已不符現實。杜勒斯主張，《聯合國憲章》保障人民自決的原則應優先於戰時協議，未來若臺灣真與中國建立政治聯繫，也應考慮某種自治安排，以反映臺灣人民對自我治理的期待。

這樣的主張在冷戰初期構成「地位未定論」的法理基礎，其核心並非支持臺灣獨立，而是讓美國在對中關係、亞太政策與國際法之間取得空間。1972年美中建交過程中，美方在《上海公報》中僅「認知」（acknowledge）中方立場，從未「接受」（accept）中國對臺主權的主張，這種語言策略正是模糊政策的體現。從1970年代到2000年初期，美國儘管在實務上維持一中政策，但始終未放棄法理上的模糊空間。

小布希政府初期，對中鷹派曾打算重新推動「地位未定論」，認爲尼克森與季辛吉對中國讓步過多。惟911事件發生後，戰略重心轉移，相關論述被擱置，直至歐巴馬與川普時期，美中關係全面競爭下，「未定論」才又被政策圈重新提出，作爲抵制中國「一中原則國際化」的重要語言工具。

然而對臺灣而言，這場辯論的核心不在於歷史本身，而是如何套用至當前現實。即使美國與其盟友在法理上支持「地位未定」，但有哪國會僅因法律主張，在臺海發生衝突時挺身而出？國際社會的支持從不建立在法律語句，而是建立在利益與實力之上。

巴勒斯坦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即便聯合國特別報告明確指出，以色列可能構成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國際輿論在法理與道義上大多傾向巴方，但戰火至今未歇，國際社會的實質作爲極其有限。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在今日的國際變局中難道真的看不見？

臺灣若無法持續展現經濟實力、科技優勢與制度韌性，即使在法理上佔據道德高地，也難以獲得實質支持。更值得警惕的是，若臺灣內部真的認爲可以依賴「未定論」作爲主權論述主軸，甚至將其視爲自我定位的一環，可能反而削弱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若自認地位未確定，今天的政府憑什麼代表臺灣人民？

在當今強權競逐加劇的背景下，臺灣未來的空間只能由實力撐起，而非模糊論述可以支撐。如果我們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那麼「未定論」不過是他人手中的談判籌碼，與其說臺灣被誰犧牲，不如說是自己看不清現實。

反之，若臺灣能持續證明自己的價值，例如，科技產業的不可取代，以及作爲印太和平穩定的關鍵節點，其他國家即使面對中國壓力，也會思考與臺灣合作的可能。在國際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只有值得尊重的價值與無法忽視的實力。

當美國再次打出「臺灣地位未定」這張牌，臺灣必須審慎面對，看清楚這張牌，到底是幫助我們，還是隻是對方博弈的籌碼？只談地位、不談實力，甚至否定體制的合法性，只想靠意識形態壯膽的心態，能守護臺灣多久？（作者爲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