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等關稅看臺灣產業轉型突圍

從對等關稅看臺灣產業轉型突圍。示意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美國針對臺灣實施的20%暫時性關稅，像是一面照妖鏡，映出臺灣長期以來產業體質未能升級的隱憂與國際戰略佈局的被動。在國際談判桌上，臺灣不是第一次陷入左右爲難。從這次關稅談判結果來看，表面上是關稅的衝擊，其實早已超越經濟領域，直指國家整體治理能力、產業結構深層改革，以及地緣政治中的角色選擇。

更令人憂慮的是，美方的談判策略中，已明確導入232條款（調查進口產品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也就是將國家安全作爲課稅依據，對特定產業施加高關稅壓力。這種策略意味着，美國關稅政策將不再純以貿易逆差爲指標，而是以地緣戰略與產業控制權爲核心。對臺灣而言，這不只是輸出型企業的壓力，更關係到半導體、資通訊等核心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若無法在談判中有效保住科技產業的戰略價值，未來即便稅率表面降低，實質代價也將更沉重。

臺灣目前的20%暫時關稅，意味着談判尚未成功。政府希望將關稅與232條款整並談判，以避免「被剝兩次皮」，但這也表示短期內無法確定，產業壓力勢必持續累積。在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國已先行達成協議，交換條件包含數千億美元投資與市場開放。相較之下，臺灣在缺乏外交承認與直接溝通管道的情況下，被迫以較弱的籌碼在後段班掙扎突圍。這不僅是外交困局的反映，更顯現出國家整體談判系統的侷限與資源整合能力的不足。

責難並無助於局勢，真正值得探討的，是我們該如何從此困局中學習，重新建構具韌性的經貿戰略。首先必須拋棄「靠補助過關」、「坐等談成」的思維，政府應主動整合政策工具，啓動結構性改革。例如在補助資源配置上，應優先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數位化、生產流程透明化與市場多元佈局，不再單一依賴美國市場。此外也應加速建立ESG與節能減碳能力，以迎合國際供應鏈升級趨勢。

中小企業的角色，不應再只是被動承受的「壓力鍋」，而應是轉型的主動者。政府若能建立如「產業關稅應變平臺」之類的機制，納入民間意見與回饋，並以時間表設定轉型目標與資源釋放節奏，纔有可能在危機中創造重生。否則企業在看不到政策方向的情況下，只能自行壓縮成本、減少投資，形成產業萎縮與信心流失的惡性循環。

另一項不容忽視的，是整體國家的戰略佈局。現今的經貿政策早已不能只靠財經官僚主導，而必須結合外交、國安與產業政策。南韓能以能源合作交換低稅率，日本能大手筆投資美國皆非偶然。臺灣若不願或無法採取類似策略，至少應該清楚說明取捨與底線，而非以模糊策略應對民意與市場的不安。換言之，從總統到部會首長都必須具備更宏觀的視野與國際溝通能力，將臺灣從「被談判者」轉爲「策略協商者」。

此外也必須警覺川普的貿易政策是一套「動態出牌」的邏輯，不會在一次談判中畫下句點。根據過往經驗，美方將不斷以稅率、關稅延展、產業安全審查等手段拉高籌碼，再透過時間與耐心削弱對手意志。臺灣若無長期談判機制與風險管控計劃，很可能在一次又一次「驚嚇、驚奇、驚喜」的循環中被迫讓步。

當務之急，是重新思考臺灣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戰略定位。不應只想着如何躲過一輪關稅，而應該建構一套面對未來衝擊的經濟安全網，包括產業多元化、投資區域平衡、外交談判體系制度化等，並加強與友邦的協調，推動多邊貿易機制，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風險，更應該廣納產業、智庫與在野黨的意見，形成對外戰略上的全民共識，擺脫每次風暴都要重新摸索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