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從關稅戰談臺灣產業的調整策略

這次的關稅談判，其本質是重新安排雙邊經貿秩序的流程。 圖／本報資料照片

美國川普總統發起的關稅談判進入尾聲，最終稅率多少固然受到關注，但透過關稅處理的仍爲表面的現象，即使談出一個可接受的結果，或比起競爭對手爲低的稅率，一是這幾個月來的觀察不難發現，美方政策隨時可視情況再調整，二來發動此一作法背後的原因，是美國要改變不符合其利益的跨國經貿往來模式，因此以關稅爲突破口，掀起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臺灣產業對此變化的對策爲何，值得深思。

從美國政府的觀點來看問題，他對於長期經貿往來的對象，充滿不信任感，認爲之前的互動方式讓美國吃了不少虧，具體表現在產業出現外移、失業率走升、貿易出現逆差等現象上。不論是否認同其觀點，因彼此實力過於懸殊，對於美方發動的談判，大多數國家只能被動的接招，儘可能的把影響降低。此一名爲對等關稅談判的年度大戲，也擁有濃厚的政治談判色彩。

精準的說，這次的關稅談判，其本質是重新安排雙邊經貿秩序的流程，如果願意給付關稅之外的其他籌碼，也許能爭取到相對爲低的稅率，在此具有掠奪色彩的談判中，包括強調彼此間的產業互補性、願意協助美國再工業化等訴求，即使言之有理，也難以理服人，重點是，「算總帳」時能否令美方感到滿意。

以臺灣來說，包括大幅開放美國產品進口、擴大臺積電等高科技廠赴美投資、增加購買石油天然氣與軍火，乃至金融面上，容許新臺幣有相當程度的升幅、節制調節外匯存底偏高的美債持有部位等，都是可能的談判籌碼，我們只能安排好出手的順序，避免陷入更不利的局面。

真正要好好思考的是，面對此一時代的大變化，臺灣產業傳統的發展模式，要如何調整到一個更適合位置上，從政府的政策到企業的經營，都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首先是產業投資地點的調整，以臺灣爲主力基地的模式必須改變。企業投資決策的制定，主要根據成本精算與市場考量，決定佈局地點和規模，在不確定性提高的此刻更是如此。目前企業既有生產端供應鏈重洗牌的變化，又有開發美國以外市場的壓力，加上對美貿易順差全球第一的增幅，遭到對方緊盯不放，不利臺製產品繼續擴大市場，加上臺灣資源有限，客觀的說，應掌握的是關鍵技術與核心產品，而非爲打造臺灣爲大量產品的生產基地。

其次是偏重於生產事業的模式也要修正，擴大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由於以科技業爲主的企業表現精采，金融業長期以來，多扮演生產事業配角的角色，此模式的最大問題是，企業家運營過程累積的大量財富，其資產服務多由海外的專業金融機構協助，臺灣金融業偏重在融資面的支援並賺取利差，欠缺全方位金融服務的提供。

豐厚的金融資產何嘗不是臺灣既有的另一項經濟實力，若能透過鬆綁管制與提供優惠，讓金融業複製國際金融市場能提供的商品，對創造就業和提振經濟，一樣可以做出貢獻，何況根據科技產業特色開發出的新金融商品，其特殊性還可發揮引資的效果。

最後是分散市場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美國市場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也是臺灣產品出口最重要的目的地，但經此震撼教育，實應加快尋找並開發其他的市場，避免市場過度集中受制於人，談判過程還出現了股匯市的震盪，產業面的負面效應傳遞到了金融面。

要提醒的是，市場結構重新梳理的同時，決不要輕易的放棄任何一塊市場。坦言之，過去一段時間反覆提到的民主供應鏈說法，顯得過於一廂情願，兩大強權間的經貿互動，既多變也多重，既競爭又合作，談談打打無非是要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臺灣又豈能畫地自限，篤信「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的經貿形態，並讓自己只投入在其中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