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專欄》美衆院遲來的覺醒

美國聯邦衆議院通過《戰爭權力決議案》，要求總統川普若未獲國會正式宣戰或授權，必須停止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並撤軍。（美聯社）

美國當前真正的憲政爭議，不只是該不該對伊朗動武，而是誰有權決定戰爭。憲法將宣戰權交給國會，原本是爲了防止總統憑個人判斷把國家拖進戰火；然而數十年來，白宮逐步擴張軍事決策權，國會則漸次退居事後簡報席。這場圍繞《戰爭權力決議》的攻防，本質上不是單一外交政策爭議，而是美國民主體制對「帝王總統」遲來的一次覺醒。

日前，美國衆議院以215票對208票通過限制川普對伊朗軍事行動的決議，4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民主黨。這不是偶然的政治意外，而是多次表決失敗後累積出的制度反彈。票數移動像一道細小裂縫，劃開共和黨對川普近乎宗教式服從的牆面。這未必能立刻阻止炮火，卻至少讓白宮聽見一句華府最稀有的話：不。

王爾德若在，或許會說，美國國會最擅長的勇氣，是在事情失控後才發現自己曾經有權力。蕭伯納會補上一刀：政治人物反對戰爭時，往往不是突然愛上和平，而是選民開始計算帳單。伊朗戰事延燒數月，油價、航運風險、通膨壓力與選舉焦慮一起敲門；國會這纔想起，憲法第1條第8款不是裝飾品，而是一把被自己典當太久的鑰匙。

事實上，白宮主張停火代表敵對狀態已經終止，因此不再觸發《戰爭權力決議》的時限。但停火若仍需艦隊、封鎖與隨時可重啓的打擊能力維持，它就不像和平，反而像戰爭換上一件更體面的西裝。當政府一邊宣稱戰爭結束，一邊保留繼續開火的能力，語言便不再說明現實，而是替權力化妝。

本來，1973年的《戰爭權力決議》是越戰留下的制度傷痕。它要求總統若未獲國會授權，原則上須於60天內終止軍事行動，必要時最多再延長30天撤離。精神很簡單：總統可以指揮戰爭，但不能單獨發動戰爭。可惜半個世紀以來，歷任總統都學會華府的「黑魔法」：把戰爭改名爲行動，把開火改名爲嚇阻，把國會授權改名爲事後說明。制度存在50多年，卻常像一座紀念碑，提醒人民它曾經想要有制衡作用。

川普不是這種擴權文化的發明者，卻是最誇張的表演者。他把戰爭當作交易，把威懾當作秀場，把國家安全簡化成個人意志的延伸。尼采曾看見權力意志的深淵；今日華府則讓人看見權力意志穿上西裝、拿着法律備忘錄，宣稱自己只是「維持和平」。雨果筆下的制度悲劇，常不是惡人太強，而是守門人太晚醒來；美國國會此刻的困境也正在於此。

然而，這次反彈不能過度浪漫化，決議仍須面對參院程序、版本協調與法律拘束力爭議；即使送到總統桌上，也可能遭否決。它未必能終止戰爭，卻已經終止一個神話：川普並非永遠能讓共和黨國會俯首稱臣。這不是憲政勝利的凱歌，而比較像制度病牀上的一次清醒眨眼。

更弔詭的是，國會一邊質疑總統單方面動武，一邊仍持續批准龐大國防預算與對外安全援助。衆議院隨後又通過烏克蘭援助與對俄製裁案，顯示它不是突然變成和平主義修道院；它反對的不是美國使用力量，而是力量繞過問責。它想拿回的，不只是戰爭決策的簽名權，更是歷史責任的署名權。

建國者害怕國王，所以把宣戰權交給國會；現代美國害怕猶豫，所以把開火能力交還總統。於是在美國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象：國會握有宣戰的鑰匙，總統卻握有開火的遙控器。馬克吐溫若看見，大概會說，美國人從不缺制度，只缺在制度還有用時使用它的習慣。

衆議院是否突然醒了？也許。抑或只是制度遲暮前的一次反射動作？也未可知。民主有時不是死於政變，而是死於一次又一次默許的授權；不是死於敵人攻城，而是死於守門人忘記自己正在守門。如今，國會至少把手放回了門把上。問題是，它會真正把門關上，還是隻是在火光中，向歷史擺出一個像憲法的姿勢？（作者爲世新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