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觀察 | 不只是關稅的問題！在全球秩序系統性瓦解的當下，家族企業該有怎樣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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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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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等關稅”正式生效，美國對中國徵收104%的關稅，貿易戰火繼續。有意思的是，資本市場再現“東昇西降”。4月9日，美股三大指數收盤集體下跌，道指和標普雙雙連跌四天，而A股三大指數均漲超1%，連續兩天飄紅。此外，美債也遭遇大規模拋售，這種奇怪現象的背後邏輯，可以從全球最大對衝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的最新發文中找到答案。

達利歐稱“不要誤以爲當前正在發生的一切主要只是關於關稅的問題。”他認爲：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典型的全球貨幣、政治與地緣秩序的系統性瓦解。這類瓦解每一代人只會遇到一次，但在歷史上，它在類似不可持續的條件下曾多次上演。

那麼，全球秩序的系統性瓦解是特朗普對等關稅的“突襲”所導致的？還是本來就在逐漸的消融中？家族企業特別是鉅富之家，作爲全球經濟中最活躍的細胞單元，該怎樣在新舊秩序更迭的混亂中實現家業長青，又該有怎樣的擔當？

怎麼看達利歐所說的全球秩序系統性瓦解？

達利歐認爲，當前世界正經歷“一生僅見”的秩序崩解，其本質是以美國主導的多邊合作框架的舊有國際體系失效，而新秩序尚未形成，關稅等短期事件僅是系統性危機的表象。

當前全球秩序面臨系統性重構的驅動力量，首先是不可持續的債務與貨幣體系崩潰。當前全球債務結構失衡，美國等債務國依賴過度借貸消費，而中國等債權國通過出口積累債務資產。這種模式在去全球化背景下難以爲繼，因爲雙方互信缺失，美國擔憂供應鏈斷裂，中國擔憂債務償付。

美國債務規模已達臨界點，供需嚴重失衡，若赤字率無法從7.2%降至3%，將被迫通過債務重組、資本管制等極端手段調整，引發資本市場動盪。而且，美國國內教育、財富和機會的不平等加劇了民粹主義對抗，左翼與右翼陷入“贏者通吃”的權力鬥爭，導致民主制度妥協能力喪失，法治被削弱，強人政治可能崛起。

從全球範圍來看，美國單極主導的多邊體系被“實力至上”的單邊主義取代，貿易戰、科技戰和局部衝突頻發，國際規則逐漸失效。同時，技術變革與自然災害也對全球秩序瓦解起到了催化作用。AI等技術加速經濟、軍事和國際關係變革，而氣候危機如干旱、疫情等，進一步加劇社會脆弱性。

達利歐強調，這種系統性瓦解在歷史上反覆出現，通常以經濟蕭條、內戰或世界大戰等形式終結舊秩序，隨後建立新體系。比如1930年代德國通過關稅保護轉向民族主義，最終引發更大沖突。而歷史上像英國到美國的主導權轉移均伴隨劇烈動盪，當前美國主導力下降與中國崛起符合這一模式。

達利歐的觀點儘管帶有一些悲觀色彩，不過其對債務失衡、技術顛覆和權力轉移的洞察，爲理解當前全球動盪提供了重要視角，我們這顆孤獨的星球，又一次進入了多事之秋。

特朗普摧毀了什麼又想重建什麼？

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規則優先”多邊主義秩序，其基石是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確立的三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後發展爲世界貿易組織WTO）。然而，在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衝擊下，這些組織的權威性與執行力已顯著削弱，不過尚未徹底瓦解。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直接違反WTO核心原則，例如最惠國待遇（MFN）和非歧視性原則。美國以“國家安全”爲由加徵關稅，濫用WTO例外條款，且拒絕接受WTO爭端解決機制裁決。由於多邊貿易談判停滯導致WTO改革長期受阻，而美國單邊行動進一步削弱其協調能力。這次，中國、歐盟等就已直接採取反制措施，形成“以牙還牙”的貿易戰模式。

IMF與世界銀行也正在被邊緣化。美元霸權雖未終結，但美國通過關稅政策迫使貿易伙伴調整匯率，破壞了IMF倡導的匯率穩定機制。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則受地緣政治影響加劇，比如美國以“債務陷阱”爲由阻撓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合作項目，導致多邊開發銀行體系碎片化。

特朗普的政策目標並非完全摧毀現有秩序，而是重塑一套以美國利益爲核心、以實力爲基礎的雙邊交易體系。特朗普首先強調“美國優先”的單邊邏輯，通過高關稅迫使貿易伙伴讓步，同時以豁免關稅爲籌碼換取政治利益。並進行選擇性豁免與脅迫，對加拿大、墨西哥等鄰國暫時豁免關稅，但要求其配合美國產業鏈重組，對歐盟則施壓令其放棄數字稅等政策。

特朗普摒棄多邊規則，轉而依賴雙邊談判和“極限施壓”。其關稅稅率設定竟然基於簡單算術——貿易逆差/出口額，而非WTO的複雜評估，實質是以經濟實力強行定義“公平”。特朗普還通過技術封鎖和金融制裁強化美國在關鍵領域的控制權，構建“技術-金融-軍事”複合霸權。而且，美國也試圖用區域化替代全球化，推動“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特朗普的秩序重構短期內可能通過脅迫取得局部成果，但長期難以成功。其政策加劇了全球失序，反而可能催生區域化集團或新興多邊機制，比如金磚國家擴容，最終形成“無秩序的多極化”格局。

未來，全球將進入新舊秩序混沌的交替期。短期內，貿易戰升級與供應鏈震盪，WTO改革停滯，IMF被迫介入債務危機。而在中期，區域貿易協定（如CPTPP、非洲大陸自貿區）填補規則真空，其他貨幣會挑戰美元霸權。長期來看，若美國無法解決債務與產業空心化問題，其單極秩序將讓位於“中美歐三極共治”或“G20協調機制”。

總之，美國試圖構建的“強權雙邊主義”秩序缺乏可持續性，最終或成爲全球秩序漫長重構過程中的過渡階段。

秩序瓦解下，鉅富家族的擔當與自保

舊秩序的瓦解意味着既有規則、市場和權力結構的失效，而新秩序的形成將伴隨劇烈的價值重估與風險重構。在這個交替更迭期內，鉅富家族需以更前瞻的戰略視角，在擔當與自保之間找到平衡點。

在全球秩序瓦解與系統性風險面前，鉅富家族的傳統“避險策略”，比如資產分散、政治遊說等，已不足以應對深層結構危機，需將自身利益與更廣泛的社會穩定綁定，主動參與秩序重構。

鉅富之家要從財富的守護者變成秩序的共建者，成爲緩解社會撕裂、對衝民粹主義的“安全閥”。比如針對性慈善，資助教育平權、職業技能重塑項目，降低因技術替代導致的失業潮衝擊。還有就是發揮影響力投資的作用，通過ESG投資改善底層民生，避免貧富差距激化社會動盪，貝索斯的地球基金就聚焦氣候公平。而洛克菲勒家族當年通過資助公共衛生系統，在20世紀大蕭條中緩衝社會矛盾，同時維護家族長期聲譽。

此外，在填補公共治理真空、替代失效的國際協調機制方面，富豪家族也能發揮作用。像比爾·蓋茨基金會主導疫苗分配，就是利用家族網絡協調跨境資源，彌補國家間合作癱瘓。還有很關鍵的一點是守護文明底線，成爲防止極端衝突的“最後防線”。比如家族設立的文化遺產保護基金以及科學共同體維繫，資助受地緣政治衝擊的國際科研合作。

在新舊秩序交替期，貨幣、股權等財富的物理形態與法律、契約這些價值錨定物可能同時失效，家族需構建“反脆弱性系統”。資產配置方面，可增持能源基礎設施、農業用地、水資源權益。還可以進行非對稱性佈局，比如持有黃金、比特幣，以應對法幣崩潰，同時持有頂級科技公司股權，來押注秩序重建者。

真正長青的家族需超越被動適應，主動嵌入新秩序的價值鏈核心。包括：貨幣體系重構期的定價權爭奪、技術奇點下的倫理話語權以及氣候災難中的“新領主”角色。若美元霸權終結，提前佈局數字貨幣基礎設施，或控制大宗商品實體交割體系。還可以投資腦機接口、AI倫理研究機構，成爲人類文明與機器智能的仲裁界面。還有在北極航道、海水淡化、垂直農業等領域形成技術壟斷，獲得氣候難民時代的必需品定價權。

達利歐所警示的秩序瓦解，實則是文明存續模式的切換。鉅富家族若僅追求財富傳承，終將被系統熵增吞噬。唯有將家族命運與人類文明韌性深度綁定，通過技術儲備、倫理領導力和危機緩衝器功能，才能在新秩序中獲得不可替代的生態位。這不僅是擔當，更是最理性的生存策略——當家族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達成協同一致，方能真正穿越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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