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權利？何以法治？
象徵平等、公正的正義女神。（本報資料照片）
《法治東西談》。（新經典文化提供）
我自許爲一生以傳遞法律知識與他人溝通爲生的法律人，簡單的頭銜是律師，在理律法律事務所任職逾四十年的律師；也一直是在大學中講授法律的教授。
在傳統文化中，律師常被稱爲刀筆吏或師爺（或幕友、幕賓），都是古代衙門中的人物。刀筆吏以吏爲名，可知是基層公務員，是官僚體系的一分子；師爺則是官員的幕賓與策士，來去自由，並不是公務員，其與今日律師不同之處，則在法定執業資格之有無。人們的眼中，刀筆吏或師爺，其行止易與司法黃牛發生聯想，往往就是一種負面的角色，不是什麼好人。
香港使用粵語，今日猶稱律師爲狀師，是因爲前清時代已有此種人物。然則清代衙門中沒有賦予狀師代理出庭的法定資格與地位，只代人撰狀而已；卻也可能是鄉野傳聞中的正義之士。像是膾炙人口的傳統戲劇《四進士》中，創造了一個革退書吏宋士傑，搬演揭穿官衙黑幕，扳倒惡吏劣紳以拯救弱女的故事，迴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願望，就是此種人物的化身。
在傳統文化中，律師這種需要法定資格爲人出庭辯護的專業，其實從不存在。還有一齣戲叫《法門寺》，竟然將明代正德年間的惡宦劉瑾，無中生有地改寫成一個平反冤獄的角色，以求大快人心。在歷史文化記憶中，人們找不着爲人民伸張正義公道（也就是權利）做爲專業的人物，只能全憑想像附會，在戲劇中尋求安慰。也就無從普遍認識，何以律師這種專業竟在今日法治社會不可或缺。
我沒有做過公務員，既不是刀筆吏，也不是策士師爺，只是在民間傳遞法律知識的專業人員。在超過五十年的法律生涯裡，我發現自己所學的法律，與日常社會生活中人們認知的法律觀念，似乎有着絕大的鴻溝存在。譬如說，我在法學院講授《憲法》，說到人權是《憲法》存在的根本目的，學生們每每似懂非懂，我自信不是我的表達能力出了問題；而社會上也普遍不重視人權，甚至敵視人權。我們行憲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與人權觀念仍存在着明顯的隔膜，這是個文化現象。
其實，在傳統文化教育中成長的人如我，又何嘗不因傳統觀念的薰陶而受影響？上個世紀八○年代之初，我到達美國留學的第三個月，就遇到了一次震撼教育的洗禮。
當時麻州政府廣泛寄送傳單通知，從仲秋到次年春末，提供低收入戶燃料補貼，或者實報實銷，或者按照每月房租的四成發給現金。我也意外地發現，外國留學生也有資格領取同額補助。
在州政府辦公室內，我向承辦人員出示護照顯示我是外國人，再三確認是否具有領取補貼的身分無誤。在我以不可置信的態度，連問了數次之後，櫃檯後一位六十開外的老太太不耐煩地開口發問：「年輕人，我知道你是外國人；現在嚴冬將屆，外國人也是人，難道就不活了？」當然，我與在地的低收入戶一樣，如數得到了補貼。
我赫然發現，這話與美國憲法課堂上說到的，基本人權不因國籍而當然有異的原則，若合符節。原來真正歧視外國人的正是我自己！像是「內外有別」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文化觀念，都不足以當然構成否定外國人應受平等保護的法律理由。
回國之後，有個問題不時在腦海中盤旋：於留學時所接觸到的第一手憲政思想，如「權力腐人，絕對權力絕對腐人」、「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節制」、「無人可以居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拘束」等等來自西方，成就法律精髓的法治觀念，在中土世界的傳統中，特別是先秦百家爭鳴時的各種思想裡，難道從來不曾存在？
年近知命，開始在故紙堆裡、考古資料中求索，雖然偶或看到類似的靈光乍現（如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中子思說「恆稱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庶幾近之），但每也只能是吉光片羽，鳳毛麟角；全然缺乏制度性發展的土壤，則是文化史上冷冰冰的事實。
這也使我對一位歷史人物，明末大儒黃宗羲獨具隻眼的歷史觀察，產生了別樣體會。
在滿清入關而漢人建立的明朝傾覆，當時的漢人深覺面臨亡國滅種之際，黃宗羲曾經對於身處的傳統政治進行了澈底的反思與檢討，留下了一本名著《明夷待訪錄》。書中有〈原法〉一篇，開篇處即說：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
他說的三代之法是：「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
他又說，三代以下的法，也就是：「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在他心中，三代之法是無法之法，三代之後，則是非法之法，那法究竟該是什麼？他似乎在說，三代之法不存在，三代之後的法不該存在；無法勝於有法。真的長期存在過無法的社會嗎？有政府存在的人間社會，真的可能無法嗎？
我學的法，既不是三代之法，也不是三代之後的法，全是自西方傳來的法。
因爲，清末民初之際，在另一次人們感到有亡國滅種之虞之際，朝野痛下決心變法，試着從西方向中土世界引進亙古所未見的法律制度。簡單地說，也就是今天稱之爲《六法全書》裡的各種法律。這些法律，既無一是三代之法，也鮮少三代之後的法，恐怕也無一是人們的文化記憶中，所能真正認識的法。
我學的法繼受自西方，但也未必是已然繼受完全的法。在學習的時候，必定會問到基本的問題，法是什麼？法律追求的是什麼？以法律爲專業的人所學爲何事？
最常聽到的標準回答是，法律追求的是正義，律師是爲當事人伸張正義或權利的人。但是，正義又是什麼呢？如何才能找到正義呢？權利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則也是在問爲什麼需要學「法」的真正原因。
我學的法，正是東方與西方交會而發生重大思想碰撞後的產物。
這本書，或許是想整理交代一個文化現象，當東方與西方交會而發生重大的思想碰撞時，人們常會遇到三種問題：觀念問題、溝通問題，還有情緒問題。
不談別的，單單一個「法」字，東方與西方的認識與理解，就有着根本上的文化差距。這是歷史的產物，或許談不上是非對錯，但是可能根本左右了、也繼續左右着人們心中是非對錯的看法。這是法律繼受過程中，無法迴避而必須面對處理的觀念問題。
法律繼受，不能免於翻譯的需要。然則翻譯的學問也不簡單。外文一個字眼，一則詞彙，該怎麼翻譯，在什麼場合又該怎麼翻譯，都值得，也必須有個琢磨、研究、試誤、討論甚至辯論的過程，才能真正理解其原有的涵義；而且如果不能試着將自己的腳踏入原字原詞的文化步履之中，其實很難體會那隻鞋所包覆的腳，它走路的真正方法與產生的體會究竟爲何。
事實上百餘年來法律繼受的過程之中，有着大量囫圇吞棗的紀錄，而且，囫圇吞棗常常是從翻譯的時候就開始了。若干關鍵詞彙的翻譯，沒有經過仔細琢磨就加以使用，以致人們根本不能從譯文中理解原義，這已不僅是觀念的問題了，其實更是溝通的問題。試着發現並且化解翻譯之中所帶來的各種溝通障礙，應該是處理溝通問題的一個方法。
在法律繼受的過程中，人們的心中，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出現的，常常還會有種情緒問題。一旦百年屈辱襲上心頭，就不免發生疑問：我們爲什麼要學西方？
這其實是回到了問題的開始，是我們又不要變法了嗎？當年人們痛於受到西方壓迫，但西方從未壓迫我人變法。要變法，是受到壓迫之後產生的自主體會。正因爲要變法，所以纔要學西方之法！日本學西方變法，我們學日本學西方；然則要學變法，能不瞭解法的背後，之所以產生不同的法的法律文化嗎？
向人學習，不該虛心嗎？應該容由自尊或自卑的情緒成爲學習的障礙嗎？其實，現在說不學了，恐也來不及了。從憲法到民法，到刑法，到訴訟法，到商法，我們已經引進了、繼受了無數外來的法，都已成爲我們日常生活不可割裂的部分。
若是決定不學了，那是要回到什麼樣的變法前的時代呢？
想學而又不甘心，能學得會，學得好嗎？學習新的事物，不等於否定自己，拋棄自己。我們若要學，是不是該學着不帶情緒地學習，該不該試着處理學習中的情緒問題呢？
說到底，我們之所以需要學習變法，是不是因爲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所學習的對象所說的法究竟是什麼？法治是什麼？正義是什麼？司法是什麼？權利是什麼？無一不需要從頭學起。要變法，是否得清楚瞭解，要變的法究竟是什麼？問題很多，但簡單地歸結一句則是，我們究竟要不要在國人所熟悉的「馭民之法」之外，學習「馭王之法」呢？
於是，在摯友大春、美瑤夫婦的鼓勵之下，我動筆寫了此書。復蒙恩師陳長文先生與學長復甸宗兄慷慨賜序，補充了書中許多言難盡意的不是，也極大地豐富了本書的主題，衷心銘感；又勞同事王璇女士、陳靖緹女士與林葳同學再三悉心協助枝讎，並此致謝。寫就此書，作者已逾古稀之年。紙短汲深，曲曲微意，不揣簡陋，盼得讀者亮詧！
本書部分文字曾在我爲臺北律師公會的刊物《在野法潮》、《給個說法》寫的專欄文章中出現過，並此附志。（本文系《法治東西談》序，新經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