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美對中談判戰略 誘控中國牽制俄羅斯（臺傑客）

華府如今所操作的美中貿易談判，其實背後隱含三重意圖：一是測試北京是否願意在烏克蘭議題上保持低調或中立；二是透過有條件的貿易讓步，交換中國對俄援助的節制；三是創造中俄之間的不確定感，使彼此在信任上出現裂痕，降低協同行動的默契。圖爲川普與普丁資料照片。（資料照/美聯社）

美中再度重啓貿易對話，引發外界對「川習會」是否促成新協議的高度關注。許多評論者將焦點放在關稅是否下調、技術管制是否鬆綁，甚至中國是否會讓步於美方農產品與能源採購要求。但若僅以經濟利益衡量此輪談判的成敗，恐怕無法理解整體局勢的精髓。

事實上，美國當前與中國接觸的核心目標，是把關稅談判作爲萬用工具，嵌入在一場全球戰略排序中的大棋局裡。表面上是談貿易，實際上是爲重新定義中美俄三角關係，甚至是爲控制俄羅斯的戰略後勤補給線。對川普政府而言，在當處理俄羅斯議題時，中國不是關稅談判的終點，而是地緣戰略離間的工具。

自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便將莫斯科視爲當前最迫切的地緣政治威脅。北約強化東翼部署、烏克蘭軍援穩定推進、美方對俄國祭出金融、能源與科技等多層次制裁，構成當前歐美圍堵俄羅斯的「主戰線」。

但華府深知：俄羅斯能否撐得住，不僅取決於其自身資源與軍工能力，更仰賴其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略支援者，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北京雖未直接軍援俄羅斯，但在石油進口、金融交易、灰色晶片出口與國際話語等領域，持續扮演着戰略支撐角色。若這條生命線未被切斷，莫斯科便能繼續以「未封鎖狀態」對抗西方，進而拖延戰爭與制裁效果。

這讓美國不得不調整對中策略，從過去的全面圍堵與科技管制，轉向更具戰術性的「誘控」。華府如今所操作的美中貿易談判，其實背後隱含三重意圖：一是測試北京是否願意在烏克蘭議題上保持低調或中立；二是透過有條件的貿易讓步，交換中國對俄援助的節制；三是創造中俄之間的不確定感，使彼此在信任上出現裂痕，降低協同行動的默契。

與對伊朗、北韓或印度實施直接懲罰措施不同，美國目前並未對中國啓動第二輪重大懲罰性關稅，甚至在某些領域釋出暫緩對中晶片制裁的訊號，亦未將中國列入即將通過的《二級制裁法案》（Secondary Sanctions Act）主要對象。這一策略差異並非出於對中國態度的軟化，而是戰略計算的轉向：美國意識到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已逐漸從旁觀者轉爲潛在助力者，而若能以談判誘因促使北京保持觀望或降低對俄羅斯的協助，將有助於分化中俄，削弱俄國戰力，進而鞏固西方對烏克蘭戰線的壓制優勢。

美國之所以能運用談判作爲誘導工具，有幾個條件使得這一操作具備可行性。首先，中國仍在經濟結構調整與內部需求疲弱的情況下，極需穩定對美出口，特別是高科技產品與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的外銷動能。在面對青年失業率創新高與地方債務風險擴大的局面時，北京有必要確保部分對外經濟空間不被全面封鎖。

其次，美國仍掌握關鍵技術與晶片設備供應鏈的壓力點。儘管中國正加速本土半導體發展，但短期內仍難以擺脫對美國與其盟友（如日本、荷蘭）所控制設備與原料的依賴。美國若在某些非核心領域放鬆出口限制，對中國而言將是具吸引力的「戰略喘息窗口」，但也正是美國可以施加條件的槓桿點。

第三，中國對國際形象的敏感與對多邊場合話語權的追求，也讓其不願在此時被貼上「支持侵略者」的標籤。若北京被視爲俄羅斯的全面戰略後盾，不僅將遭遇西方制裁聯合封鎖的風險，也可能喪失在全球南方地區推銷「和平發展」論述的正當性。因此，中國在表面上傾向保持模糊與戰略曖昧空間，也爲美方製造「誘控」空間。

換言之，美方操作談判的真正邏輯，不僅是爲了產出一份關稅協議，更是設計一系列可預測與可調整的對中誘因，讓中國在包括可能售俄致命武器、購買俄國天然氣能源，在外交場域聲援俄國等攸關自身利益、俄中關係與國際形象三者間持續搖擺，停留在灰色地帶，保持可控模糊。這種「拖延決定」正是戰略分化的目的，只要北京在短期內無法與莫斯科形成制度化或軍事化同盟，美國的對俄壓力就能獲得緩衝與支撐。

不過，這樣的策略也暴露出美國當前外交政策中的一大矛盾：中國既是可被誘控的談判對象，又是必須被壓制的戰略競爭者。一方面，美國對中國課徵高額關稅，限制高科技出口，並重組全球供應鏈來減少對中依賴；另一方面，美國在亞洲推動印太戰略、強化對臺軍事合作，聯合日本、韓國、澳洲與菲律賓打造戰略包圍圈；在意識形態上，則將中國視爲主要威權對手。美國無論是在經濟外交軍事上，無一不是爲了防堵中國崛起；然而，在處理俄羅斯問題時，華府又不得不拉攏北京，試圖減緩其與莫斯科的聯動。

這種「既壓又誘」的雙軌策略，無可避免產生內部矛盾。但在現實政治中，國家往往需要同時與競爭對手維持接觸與施壓，因爲完全對抗可能引發聯合反制，而過度拉攏則會削弱自身優勢。其實這樣的做法，美國並非首次運用。

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國務卿季辛吉曾以「戰略三角」操作，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藉此牽制蘇聯。現在的華府更明確地意識到，同時在歐洲對抗俄羅斯、在印太地區壓制中國，將構成高成本的「兩線作戰」風險。因此，透過暫時誘控中國，維持中俄之間的距離，就成爲減輕烏克蘭戰線壓力、爭取戰略緩衝的重要工具。華府所追求的，其實就是一種最小風險中的最大操作空間。

川普本人並非制度性國際主義者，他對多邊貿易、國際組織與聯盟責任長期抱持懷疑。他更傾向以「條件交換」與「極限施壓」作爲外交主軸。因此，無論對盟邦或對手，他都善於操弄關稅與談判節奏。

對臺灣、日本、韓國等盟邦，川普以高關稅與軍費分攤作爲談判起點；對中國，則以封殺晶片、高喊脫鉤爲先，再以談判釋出鬆動訊號，吸引對方重新評估風險與利益。這是一種典型的排序型談判策略：先分清誰是主戰線、誰是可動員者、誰是可延後對付的角色。

此刻，俄羅斯是必須立即壓制的主體，而中國，則是可以被暫時誘導的潛在變數。這種邏輯下，貿易談判便不再只是關於經濟，其目的是控制北京與莫斯科的戰略連動性。

這不是臺灣主導的談判，但臺灣的未來卻可能深受其影響。若美中達成某種戰略默契，臺灣議題有可能被戰略性擱置，例如減少高層互訪、延後軍售、放緩經貿協議進度，作爲美方對中談判的「降溫訊號」。這不代表美國背棄臺灣，而是反映出其優先處理俄烏戰場與全球戰略縱深的現實排序。

然而，只要臺灣不在這個過程中製造不可控的麻煩、不強行要求與華府對齊激進立場，美國多半仍願意在底線之上維持對臺承諾。畢竟，臺灣仍是第一島鏈的核心節點，其地緣與科技價值不會因談判而消失。保持穩定、避免躁進，纔是臺灣在此一階段最務實的策略。

美中談的，不是協議，而是戰略操作。只是一種節奏管理、訊號釋放與優先排序的工具。美國試圖以其全球戰略排序爲核心，試圖誘控中國、制衡俄羅斯、維持單極主導的地緣架構，其目的是藉由與中國維持模糊接觸、有限合作，讓美國得以在對抗俄羅斯的同時，降低兩線作戰的壓力。

這不是我們的談判，因爲談判的主軸不在臺灣，然而我們的未來卻可能深受其影響，正是因爲這場談判背後所牽動的戰略邏輯，將直接影響到美中關係的互動節奏，進而改變美方對臺政策的排序優先權。這正是臺灣當前所處的真正困境，也是最需要保持清醒與節制的時刻。

（作者爲國際關係博士、前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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