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年輕人，已經開始有意識少用手機了

參考消息網6月13日報道 據西班牙每日新聞網站6月2日報道，在Z世代（大約出生於1997年至2012年間）年齡最大的一批人中，經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並伴隨着一種共同的解脫感：“至少我們的童年沒有社交媒體……”各種應用程序和社交媒體平臺在他們青春期開始時才“登場”，因此並未成爲他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Z世代當中的大多數人如今使用手機的時間可能已經超過了不使用手機的時間。

根據斯馬特梅分析公司2022年發佈的《分世代數字消費者》報告，Z世代平均每天使用手機約4小時15分鐘，其中大概一半時間花在社交平臺上，即每天接近2小時。這相當於每週結束時，他們累計使用手機的時間超過一整天。

“社媒吞噬了部分生活”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這代人可能已經開始感到倦怠：那些曾經對父母所說的“快放下那該死的手機”翻白眼的人，現在發現自己也加入了像“我們的父母是對的，手機真該死”這樣的潮流。在TikTok或照片牆（Instagram）上分享的很多視頻中，年輕人展示自己置身大自然、閱讀書籍或與朋友共度時光（而且沒有使用電子設備）的生活片段——不過矛盾的是，他們是通過手機分享和觀看這些內容的。

“我是那種十二三歲就開始用社交媒體的人。我以最天真的方式開始了社交媒體之旅，沒有任何教育或指導，隨心所欲地發佈內容，毫無節制。我很同情當年那個盲目闖入社交媒體、沉迷其中而未能意識到問題所在的青少年，”23歲的馬德里女孩葆拉回憶說，“那時我並不覺得自己上癮：我覺得自己與周圍環境步調一致。”

1998年出生的卡洛斯說：“我們大多數人從未接受過關於如何使用社交媒體的教育，因爲我們的父母不是在社交媒體環境中長大的。我們沒有榜樣。我們幾乎是第一個證明社交媒體會吞噬時間的例子。它們吞噬了我們生活的某些部分。”

但這羣在缺乏工具和限制的情況下踏入網絡世界的年輕人，現在正試圖用自己的方式應對局面。然而，專門研究新技術成癮的心理學家馬克·馬西普指出，由於算法的設計方式，這可能會變成一件非常令人沮喪的事情。

馬西普說：“開汽車需要學駕照，但在社交媒體這件事上，他們卻是在‘無證駕駛’。” 這一點，再加上接觸電子設備的年齡太小，可能形成一種危險的“雞尾酒”。

有意識控制手機使用

在那些下定決心要有節制地使用手機的人當中，有些人可能已經持續戰鬥了數年，積累了多次失敗的嘗試。22歲的阿德里安就是這種情況。他花了一兩年時間試圖找到關鍵方法。

他說：“我試過不同的策略，比如在家關閉手機、給應用程序設置帶密碼的計時器或制定時間表，但最後總是功虧一簣。我決定少用手機是因爲每天結束時，我記不起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看了什麼。”他現在正在嘗試更“激進”的策略：刪除了自己的X和TikTok平臺賬號，並且只通過電腦訪問照片牆。

對於與阿德里安同齡的女孩露西婭來說，一切是在疫情期間失控的。儘管她的父母確實試圖設置限制——尤其是在晚上——但在那時“完全失效了”。她每天使用手機長達7個小時，並注意到自己難以集中注意力。

恰恰是在疫情暴發後的幾個月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問題的增長創下了歷史新高，與1997年相比增長了300%。最近的一份報告將這一上升趨勢（始於2012年）與無限制的高速互聯網接入以及“旨在最大化青少年使用時間、捕捉其注意力和數據”的社交平臺的使用聯繫起來。

現在，露西婭已經成功“剎車”。她安裝了兩個限制手機屏幕使用時間的應用。其中一個到了晚上11點就會鎖住她手機上除鬧鐘和接打電話之外的所有功能。這是一個只能用密碼解鎖的應用，密碼只有她住在另一個城市的姐姐知道。露西婭說：“我覺得這很管用，因爲我無法更改密碼。”第二個應用只允許她每天使用照片牆等社交媒體35分鐘。她表示：“與疫情期間相比，我已經減少了大約3到4個小時的手機使用時間。”

24歲的詹妮弗和26歲的卡洛斯也在努力。對詹妮弗有效的方法包括將手機設置爲專注模式（休息模式），並關閉所有通知和來電提醒。

卡洛斯則利用一款應用程序專門限制最具成癮性的短視頻內容。他還對所有應用程序“上鎖”，每天最多隻能用6次，每次10分鐘。他說：“當你想打開應用程序時，會彈出一條消息詢問你是否確定要這樣做。你可以設置這條消息顯示多少秒後再做決定。我定的時間是5秒鐘。這避免了衝動行爲。”

通過這樣做，卡洛斯將使用手機的時間從每天7小時減少到了2小時。他說：“我現在能讀更多書、畫畫、做那些我一直喜歡但以沒時間爲藉口而沒做的事——也許，社交媒體正是過度佔用我時間的原因之一。我進行了更多運動，出門更頻繁，也更有創造力了。我也感覺不那麼疲憊了。”

創建個性化“數字飲食”

心理學家馬西普解釋說，“沒有一種通用方法對所有人都有效，就像沒有一種健身或營養計劃對所有人都有效一樣”，但他鼓勵每個人創建自己的“數字飲食”（關於你打算花多少時間在手機上或在哪些情況下不使用手機的規則）。

如果某人在反覆嘗試遵守這些數字規則時未能成功，他建議尋求專業人士幫助。他說：“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爲社交媒體的力量非常強大。”

馬西普強調：“當人們向我尋求簡單、通用的個人解決方案時，我會提醒他們說沒有這樣的方案，因爲需要政府介入，也需要科技公司真正致力於解決方案並保護兒童和成人。如何保護？消除那些明顯具有成癮性的算法。”

他還深入探討了應在學校或企業等場所對兒童和成人進行培訓的必要性。家庭環境也至關重要。他說：“除了父母自身需要做出良好表率並保護好自己之外，重要的是不要在適齡前讓孩子擁有電子設備。具體來說，不建議在16歲之前提供智能手機。”

葆拉反思說：“時至今日，我腦子裡深深印着一個想法：我花在手機或各種屏幕前的時間，是我錯過散步觀察大自然、在一家從未去過的咖啡館吃甜點、甚至去朋友家聊天的時間。我們的注意力終究是一種我們用來支付的貨幣。你付出的代價是所有這些浪費在通常對你的生活有害且無關緊要的刺激上的時間。”（編譯/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