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賈康：大力提振消費，要落在“系統集成”的思維框架上

今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交出了前七個月的階段性“成績單”。剛剛公佈的7月國民經濟數據，雖然部分指標有所波動，但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凌暉表示，主要指標累計增速保持總體平穩，就業物價總體穩定，經濟平穩運行態勢沒有改變。

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下半年宏觀政策要“持續發力、適時加力”。會議還強調，要有效釋放內需潛力。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在擴大商品消費的同時，培育服務消費新的增長點。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擴大消費需求。高質量推動“兩重”建設，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擴大有效投資。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諮詢委員，中國財政學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從今年以來的經濟表現看，下階段如果沒有大的意外，全年增長在5%左右的目標應該能夠實現，比較大的可能性是在5%以上。但他也提醒，當前不確定性因素還比較突出，企業微觀與宏觀數據之間的“溫差”比較明顯。

對於提振消費，賈康認爲，要落在“系統集成”的思維框架上，所謂“系統集成”，是要把消費、投資和整個經濟運行打通來理解。

此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發佈的新聞稿中沒有直接提及“房地產”，但強調“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對此，賈康認爲，城市更新不能狹義理解爲存量的更新，一定是把存量的升級更新與增量供給“好房子”的升級更新，統籌規劃爲高水平通盤安排。

此外，針對當下備受關注的“反內卷”，賈康認爲，治理“內卷”式競爭，需要“標本兼治”，在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的同時，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實現“治本爲上”。

全年增長目標應該能實現，但不確定性因素還比較突出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能否完成全年5%的增速目標？

賈康：從今年上半年的表現看，GDP增速都在5%以上，雖然二季度比一季度下行了一點，但還有5.2％的成績，現在最新的一些數據顯示情況也還可以。所以今年下一階段如果沒有大的意外，全年增長在5%左右的目標應該能實現，比較大的可能性是在5%以上。

今年以來，經濟表現的一個亮點在於，高科技、製造業的增長明顯比經濟增速要高一些，工業結構優化也就成爲亮點。另外，外貿交出一份很好的成績單，當然這其中有多種原因，美國“對等關稅”出臺之前大家搶出口、抓訂單，後來“對等關稅”剛開始不久又有了應對方案，有兩輪的暫停90天，當然也體現出中國經濟有一定的韌性，可以根據一些情況變化及時調整，有迴旋的餘地，可以說上半年的外貿成爲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因素。

但是，現在要看到不確定性因素還是比較突出，企業微觀與宏觀數據之間的“溫差”比較明顯，最近大家關心的一些事情，也帶來一些不安，比如規範繳納社保，是否應該有個政策“緩衝期”？因爲實際最受影響的是大量小微企業，處於臨界點上，一個小變量可能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這些企業支撐着大量就業。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下半年，宏觀政策要持續發力、適時加力，您認爲下半年宏觀政策空間有哪些？

賈康：政策空間還是很大的，比如剛剛公佈的個人消費貸和服務業經營貸財政貼息政策，說明政策工具箱裡的工具可以酌情出臺。現在看來，中央強調加快政府債券發行使用，可能有一定針對性，從上半年看，公共債務的發行與上一年相比進度慢了一些，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要求是非常明確的，下半年一定要貫徹。中央政治局會議總體要求是適當加力，當有必要的時候，對加力的政策是可以期待的。

大力提振消費，要落在“系統集成”的思維框架上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今年以來的一些促消費政策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賈康：促消費政策對消費的進一步拉動和提振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以舊換新政策，這是一系列促消費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另外一些相配套的就業優先、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等政策，實際上在支持就業的同時，就會一定程度上增加民衆消費能力，支持消費潛力釋放。

從消費的一些局部表現看，我覺得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像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反而沒有明顯表現出消費提振的風向標作用，其實上海也在努力發消費券等，但效果有待觀察，值得很好分析。我認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公衆預期仍然沒有充分地向好，這與當下民衆普遍對遠景看不明朗，認爲要更謹慎地消費有關，所以現在中央強調的預期管理特別有意義，對如何提振信心、改善預期，要抓住不放。

短期政策對提振消費有一定效果，但是更長期的，要看經濟景氣能否穩定提升，企業活力能否迸發，市場信心能否明顯恢復，使民衆在消費方面有底氣有能力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爲使市場層面解除顧慮、預期向好，還得密切跟蹤，看看除了短期政策因素，其他一些中長期起正面作用的因素是不是能夠切實體現出來。

澎湃新聞：您認爲下階段提振消費的關鍵是什麼？

賈康：要全面領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強調提振消費的後面緊跟着的“高質量推動‘兩重’建設，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擴大有效投資”，這是全面擴大內需的通盤考慮。

大力提振消費，要落在“系統集成”的思維框架上，這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系統集成”，是要把消費、投資和整個經濟運行打通來理解。

下階段，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支持政策落實，提升經濟景氣。穩定和增加就業，特別需要擴大有效投資。當前階段，企業仍然有面對不確定性表現出來的投資意願不足，這時候就必須有政府加入，在有效投資上發力，但政府發力參與的投資並不是去做企業做的一般市場競爭性投資項目，政府應該發力聚焦的是推動“兩重”建設，以景氣和環境改善，引導企業對前景看好，使企業的投資跟着活躍起來，從而增加就業。而且政府的“兩重”帶有以工代賑的特點，一開工就會形成就業，後面跟着由這種就業穩定支撐形成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再加上解除後顧之憂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這樣就能夠提振消費，而不是簡單隻靠一兩項短期刺激政策來推動。要有綜合的政策，以及中長期長遠的支撐力和環境，來實現可持續的消費提振，這是一項系統工程。

城市更新，既有存量的優化升級，還有增量的拓展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今年以來的物價走勢？下階段如何緩解物價低迷？

賈康：應該講，雖然CPI有穩住的跡象，但還是和讓人比較滿意的狀態有距離。

一般的運行經驗，CPI在1%以上到3.5%以下是最好的狀態，不要接近4%，那樣就可能由溫和的通脹變爲有壓力的通脹。我們現在不擔心CPI走高，仍然要注意CPI能不能繼續往上走一走，達到1%以上其實更好。

下半年，還是要堅定不移擴大內需，優化結構，提升經濟景氣。經濟景氣提升了，經濟活動活躍了，物價就有可能更多地衝抵掉通縮因素。CPI還得鞏固，繼續往上走，PPI要爭取儘快結束連續下降局面，現在已經連續34個月下降（約十年前曾經有連續56個月的下降）。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落實好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這對下階段的房地產市場提出怎樣的要求？

賈康：城市更新是一個綜合概念，首先是城市裡已經形成的房地產，這些基礎設施、硬件都要更新和升級，但我理解城市更新從廣義上來講，除了存量的優化升級，一定還要有增量拓展中的優化升級。

我們現在真實城市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67%，要看到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才48.3%（截至2023年底），實際上還有相當可觀的城鎮化空間。全中國3000多個區縣以上行政區劃中，有大約700多個增長極區域，它們主導性的引領全局的發展趨勢，就是其城鄉接合部要外推，那麼在房地產上，就要有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換代，這裡面不僅包括住房，還包括工業房地產、商業房地產等其他類型的房地產，由這些增長極帶頭，房地產仍然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城市更新不能狹義理解爲僅僅是存量的更新，一定是把存量的升級更新與增量供給建“好房子”的升級更新，統籌優化爲高水平的通盤安排。房地產新的階段特別強調提供好房子，好房子有一系列指標，既包括新房子怎麼建，也包括老房子怎麼改、怎麼優化。

澎湃新聞：當前外部環境依然面臨不確定性，您對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怎麼看？

賈康：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可能在一些原來典型的增長極區域出現了外資的流出、撤資，原因當然要具體分析，但是面上來看非常值得警惕。一些個別案例要警惕帶來負面效應的發酵，讓外資感到沒有寬鬆的發展環境了，帶來連鎖反應，這都值得好好總結。中國一定要堅持雙循環，堅持擁抱全球化，要繼續歡迎外資到中國來投資發展。製造業的外資准入限制已經“清零”，其他方面的進步也要跟上，我們應該做好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制度建設工作。

治理“內卷”需要“標本兼治”

澎湃新聞：近期高層多次強調市場有序競爭、反內卷，如何平衡監管力度與市場活力？

賈康：“內卷”肯定是不良競爭，以外賣平臺“補貼大戰”爲例，這些補貼動輒高達數百億級，其背後涉及市場價格調節機制的失靈、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機制的缺乏、“內卷”大勢下無可奈何的選擇、相關工作人員從業環境的干擾、資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費、相關商戶不同類型的損失等複雜因素和不良表現。這在實際生活中引發了較爲嚴重的扭曲效應，衝擊正常的市場秩序，對市場主體造成傷害。

爲什麼會形成“內卷”？國外未必完全沒有“內卷”，但不像中國現在表現得這麼明顯，中國市場上的參與競爭者，如果面臨公平有序競爭的“優勝劣汰”前景，那麼比拼補貼、比拼消耗是大家並不願採取的生產經營方式，而現在這種情況卻實際發生了，於是我們就得探究：是否存在着使“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消解的因素？不同的競爭者中，有相當一部分自認爲有特殊的背景，可使自己以軟預算約束方式或“燒錢”模式進入“內卷”，坐等競爭對手出局或潰敗，而多方的信息不對稱又以這樣的判斷相互交織而形成紊亂的非理性局面。

現在高層已經重視，已經在約談指導，行業也在自律，我認爲，除了進一步地凝聚共識，大家在行爲方面強調理性之外，還是要強調整個市場怎麼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以保護產權公平競爭，促進優勝劣汰，兼併重組。應該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迫切需要按照二十大要求的“高水平”加以完善。解決問題，顯然需要“標本兼治”，在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的同時，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體現“治本爲上”。

平衡監管力度與市場活力，應該在企業負面清單、政府正面清單加責任清單的基礎之上，更好地保護產權、公平競爭。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顯然還要考慮，但是不能僅按政府管理環節少數人的偏好，對某些企業簡單地實施政策傾斜，而應該“對事不對人”，凡符合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行爲，給予政策傾斜支持，不符合的就加以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結合，是追求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往前推進，而消除低水平的內卷式紊亂的競爭狀態。要特別注重以市場制度建設，讓市場有效和有序，同時，政府自己要“有爲”加“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