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民粹型國家領導人與世界大戰的陰影（鍾厚濤）

對於民粹型國家領導人而言，他們不僅需要順應民意，更需要製造民意。某種意義上來講，受聚旗效應影響，一場戰爭的爆發，或許更加有利於民粹性國家領導人的民意支援和選舉連任。圖爲川普與普丁討論俄烏戰爭的未來走向。（美聯社）

當前，受全球經濟下行、社會不平等加劇、「逆全球化」思潮崛起等多重因素影響，民粹型國家領導人在全球各地強勢登場，其非理性的決策模式，給各國政治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景象，也爲世界和平發展投下巨大變數。

聚旗效應與民粹型國家領導人對戰爭的渴望

所謂「聚旗效應」（Rally’round the Flag Effect），是指在國家面臨危機或外部威脅時，民衆傾向於站在國旗之下，聽從或支持國家領導人的決策，國家領導人的民意支援度也會迅速提升。例如，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無論是俄羅斯總統普丁，還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民意支援度都在高位運行。

對於民粹型國家領導人而言，他們不僅需要順應民意，更需要製造民意。某種意義上來講，受聚旗效應影響，一場戰爭的爆發，或許更加有利於民粹性國家領導人的民意支援和選舉連任。

聯合國式微與國際秩序的碎片化

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週年。80年來，聯合國爲維護世界和平與全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毋庸諱言，今日的聯合國，正在面臨着空前危機。無論是以色列公開把聯合國諷刺爲「馬戲團」，還是美國接連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聯合國專屬組織，都顯示聯合國的權威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整個國際格局也正在加速失序。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0年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應運而生。國聯在上個世紀20年代曾經爲維護一戰後的世界秩序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30年代逐漸式微之後，也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重要伏筆。

歷史不會機械地重複，但也會有驚人的相似。回顧100年前的國聯，再來反觀今天之聯合國，或許會讓人幾多感慨。

世界歷史的後世書寫與國際格局的當代危機

世界史與國別史不同，很多國家都有「當代人寫當代史」的傳統，但世界歷史卻往往是「後代人寫前代史」。這就意味着，對於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定位和定性，往往都是由後來的歷史書寫者完成的；當時的很多親歷者，卻往往因爲無法拉開歷史的縱深視角，而對該事件的認知存在着「盲人摸象」的困局。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當時的人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正處於世界大戰。只有到了1920年代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纔有了「世界大戰（The World War）」和「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的概念。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爲了區分兩場戰爭，後來的人們才把1914至1918年的戰爭正式命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或World War I）。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動盪不安。僅以2025年爲例，此前的俄烏衝突尚未結束，中東戰火又被重寫燃起，蘇丹內戰不止，海地幫派暴力繼續，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領土爭端重新上演，盧安達與剛果（金）的戰爭一觸即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領土爭端進一步升級，泰國和柬埔寨的炮火相向......

凡此種種，都讓人感慨今夕何夕？都讓人憂心這些暫時還是區域性的衝突，未來會不會進一步升級擴散，進而由點串線、由線成面？都讓人懷疑，未來的世界歷史研究者，會去怎樣書寫今天的世界格局？

（作者爲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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