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從關稅到氣候風險 銀行業的社會責任與挑戰（汪渡村、汪子博）

金管會示意圖(圖／吳靜君攝)

近年來，全球經濟環境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我國銀行業正同時面臨疫情後復甦的不均衡、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衝擊，以及國際經貿摩擦的加劇。尤其是美國近期提高關稅與美元匯率走強的雙重壓力，對臺灣出口導向型產業與金融市場造成連鎖反應。關稅上升使我國部分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力下降，利潤空間被擠壓；美元走強則推高進口成本，增加企業營運負擔，也使得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償還壓力升高。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業的社會責任不再只是形象塑造或公益行動，而是與金融穩定、產業韌性與國家轉型目標息息相關的核心任務。

國際研究指出，銀行在危機中若能積極推動環境與社會（ES）行動，不僅有助於降低信貸與流動性風險，還能在市場信心低落時維持營運穩定。這種效果主要來自於銀行透過永續投融資、社會參與與內部治理改革，累積了長期的社會資本與利害關係人信任。以臺灣目前的情勢來看，受美國關稅與匯率政策影響最大的，多爲出口製造業與進口依賴度高的產業，這些企業一旦現金流緊縮，銀行資產品質可能面臨下行風險。如果銀行能將 ES 行動制度化，例如主動扶植低碳、高附加價值與市場多元化的產業，不僅能協助企業減緩衝擊，也能降低自身的不良貸款比率與市場曝險。

Wu 與 Shen（2013）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重要視角——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動機與效益。他們將銀行的 CSR 動機分爲策略性、利他性與漂綠三類，並以 2003–2009 年間 22 國 162 家銀行的數據檢驗其與財務績效的關係。結果顯示，策略性推動 CSR 的銀行，在資產與權益報酬率、淨利息與非利息收入等指標上表現顯著優於同業，且不良貸款比例更低。這意味着，當 CSR 與經營策略緊密結合，而非淪爲短期公關活動時，能同時創造社會價值與經濟效益。對我國銀行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在關稅與匯率雙重壓力下，部分產業的財務風險可能迅速上升，銀行若能透過 CSR 引導資金支持轉型能力強、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就能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保護自身資產安全。

然而，除了短期的經貿衝擊，氣候變遷仍是威脅金融穩定的長期因素。我國監理機關近年已推動銀行業進行氣候情境壓力測試，由中央銀行與金管會主導，並委託銀行公會設計本土化模型，從各銀行的資產結構出發，模擬在 2030 與 2050 年兩個情境下的曝險情況。測試內容涵蓋極端氣候事件、碳定價波動與產業結構轉型等因素。然而，目前多數測試仍採用「靜態資產負債表」假設，缺乏對銀行在面對政策、匯率或國際貿易衝擊時，動態調整資產組合與授信策略的模擬。

國際經驗顯示，歐洲央行、法國金融監理機關等已引入「動態資產負債表」模式，並採取短期（1–3 年）與長期（至 2050 年）並行模擬，以更貼近實際市場變化與銀行業務調整邏輯。這種做法對我國具有重要啓發意義，因爲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下，美國關稅與匯率政策的變化，可能與氣候政策推進形成疊加效應，帶來跨領域的複合衝擊。若能將國際經貿因素、匯率波動與氣候風險一併納入壓力測試，將有助於銀行更全面地掌握系統性風險，並提前制定應對策略。

將這些制度與工具納入銀行的社會責任範疇，可以產生雙重價值。第一，銀行可透過這類分析及早辨識風險較高的產業與地區，避免資產惡化，確保金融穩定；第二，銀行可依據測試結果調整投融資策略，引導資金流向低碳轉型、供應鏈重組及出口市場多元化等方向，幫助產業提升韌性與全球競爭力。在美國關稅與匯率上升的外部環境中，這樣的資金配置更能發揮政策性引導作用，協助國家整體經濟在轉型過程中減少震盪。

未來，我國銀行業要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維持競爭力，需在三方面加強努力。首先，將 ES 與 CSR 內化爲經營核心，並與授信、投資與風險管理制度緊密結合，確保社會責任不流於形式；其次，引入治理（G）維度，透過透明度與問責機制，確保各項責任措施確實落實；最後，優化壓力測試的方法與範圍，採取動態化與多情境化分析，將關稅、匯率及氣候變遷等跨領域風險整合到同一模型中，讓銀行在面對外部挑戰時能迅速調整策略並維持穩定。

在這樣的策略框架下，銀行不僅能在疫情、氣候變遷、國際經貿摩擦等多重壓力中守住金融穩定，更能成爲引導資金流向永續與具競爭力產業的關鍵推手，發揮社會責任在國家經濟轉型中的最大價值。（作者汪渡村爲高雄銀行獨立常務董事、法學教授；汪子博爲執業律師、美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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