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兒科醫院診療邁向精準化，新生兒重症救治仍面臨挑戰

近年來，隨着臨牀上大齡產婦的比例上升，以及雙胎妊娠、輔助生殖技術應用的普及，新生兒危重症的發生率也隨之增加，新生兒科的診療也面臨新的挑戰。

日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新生兒重症監護室裡，一名胎齡僅30周、體重僅1300克的“掌心寶寶”接受了高難度心臟手術。這名早產兒不僅面臨超低體重的生存挑戰，還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在新華醫院多學科團隊的救治下，患兒轉危爲安。

新華醫院兒心臟中心主任陳筍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早產兒的救治水平已經較過去有很大的提升，早產兒的存活率高了，但是患兒存活後也還會留下一些後遺症，例如神經系統的問題。”

陳筍稱，早產是一個比較大的社會問題，而且早產兒的救治費用較高，需要聯合多學科團隊，憑藉醫院“產前-產時-產後”豐富的一體化管理經驗，才能提升救治率。

新華醫院新生兒科副主任夏紅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幾年全國出生率雖有下降，但新生兒重症監護室（NICU）救治的患兒中，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的比例有所升高。這與母親有慢性疾病，高齡，妊娠期高血壓，宮頸機能不全，試管嬰兒，出生缺陷等因素均有關。

她表示，隨着救治能力的提高，早產兒存活率逐年提升的同時，救治存活的早產兒的胎齡和體重均越來越低。“胎齡和體重越小的早產兒，臟器發育不成熟，併發症也增加。”夏紅萍說，另一方面，在NICU的住院時間長，也導致住院費用高，且存在遠期不良結局的風險也相對較高。“對於需要長期呼吸支持的超早產兒，不能及時出院，隨着月齡的增加，需要家長陪護的時間比較長，這種情況相對住院費用也比較高。”

上海市兒童醫院新生兒科副主任醫師顏崇兵在近日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頭部三甲醫院的新生兒病房主要以危重症新生兒以及疑難罕見疾病診治爲主。早產兒的器官發育不全、免疫系統脆弱，細微的病情變化就會讓生命稍縱即逝。而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NICU）是生命最初的“生死防線”。顏崇兵表示：“新生兒科作爲一個平臺科室，承擔了出生28天之內新生兒的重大疾病診療，例如極/超早產兒的重症監護、敗血症及腦膜炎等重症感染、以及包括先天性心臟病、消化道畸形、遺傳代謝病在內的各種先天性出生缺陷等。”

爲推動新生兒診療精準化，上海幾家頭部兒童醫院都已進行了大量投入。去年，國家兒童醫學中心、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全新的新生兒診療中心啓用，設有四個重症監護病區，新生兒患兒“不出樓”就能實現從救護車到牀旁以及隨訪的全流程，實現各個科室優質資源整合，並集中所有新生兒重大疾病、專病、危重複雜疾病的診治與研究，爲優生優育提供更多學術依據和支持。

人工智能在應對新生兒救治方面也發揮了作用，相應的AI大模型也在開發中。例如，針對早產兒常見的腦損傷風險，AI大模型可結合歷史數據與實時監測，精準預判複查時間窗；面對嚴重感染，系統能整合實驗室指標與循證醫學證據，推薦個性化抗生素方案，避免治療過度或延誤。

顏崇兵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年來，國家也已經意識到過去長期以來兒科所面臨的調整，從政策方面對公立醫院兒科整體的扶持力度正在加大。“政策已經有所傾斜，具體體現在同樣的診療措施對新生兒的收費會比成人或者大兒童稍微高一些。”

但他表示，目前對於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的醫護配比相對於成人ICU病房仍然較低，並且新生兒科醫護人員勞動服務的價值還難以在收入方面得到體現。“很多人認爲嬰兒的護理要比成人簡單，但恰恰相反，嬰兒需要更高技術、更精細的護理，比如每2-3小時就要餵奶、換尿布，這種護理頻率比成人更高。”顏崇兵表示，“但目前ICU的牀護比要求是不低於1:1.5，而成人ICU的牀護比的要求是不低於1:3。”

顏崇兵曾經赴加拿大參加了一年的新生兒專科醫師培訓，他還發現，在加拿大一個上了呼吸機的新生兒常規有1-2名護士進行護理，而國內的新生兒重症監護室一名護士最多要管4-5個新生兒。

他指出，儘管這兩年頭部公立兒科醫院在危重複雜疾病的診治方面加大投入，並開拓高端家庭病房等增值服務，但整體來看，公立醫院兒科的規模是有較明顯的縮減的，一些醫護人員也因牀位數量的減少而被分配去醫院的其他科室。

“與2016年至2017年我國因二胎放開而帶動的生育高峰時期相比較，全國各地兒童專科醫院新生兒科收治的病人數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部分地區甚至降幅超過一半。”顏崇兵表示，“兒科醫院績效因出生人口下降產生的影響還會持續，但我們也希望看到國家推行的一些政策，能在未來更長的時間內顯現出效果。”

他還表示，未來兒科的理想發展格局是進一步完善分級診療制度，並通過民營醫院的發展對公立醫院的醫療資源形成補充。“私立醫院可以靠服務的優勢補足一部分高端醫療的需求，而頭部公立醫院則主要聚焦疑難重症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