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關稅案的終局勝率？

▲川普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發動「普遍性關稅」，對全球經濟造成現象級的衝擊；但這紙行政命令的效力卻在司法上連吞兩敗，最高法院將於10月14日做出終局判決。（圖／視覺中國CFP）

●江岷欽／世新管理學院院長

對法律作出最後解釋，是司法部門的專屬職權與義務。(It is emphatically the province and duty of the Judicial Department to say what the law is.)——美國大法官 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從美國民主的發展軌跡來看，權力的勝負從來不在口號，而在法律文本、正當程序與可檢驗的證據。川普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發動「普遍性關稅」，對全球經濟造成現象級的衝擊；但這紙行政命令的效力卻在司法上連吞兩敗，最高法院將於10月14日做出終局判決。

根據Brown & Epstein 以最高法院資料庫（1937–2021）篩選出「對總統具有政策關聯的案件」，觀察法院是否採納總統（或由聯邦政府／總檢察長代表）之立場，再計算各任總統的勝／敗率，顯示近幾十年來，最高法院對「總統的敬配度」(judicial deference to the President) 正日益遞減、逐年下降。

依照這種趨勢推估，若以「最高法院實體維持 IEEPA 關稅架構」爲標的，川普勝率約30–40%，中位數約35%；若放寬爲「技術性處理」（限縮救濟、部分發回、設過渡期），機率約45–55%。

此一判斷並非玄思冥想，而是透過三層推理的交集結論：法律文本與結構的嚴格解讀、歷史統計的冷靜校準，以及當前審查風向的制度收斂。

法律文本與結構的嚴格解讀

八月29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以7：4的多數意見指出，IEEPA授權的是「規制進口交易」、凍結資產與制裁行爲，而非「課徵關稅／稅捐」；更重要的是，關稅早有國會明文賦權與程序：§232（國安，19 U.S.C. §1862）、§201（保障措施，19 U.S.C. §2251起）、§301（不公平貿易，19 U.S.C. §2411起）。這套鏈條推理把爭點從政治論述拉回憲法結構與語義邏輯：若要課稅，國會絕對會說清楚，而且已說清楚。

歷史統計　冷靜校準

自1937年至今，歷屆總統在最高法院的平均勝率約65.2%；川普任內僅43.5%，屬現代低標。放大到行政訴訟母羣，川普政府一般規章勝率約22%，重大規章約31%——多敗於《行政程序法》層面的說理薄弱、紀錄瑕疵與法源銜接不足。這種訟務體質一旦折射至川普關稅案，說服力自然折損。

型態加權　這不是「暮光地帶」

耶魯法學院對297份意見的編碼顯示：落在國會授權不明的「暮光地帶」(the twilight zone)，政府勝率可至83%；非暮光案件約65%。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憲政與法律語境裡，「暮光地帶」一詞最早出自 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 (1952) 一案，大法官羅伯・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在協同意見書中，將總統與國會權力關係分爲三種狀態：

1. 最高峰（maximum authority）：總統行動獲得國會明確授權。

2. 暮光地帶（the twilight zone）：國會既未授權，也未禁止，總統與國會權力處於灰色模糊地帶。

3. 最低點（lowest ebb）：總統行動與國會意志相牴觸。

該案判例對美國憲政產生的重大影響是「限制總統緊急權」：最高法院明確表示，總統不能以「國家安全」爲理由無限擴張權力。

在川普關稅案中，關稅屬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的國會核心課稅權，且已有232／201／301的明確管道。IEEPA要承載「普遍性關稅」更像「非暮光型態」——既拿不到83%的保護傘，甚至可能低於65%的常態。

▼依照趨勢推估，若以「最高法院實體維持 IEEPA 關稅架構」爲標的，川普勝率約30–40%，中位數約35%；若放寬爲「技術性處理」（限縮救濟、部分發回、設過渡期），機率約45–55%。（圖／路透）

當前審查風向的制度收斂

West Virginia v. EPA一案建立「重大問題原則」，要求對政治經濟影響深遠的政策須見清楚授權；2024年的Loper Bright/Relentless推翻Chevron，更把「何爲法律」拉回法官終局裁判。置於此時代語境，要將原生爲制裁與資產管制的IEEPA擴張爲「通用關稅母法」，理論與制度阻力只增不減。

反向力量　外交／國安尊重保留了程序性空間

Trump v. Hawaii一案提醒：在國安與外交脈絡，最高法院對總統裁量往往留有敬意。這不意味IEEPA路徑能實體翻盤，卻提高「技術性處理」的機率——例如限縮禁令範圍、要求補強理由、對特定品類或國別切片處理、或設定過渡期。自 2005 年 9 月起，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所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通稱爲羅伯茨法院(Roberts Court)，近二十年來的一貫偏好，是降低制度爆炸性的收束手法。

政策後手　回到明文授權的三條跑道

即便川普引用IEEPA再敗，白宮仍可轉進國會已設計好的路徑：其一、§232需商務部認定「國安受損」；其二、§201需ITC裁定「嚴重損害」；其三、§301則由USTR調查對等報復。三者法律地基更厚，卻意味更高的證據門檻、更長的程序時程與更實質的政治成本。對市場而言，真正的影響不在單一判決，而在法遵成本、供應鏈配置與資本支出節奏的中期重編。

最終判決對臺灣的啓示　把風險轉化爲配置

若華府回到232／301條款的「硬授權」賽道，鋼鋁、汽車零組件、綠電設備與特定高科技材料的邊境調整，將更具持久性與可預期性。

臺灣企業宜三管齊下：其一、完備「證據檔鏈」——原產地、BOM、在地附加價值與關鍵工序的可稽覈紀錄；其二、前置北美末端加工與「就近製造」，把關稅風險轉爲市場準入籌碼；其三、建立「政策雷達＋現金流緩衝」，應對豁免視窗、追溯週期與供應節點重排。

最終判決的勝率再定錨

整體而論，未來川普關稅案在最高法院的終局裁判中，在實體上維持IEEPA關稅的勝率約30–40%（中位35%）；在程序層面上獲得相對勝利（限縮救濟／部分發回／過渡期）的勝率約45–55%。

這個落點，綜合了65.2%與43.5%的歷史基準、83%對65%的型態差、22%／31%的訴訟體質，以及「重大問題＋去Chevron」的教義收斂；與其說是預測，不如說是將制度邏輯量化後的期望值。

規範意涵　誰擁有改寫經濟秩序的最後發言權？

若最高法院同意，川普透過IEEPA去執行普遍性關稅，等於繞過國會已設計的專法框架，與近年大法官強調的「明確授權」與「大議題須有清楚國會語句」的治理哲學相抵。法院在國安議題上或會保留敬配，但在課稅與關稅這類第一條核心立法權上，傾向守住法律文本與結構邊界——而這正是憲政節制的要義。

誠如大法官羅伯・傑克森所言：「我們的判決不是因爲『絕不犯錯』才取得終審地位，而是因爲擁有終審地位，所以才被賦予『不會錯』的光環。」(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

因此，若想回答「當行政命令對撞司法審查，究竟孰勝孰負?」的問題，我們不妨回到馬歇爾的提醒：法律爲何，由法院說了算；而法院說話，得以法律文本、程序與證據爲語法。

川普關稅案的終局，不在嗓門高低，而在誰能把法律文本與制度邏輯，依授權、循程序、憑紀錄，論證到最後、推展至終點。權力若肯按步而行，法治方能行穩致遠；市場縱有一時之痛，民主反得以更加健全。

▼權力若肯按步而行，法治方能行穩致遠；市場縱有一時之痛，民主反得以更加健全。（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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