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周芬伶──永遠在革命

作家周芬伶長年以女性意識聞名，但她現在更追求自我的完整與完成。（圖／周芬伶提供）

▋大家族中的女性困境

訪談完已入夜，周芬伶邊走去找摩托車，邊說好爽：「我像今天談得這麼開、掏心掏肺，真的非常少見，很多事我沒對人講過。」我望着她纖秀側臉線條，一點不覺「爽」字從這榮譽教授口裡迸出有何不搭，反而顯得灑脫，就像此刻，七十歲女騎士在我眼前輕盈跨上車。

能把自己訓練到輕盈灑脫，周芬伶其實一路顛簸。生長在以容貌爲價值基準的美人家族，她自承受創嚴重，「那有點像身在影視圈，親族都以很嚴格的美的標準要求」。偏偏相對於超級美的手足，她被認爲是不夠美的那個，「那種勢利在親子間更嚴重，除了用血脈威脅你屈服、貶抑你，更從容貌來控制你」。

勢利的還不只這，在屏東潮州她家街上最核心那段，人人身家都了得，「我們那講求強強聯手，能夠住到那的一定是天選之人。」她家族也算選舉世家，鎮民代表主席、縣長、立委一脈相傳，「我很小就知道父系的愛都有條件，要爲家爭光，讓他們姓氏發揚光大」，成績不好、長得醜的，都不值得被愛。她不以爲然皺起眉。

蒙着「不夠美」陰影的小小心靈，才八、九歲就滿懷抒泄意志，在日記重複刻畫「我要寫！我要寫！」要到多年後，周芬伶才體會那狂熱何來：「要剋制我不寫，滿難，因爲若不寫，就無法理解自己問題。」寫作讓她看清楚許多困惑，例如往後在她作品反覆直描或變形出現的大小祖母恩怨。「大家族有個特色是什麼事都不講，我必須透過寫作去回憶到底發生了什麼與緣由。」

▋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學家

但還沒釐清家族謎團，她就栽入更混亂的世界。好不容易靠成績通過父母的價值檢驗，才念政大中文系大一，周芬伶被選爲大學生潮州同鄉會總幹事，內心憧憬革命理想的大I人熱情瞬間引爆，自編自寫自印懷鄉刊物，再寄到上百位社員家，還常辦聚會活動，未料被教官約談、調查局釘上。

「教官問我爲什麼做這？我說想爲國家做點事。教官說既然想爲國家做事，就加入國民黨。」相比於教官軟性談話，調查局有系統許多，周芬伶說，調查局跟蹤她好幾年，不斷約談、接觸，還帶她去他們聚會請吃飯。她伸指比畫：「他們像細胞一樣，密集在各處民宅設很多站，就在裡面上班。Everywhere！」

對方還邀她考調查局，「我看他們生活滿糜爛，我不喜歡，常常在吃喝、跳舞。」接觸她的其中一人，甚至跟她求婚，也不乏其他人對她動手動腳。「挺可怕吧？我逃呀逃，身邊沒人可以問。」她逃去臺中念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

注意到她的不只國民黨系統，那是1970年代初期，早了《美麗島》好幾年的黨外雜誌非常活躍，周芬伶揮舞起雙手，具象化那時代的洪流：「我本來就有熱忱，又碰上那時代，激起一種應該站在時代浪頭有所行動的情懷，被約談後對政權更產生厭惡。」一個都用化名的黨外組織找她參加讀書會。

「我腦袋整個被啓發。」周芬伶說，這組織談的議題廣含政治、經濟、民生、婦女，比如在窮人看不起醫生的七○年代提倡全民健保，讓她大開眼界。但在參與同時，她也保持觀察態度，以免上錯船。對方則從未顯示政治取向。

兩邊都接觸她的日子過了六、七年，周芬伶說，直到二十五歲，她都猶豫要走文學路或政治路。創作她還沒信心，即使大三贏得耕莘文學獎小說獎，作家路仍顯遙遠；政治，周芬伶Google出網路上的秋瑾照片，「我那時極度嚮往革命，當自己是革命分子，桌上擺的就是她照片」。

研究所恩師趙滋蕃一句話點醒她：「妳不是政治家，妳是文學家。」她毅然切斷所有政治關係。觀察相關團體幾年，她深知自己不適合從政，「太有個性沒法做政治，也不可能用完美主義要求事情，完美主義只能在文學上要求，沒法在現實中。」甚至，多年來她以邊緣人角色想理解兩邊，卻兩邊都搆不着。

▋首本散文集書寫「美的危險」

雖然決定走向文學，「被開啓的腦袋」總覺得要做些什麼事，畢竟黨外思想浪潮給了她太鮮明的新世界藍圖。三十歲準備出版首本散文集《絕美》，周芬伶明知邀她的前衛出版社當年出書總被查禁，還是毅然答允，婉拒之後邀請的知名出版社。「我那時覺得要堅守理念，就選擇偏左的臺灣本土出版社。」結果書出了不久就消失。

外界也顯然沒意識到她的社會理念，往往憑着「絕美」書名印象與她仙氣飄飄外在形象，將她歸類「閨秀派作家」。周芬伶說得好氣又好笑：「『閨秀』有閨房，我們現代女性根本無家可歸，還把我們掛閨秀派？」

「絕美」更是誤會。「〈絕美〉講的不是美麗，是危險、是美的負面，很多人都讀錯了。」周芬伶說，她從小對美的問題非常敏感，同名散文正是要講絕對的美的危險，就像她家族幾乎病態地追求美。

病態追求美的後果她最清楚，那造成小孩從小被比較，被用一百分要求。「那很不公平，因爲任何人在一百分面前都不及格，如果你生在別人家可能是寶貝，但在我們家就是棵草，我覺得這規範太殘暴。」即使看來一百分的其他手足，也都有時時都得妝容完美的容貌焦慮。周芬伶說，姊妹們後來都沒嫁豪門，就是因爲太瞭解豪門也都事事用一百分要求，是另種對女性的殘暴。

1991年起她陸續出版《醜醜》、《藍裙子上的星星》，連同1996年的《妹妹向左轉》，是心中女性故事的童年、少年、成年版，共同點是都反映女性的容貌焦慮，「我想爲不是一百分的人發言」。但相比於《醜》、《藍》是同個主角情節連續，《妹》顯然角色更多元、格局也拉大，劇烈落差來自兩趟國外行。

▋永遠政治不正確的創作者

周芬伶說起那兩趟旅行的震撼，眼睛發亮：1991年她去大陸，跑到中共革命根據地延安，感受到早年左翼確實有其理想，「我對素樸的左翼有一點點嚮往」。那年臺灣還在錢淹腳目，她覺得臺灣太右了，「臺灣一定要有左派，否則資本主義會比美國還嚴重，侵蝕掉人的價值觀，文化會變成口號式宣傳。」像她這類永遠政治不正確的創作者，會走得非常辛苦。她確認左的魅力。

1993年擔任訪問學者赴美教學，則讓她深感本土重要性。那年她三十八歲，不顧夫家異聲獨自攜子前往異國，在婚後難得自我時光深感年少曾有大志，如今卻對社會沒貢獻，決定回臺後要做有益社會的事。她從五○年代女性白色恐怖受害者馮守娥開始做起女性口述歷史，還投入龍瑛宗研究，希望在去除政治上的大中國思考後，在文化上也不再大中國。

「很多人當時覺得龍瑛宗就是日本時期皇民作家，我想爲他正名。」更廣泛地說，她想爲所有被壓迫的弱勢而寫，不論是容貌遭評斷的女性、受爭議的作家或其他怪胎，啓動她的則是那早早被黨外團體啓蒙、後來延續的左派思想。

那左派思想結合了酷兒／女性主義，落實在《妹妹向左轉》中的ms馬克斯一角，不僅名字就有「馬克斯」，還魔幻大變身，在卷一末尾男裝現身。周芬伶說，其實《妹妹向左轉》是個框架，以她九○年代設立「螺絲貓」等實驗劇團同樣的實驗精神來寫作，也把自己寫進去。她眼神迷離：「我寫這篇時真的非常嗨，像個dream。」

相比於時有魔幻的《妹妹向左轉》，也在同年出版的《熱夜》對她曾受的婚姻桎梏漸有披露。也因爲這書，周芬伶笑起來：「我在被歸類閨秀後，又被歸類惡女。」一直要到四十七歲寫了《汝色》、《世界是薔薇的》，她才覺終受一點肯定。

五十歲出版《母系銀河》，周芬伶進一步追索自己母系文化，發現家族愛美基因的歷史謎底：身爲漢人的外曾祖父想像中又矮又醜，藉着衆多漢番平埔女性改造基因，後代終於越來越美，有着非漢人的立體五官，憂鬱雙眼則來自被壓迫隱藏的歷史，並因此愛上美。「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語言，還被妖魔化，那也是我血脈一部分。」

她開始構思《花東婦好》，漸次加入商後戰神婦好、牡丹社事件遭殺的琉球公主等角色，原本設想的潮州、東港兩城市史與家族史，最後擴大成宛如穿越千年與國界的女性生命史。只不過，周芬伶淺笑着，揭開她寫作十七年的《花》之謎底：「這小說的寫作者其實是高秋，我想藉他化身男性，平衡我過去太專注女性意識，我想當個完整的人。」

最新著作《放索仔》（Panghsoya）她更尋求族裔與臺灣南北平衡，周芬伶解釋，位於屏東的放索仔是平埔馬卡道族中特殊一羣，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時鼓勵此處與荷人通婚，使得放索仔成爲高屏地區共同祖先之一。「我們過去太以漢人爲中心，但南部人有六成以上都可能有原住民血統。」她也在追索中發現大祖母可能也是平埔族，亦即她母系、父系都有非漢人血統。

她更認爲，「放索仔」可能是她在女性探索外，也追尋一輩子的臺灣認同、族羣血脈與南北平衡問題的解答。「人到最後還是要追求自我的完整與完成，那完整，一定是各部分都均衡。」如果，能透過探索「放索仔」，找到族羣平等共榮之路……她臉上又浮現夢幻表情。

人生像砝碼般不斷校正，在女性意識、政治、族羣不同刻度來回，周芬伶說，她總是不滿足，老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可能明天就會反對今天的我」；也仍有擺脫不掉的慣習，比如只信任好友幫她拍的照片。但她知道自己總會持續向前，每個下一步，都可能又掀起場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