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季季──熱情總未散

季季以編輯身分與讀者角度,寫下所交遊的作家、出版人等往事。(圖/本報記者葉信菉攝影)

▋自由是一生最大的追求

採訪團隊才進屋沒多久,季季就忙不迭領我們看她掛在玄關的畫。像是早想好開場的導演,鏡頭一靠近,她即鏗鏘有力開始短講:這抽象圖形畫的是隻鳥,這是鳥頭、鳥身、鳥摺疊的翅膀。「我爲什麼喜歡這幅畫?因爲牠翅膀可以自由摺疊,這就是自由。我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自由!」宛如爲自己人生下標題。

少女時代就出衆的作家,青壯時轉當副刊編輯,成了出衆的主編,在外人眼中一直自由奔放。要到季季2005年寫「行走的樹」專欄,逐漸揭開往事,外界才震驚她原來曾因婚姻折翼。

她的才華綻放得很早,成長在雲林二崙農村,曾赴日念中學的爸爸和也受日本教育的媽媽,總鼓勵長女追求文藝。小學時媽媽讓她自己買一本書,她挑了《林投姐》;初一她首次自己買書,選了《藍與黑》。迥異的題材,恰好都有破碎的愛情,未料往後她自己的愛情也千瘡百孔。

那是她十九歲上臺北誓當職業作家後的事。在重劃區面對落地大窗的新宅,白了頭的季季輕快說起爲何少女起就對創作癡心不移:「我覺得創作就是種自由,不管我寫的是句子或段落,或我形塑的男女主角及對話,都是我在很自由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才初二,她就因捍衛自由不惜被記警告。那時她投稿專征校內故事的報紙專欄大受歡迎,一回寫到全班朗讀同學男友來信,被訓導主任指破壞女中名譽,要她往後投稿先給校方看過。她滿以爲屢換筆名就能躲過校方,直到在校內瞥見爸爸背影。「我回家問爸爸怎麼回事,他只說學校要他勸我稿子先給他們看,但沒要我聽學校的。」校方見訴諸家長無效,給了她支警告。

▋以作家身分嶄露頭角

自由的文學少女一路向前,高二開始發表小說及散文,寫到當時念高一的林懷民主動來信。季季好珍惜地抱出一包信,上面貼的封面大大寫着「少女時代至友之信 林懷民」。「我們只講兩件事,一件談文學寫作,另一件談作品最近在哪裡發表。」

高中畢業她更在救國團青年寫作協會文藝營和同天舉行的大學考試間,毅然選擇文學。我說這豈不成了拒絕聯考的少女,季季糾正:「我只是放棄而已。」這放棄早了吳祥輝的拒絕十一年。從不限制女兒該做什麼說什麼的爸爸,這回也相挺送上文藝營報名費和北上火車費,「我爸爸真的對我非常好,他一生給我最大的財富就是自由」。

十九歲再度上臺北,季季沒買回程票,在林懷民介紹的《聯合報》副刊主編馬各幫忙下找到租房,沒錢買桌子就以牀爲桌寫稿發表,一個月後引來《皇冠》雜誌創辦人平鑫濤邀當「基本作家」。作家夢有了「基本作家」專屬的預支稿費支撐,走得更踏實;而在平鑫濤兼當主編、她發表稿的《聯合報》副刊辦公桌,才氣縱橫的同報社記者楊蔚找上她,一個月後求了婚。

1966年,季季寫下〈夏日啊!什麼是您最後的玫瑰?〉,小說中男女主角差十七歲,女主角發現男主角曾「沉淪墮落」的諸多秘密,不斷糾結「我愛那個時代,又恨從那個時代滾出來的您」,如今回看,很難不聯想同樣相距十七歲的季季與楊蔚。我問季季當年是否藉小說抒發婚後翌年心事,她老實說作品跟着多年文物收藏年初去了古書拍賣會,還沒回身邊,「我到底寫什麼都忘記了」。

她清晰記得的是婚後楊蔚半夜常作噩夢,高聲狂叫,全身怕得出汗。「我那時那麼年輕,根本不知怎麼回事」,後來楊蔚才告訴她來臺後因共諜案關在綠島十年,半夜牢房裡不時有人被拉出去槍斃。「他們一邊睡覺一邊非常恐懼,不知道下個是不是自己被拉出去。」

她也記得婚前馬各的提醒。那時馬各聽說她和楊蔚即將結婚,告訴她楊蔚會賭錢,要她小心。「但是我已經答應跟楊蔚結婚,平鑫濤也幫我準備好結婚典禮,我沒辦法再說不要……」

▋因婚姻而失去自由

曾經以自由爲圭臬、天不怕地不怕的文學女孩,漸漸在婚姻中嚐到失去自由的滋味。楊蔚要錢要得越來越頻繁,謊撒得越來越多,1968年陳映真、丘延亮等人被指組織「民主臺灣聯盟」案爆發,一夥常在丘家聚會友人僅楊蔚沒被抓。那之後,楊蔚向季季坦承自己賭博,以及出獄後一直受警總監控,不得不依要求身懷密錄器一次次前往丘延亮家,錄音內容成警總抓人證據之一。往後,楊蔚更對季季暴力相向,甚至幾次勒脖、刀抵胸口。

季季忽然正色起來:「不過『民主臺灣聯盟』是政府套用在他們身上的名字,他們自己沒用這個詞。他們只是讀一些左派的書,有些左的理念。」所謂左派的書,是1961年起一羣日本實習外交官陸續來臺,透過外交豁免權帶來《毛澤東選集》等禁書,讓認識的臺灣青年讀。案發後,日本外交官全身而退,臺灣青年被捕。

日本外交官六○年代初密集來臺,就《行走的樹》中季季回憶丘延亮說法,也非偶然。丘延亮指日本那時想與中共建交,爲及早訓練外交人才,因此派外交官來臺學中文、讀左翼書,也伺機讓認識的臺灣學生「幫忙讀」;丘延亮還將母親珍藏的《魯迅全集》偷去借對方。

他們沒想到,往後日本外交官家裡禁書,甚至包括丘延亮母親的《魯迅全集》,都成提供給警總檯灣青年涉案的「證據」。之所以案發,也與日本對中政策改變有關:1967年,大陸文革動盪,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訪臺,與蔣敲定合作肅清共產黨,1968年丘延亮等人就遭捕。

東亞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化,醞釀出所謂民主臺灣聯盟案;滿心只想當作家的季季,因爲楊蔚捲入此案受間接影響,人生天翻地覆。我問季季:是否覺得楊蔚像丘延亮說的,只是一顆棋子?何況丘延亮因大姊嫁給蔣緯國,此案始終有蔣經國可能是刻意抓丘延亮、避免蔣緯國出頭的說法。季季一字一字說:

「我覺得,那案子只是他生命中一小段,最重要的是,他要負個人責任。」

▋結束婚姻,開啓副刊編輯人生

季季說,她可以舉很多例子,顯示同樣曾與楊蔚在綠島坐牢的人,後來都平穩度日、發展人生。就像她在《行走的樹》多次引用張愛玲翻譯談海明威的書中句:「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

她動念與楊蔚離婚,也非因爲民主臺灣聯盟案,「我們婚姻早就支離破碎」。她最後再也無法忍耐,是因對方種種暴力,「他180公分高,非常壯,我根本沒法對抗」;友朋被捕後,楊蔚還總稱因爲痛苦才沉溺賭博,一再用各種謊言向季季爸爸要錢。六年婚姻最後在季季拜託對楊蔚有恩的林海音相勸下,才告結束,「我終於把自由拾回來」。

即使如此,季季仍爲楊蔚是告密者的說法叫屈,說警總當年早就在釘陳映真、丘延亮等人,爲圓抓捕行動,就化名去香港李怡創的《七十年代》雜誌說是楊蔚告密。多年後李怡來臺,她請李怡傳那篇文章的版面給她看,才明白楊蔚也有冤。

她的職業作家人生往後終究轉了彎,1977年她離婚六年,在馬各說服下到聯副當編輯,「他說我小孩會長大,將來我光憑稿費恐怕很難付所有費用」,很快發揮編輯才華,卻也越來越沒時間寫作。我問季季《行走的樹》還揭露另一原因是楊蔚當時持續騷擾,她說得肯定:「但我停寫小說,最主要還是因爲去上班。」

她拾起書桌上一張照片,上面赫然是她在北京錢鍾書家,彷彿身邊隨手是歷史。「我三十年編輯生涯,認識很多傑出作家、畫家、音樂家,其實是人生另個高峰。」作家和編輯兩種身分她都喜歡,只是,即使從編輯退休,她忙着寫最多的都是追悼文:「人家邀你寫,因爲知道你跟他們有很深的感情,如果我拒絕,表示我很無情。」而她一直那麼對人生所遇滿懷感情。

▋着手撰寫回憶錄

去年她突患腦膿瘍,在女兒、女婿搶送醫下順利康復,她給我看大手術後的頭上傷口:「如果我是一個人在家病發,就沒救了。」孩子們從此要她一起住,不能再獨居,還不能獨自行動,到哪都要陪她。季季笑說,她正着手一篇散文,寫她如何失去自由,說得臉上幸福滿溢。

一直追求自由的文學人,曾因婚姻折翼,如今再次「失去自由」,卻是甜蜜的牢籠。自由果真像季季形容家裡畫作說的,重點不在翅膀是否摺疊,而是那摺疊是否自由快樂。月前她剛完成四十年來首篇小說〈煙未散〉,背景是1984年的臺灣,計劃開始寫回憶錄,她笑得瞇起眼:「我會寫編輯生涯中很多別人不知道的故事,有很多秘密!」興奮勁頭像她2015年《行走的樹》增訂版說的,她血脈裡總有熱情未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