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陳列──旁觀自己的痛苦

2014年，陳列以《躊躇之歌》獲臺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同年獲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圖／葉佳怡攝影）

▋文學藝術必須關注社會現實

站在臺北街頭，陳列隨着採訪團隊建議或遠眺或做沉思貌，笑說「都聽你們安排」，完全隨和老好人樣。一句話讓我想到他正如此描述自己人生：幾乎沒做什麼特別安排，總是一次次被命運轉彎，帶往意外的地方。像三十四歲寫下獄中思索頓從素人變文學才子，像四十歲去花蓮隱居卻捲入從政十年。

日子隨着偶然躊躇前進，不知不覺就來到閃着夕陽金光的歲數。在臺北家居附近的咖啡館，陳列自我調侃總碰到什麼就「好啊」，以致在文學與政治兩條路都一事無成，臉上卻很釋然。那或許來自如他在〈地上歲月〉所說，人存在的價值在於心中永遠保有一個道德地帶；或許來自他已明白怎麼做才終於能「心靈平靜」，儘管他還在路上。

他初啓文學創作源於政治導致的困境，陳列說，那時他出獄四年，像所有遭遇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一樣飽受謀生之苦，財務主要靠妻子撐持。一回他看到時報文學獎啓事，「那獎金滿高，我想如果能拿到獎金，對我們生活會有很大幫助」。

一開始他是寫小說，陳列說，他從沒想過寫散文，因爲當年他看許多散文彷彿把寫作當裝飾、玩弄形式美學，或猶如只關注自己的肚臍眼文學，和社會不太有關，「我不喜歡這樣」。出身嘉義農家，淡江英文系畢業後懷着史懷哲式人道情懷去花蓮偏鄉教書，又在兩年後決定考文學研究所，他信奉的文學創作觀導師是卡繆，認爲文學藝術必須關注社會現實，不能只是個人美感的遊戲取樂。

▋編輯臺的一通電話

創作素人不久就發現自己小說沒寫好，「我知道不可能會得獎，但我又不甘願，搞了那麼久竟然沒去投稿」。妻子一句話點破他僵局，「她說我平時不是常批評別人散文，說自己會寫得比較好？那就寫寫看」。

那是1980年，臺灣還在戒嚴，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議題正熾。陳列說，既然要寫散文，獄中經驗這生命中最深刻的事件自然浮現。但他也深知，下筆絕不能涉及白色恐怖，「你如果碰觸這個，第一不可能得獎，第二會被抓去問，我沒那麼勇敢。」他立下兩個自我檢核標準：不能透露出作者是政治犯；不能顯出背景是政治監獄。

他略去個人坐監始末，把人的處境普遍化，將重點落在當人被囚禁失去自由，如何仍然保持完整、堅強與希望。「同個素材可以表達很多面向，我寫出的狀態都是真的，至於那些不能處理的，我選擇先不處理。」

曾經歷的政治災難經文學轉化救了主人公，作品獲首獎以〈無怨〉之名刊出時，不少讀者震驚這罕見的獄中題材，感動於作者細細描摹如何以陽光移動計算時間、如何在放風時撫摸草葉而幾乎掉淚，乃至如何在高壓下堅持精神完整，像文末寫的「自覺得如此溫柔，如此強健，如此地神」。他們不知道的是，作者原定的篇名〈獄中書〉是在政治疑慮下才「無怨」。

那來自一通電話，陳列說，主辦單位中時人間副刊打電話通知得獎時，客氣提及評審之一逯耀東說寫得很好、他很欣賞，「但是把篇名改成〈無怨〉會不會比較適合？」

「我一聽就懂。」陳列說，儘管他認爲〈獄中書〉篇名客觀且毫無立場，全文也未顯示作者是政治犯，但光是「獄中」兩字對許多人而言就很敏感。他思忖文中確實提及最該珍視的是自己的完整、其他什麼都不值得怨恨，很快答應對方，「不要爲難他們」。

儘管篇名已改，當天頒獎典禮氣氛仍非常緊張。陳列說，人間副刊當時已知道他政治犯背景，可能很怕他致詞時會說什麼話，但，眼前陳列忽然嚴肅起來，張開雙手強調：「我們這樣的人知道在獄裡的苦，不會隨便牽連別人，而且是會很小心不願牽連別人。」語氣中滿是對自我人格尊嚴的捍衛，裡面核心是老派知識青年自持的社會信念。

這樣幾乎是道德潔癖的自我人格把關，也讓陳列多次拒絕時任人副主編高信疆的見面邀約。「我覺得他是很浪漫的人，他可能因爲惜才或好奇來找我，但我若見他，對他的地位不好。」高信疆或許也因感知陳列用心，往後赴美每逢回臺必定致電，要陳列「以前沒法一起工作，以後我若再做什麼，你一定要幫我」。

▋文學與政治的角力

他出獄後第一個正式工作，也過不了自我的社會道德把關。陳列說，1985年陳映真寄給他《人間》雜誌試刊號，先是請他給意見，而後邀當編輯，他則決定當記者，漸漸搞懂應是時任《人間》雜誌主編的高信疆推薦找他。只是他還是未滿一年就離職，「我們追蹤報導疑似核電致癌病患，害對方太太得請假陪同，但我干擾他們，又沒法解決問題，變得好像在利用人家……」

滿懷社會信念卻不知如何託付的知識青年決定和妻子去花蓮隱居，專心創作，「臺北人際關係比較複雜、生活費高，我又容易關心街頭運動，我們想花蓮比較單純」。

他沒料到的是，花蓮人際關係網絡更緊密，各種環保運動、社區營造很快找上門，當年初生的民進黨在花蓮唯一的縣議員也邀他當顧問。「他們當時草根，很希望知識分子參與，你說看不慣黨內運作，他就說你可以進來『改革』。」兩字關鍵字準確敲中他內心渴望。

命運不斷將陳列捲到奇異的方向，但似乎也是他內心那始終熾烈的理想社會信念，不斷召喚命運。「文學與政治這兩股力量一直吸引我，它們對我來說的共同點是可以改革社會，只是文學是靠長期薰陶，政治直接一點。」

陳列苦笑說，也因爲如此，他明明不喜歡黨派，更覺得當黨工是「很不好的行爲」，到花蓮卻意外成了黨工、民進黨花蓮縣黨部執行長。而後更在周遭不斷勸說下，一次次被拱出來答應競選縣議員、擔任縣黨部主委乃至國大代表，2002年甚至競選花蓮市長。許多時候他早知選不上，但「政治局勢或時代呼喚你，你既然接受了，就變成使命，你只能儘量做好」。

他舉起手揮了揮，好像胸前還掛着競選綵帶：「比如你得在戰車上揮手，哎喲，這哪裡是我以前會做的事？」拜票一天後，他往往覺得孤單又無聊，隱居的創作初衷早拋到九霄雲外。他指指眼前的《人間．印象》，笑說裡面包括他九○年代中途停掉的副刊專欄文章，原因是當時他擔任縣黨部執行長，逢選舉必須全力以赴，主動要求停掉，「我是一個壞的寫作者」。

▋不該被遺忘的過去

文學和政治的拉扯如此具體慘烈，2002年退出政界後他還忙着種田，直到2013年纔出版《躊躇之歌》，揭開當年被抓始末，也回顧長年夾纏在文學與政治間，常常躊躇猶疑、心神不定，搞得自認一無是處。「如果我專心選政治，也許能做更多事；如果專心選文學，作品可能多一點。」但他從不後悔從政，「我覺得它來了，需要我，不管那需要是真的假的，但我真的認爲它需要，所以接了」。

又要再過十年，這位自承「實踐創作不是很認真」的創作者，才終於在《殘骸書》更深掘四十多年前〈獄中書〉沒處理的面向，發現自己基於創傷與心理壓抑，似乎下意識遺忘獄中種種。這趟發現之旅，又來自2010年與一羣1950年代政治犯或其家屬赴綠島監獄。

「曾有大約兩千人被關在這，現在卻看不出他們到底怎麼生活，也沒人認識他們……」陳列臉上仍是痛惜：「我從他們的複雜神情，覺得他們的生命好像變成一種空白，但包括我都不瞭解那個時代。」在混雜着悲傷與內疚、焦慮的強烈衝擊下，他開啓《殘骸書》寫作，回顧那許多遭受政治冤獄後的「殘骸」。

陳列說，那樣的殘骸並非白描他們有多慘，更在於信念、情感乃至精神狀態遭政治剝奪後的破碎狀態。他起心動念並非爲自己寫，而是爲了曾在綠島受苦的政治犯與年代，寫作過程的痛苦主要來自如何交織龐大史料、論述與自己歷程。

但他終於面臨必須重新檢視過往的時刻。陳列說，他困惑爲何記不起獄中諸如洗衣服等細節，爲此必須尋求心理學等解釋。透過認識他人痛苦，他以近八十歲之眼再次冷看二十幾歲的自己，旁觀自己的痛苦，赫然發現如今心境已靜悄悄，像王維筆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那樣波瀾不興。

陳列以近八十歲之眼再次冷看二十幾歲的自己，旁觀自己的痛苦，赫然發現如今心境已靜悄悄，波瀾不興。（圖／本報記者蘇健忠攝影）

他更在意的是別人的痛苦。在花蓮開車每見大路盡頭的大山，他總覺驚喜，像是逃遁出現實與大自然的秘密約會；又或像訪談此刻，他指着窗外在風中躍動的綠葉，說那都有種療愈之美。在這些與天地對應的瞬間，一切好像都沒什麼好計較，但他又深知心底還有個聲音呼求着人間正義，「我覺得如果有更多人認識歷史，理解所有受害者的生命，我的心靈會慢慢完全平靜」。

他說起出獄後，一回教過的偏鄉國中生半夜按電鈴，一見他就跪下地。「我說不是他們的錯，我不會怪他們」，說的是當年，他的罪名是曾對學生說反攻大陸沒希望、爲匪宣傳，即使他認爲他應該不敢直接那樣講。如今他與當年學生仍年年相聚，從不談過往。

我們談得太久了，陳列咳起來，說老人家就這樣。我目送他過馬路，他頸項雖因或伏案或農耕而前彎，頎長身軀仍然挺直，在過了馬路那端好像心有神會般，轉過身對我揮手告別。這躊躇之路走得太長了，但終究生成一首不滅的歌，那創作者依舊如此溫柔，如此強健，如此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