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刻羽：建議將消費納入地方政府考覈體系，扭轉“重投資、輕消費”發展慣性

大力提振消費是今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

從數據上看，中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低於發達國家。6月底，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經濟學家金刻羽在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新領軍者年會上強調，中國能否轉型爲消費大國將決定中國能否躋身富裕國家。此論一出迅速成爲網絡上爭論的熱點話題。

近日，澎湃新聞就消費以及提振消費相關話題專訪了金刻羽。

金刻羽表示，當下中國消費市場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鮮明格局，傳統大宗消費和基礎民生消費增長乏力，以“悅己消費”“文化消費”爲代表的新消費力量正蓬勃興起。

對於提振消費，金刻羽建議，一是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比如與生產率掛鉤的工資；二是將財政支持從企業轉向家庭；三是投資於能創造中產階層就業崗位的服務業，如醫療、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以利於工薪家庭；五是加強社會保障託底。

此外，金刻羽還建議，可以考慮將消費和工資增速納入地方政府考覈體系，這是扭轉“重生產、輕生活”“重投資、輕消費”發展慣性的關鍵制度創新。

中國消費市場呈現“冰火兩重天”格局

澎湃新聞：中國當前在積極提振消費，您如何判斷當前中國消費形勢，以及近幾年來中國消費趨勢？

金刻羽：2025年的中國消費市場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鮮明格局。一方面，傳統大宗消費和基礎民生消費增長乏力，另一方面，以“悅己消費”“文化消費”爲代表的新消費力量正蓬勃興起。

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雖達48.8萬億元，但同比增速僅3.5%，同時，中國消費率（最終消費佔GDP比重）與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差距顯著（2023年中國消費率爲55.7%）。

與傳統消費疲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消費的爆發式增長，且新消費具備三大特徵：輕量化（低單價高頻次）、設計化（強美學屬性）、文化內涵化（情感價值附加）。

此外，消費市場結構性變化加速顯現，呈現多維分化特徵。從年齡維度看，銀髮羣體在保健滋補品、白酒、中式糕點領域需求突出，其快消品消費增速遠超年輕家庭；從地域維度看，上線城市銀髮族偏好健康與寵物消費，而下線城市更關注米麪等基礎品；從消費形態看，服務消費增速持續快於商品銷售，居民服務消費支出佔比提升（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

我認爲，中國的消費主要空間還是在服務業。商品消費的飽和程度已經不算低，但是服務消費的空間幾乎是無限的，尤其在餐飲、旅遊、醫療、運動、健康等領域有很大的機會。如果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發達國家在80%左右，中國2024年是56.7%，服務業就業比重在發達國家是70%左右，中國不到50%（2023年末，中國服務業就業人員達到35639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爲48.1%）。

西方消費市場的成熟形態爲我們提供了參照。美國消費佔GDP比重長期維持在80%以上，其強大消費力源於三大支柱：信貸體系完善（消費信貸滲透率超90%）、美元霸權紅利（低成本獲取全球商品）、社會保障託底（醫療、失業保障降低預防性儲蓄）。這種制度環境使美國居民敢於消費，2024年美國居民消費率達67.8%，顯著高於中國。

另外，如果人民幣匯率在不久的將來升值的話，實際上也是在增加中國人民的有效收入，可以購買更多的進口產品。

打通核心堵點，實現“能花”“敢花”“有地方花”

澎湃新聞：中國消費率偏低的問題仍然值得關注，您認爲影響消費的阻礙因素有哪些？

金刻羽：中國消費率偏低，是多重因素交織的複雜結果，核心堵點可歸結爲“能花”（收入制約）、“敢花”（保障缺失）、“有地方花”（供給錯配）三大維度。

“能花”的障礙在於收入與分配的雙重製約。一是收入增長滯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長期低於GDP增速，收入分配格局亟待優化。高收入羣體收入佔總收入比重遠高於低收入羣體，而低收入羣體邊際消費傾向通常達70%以上，高收入羣體僅30%左右，這種分配失衡顯著抑制了總體消費率。二是資產結構失衡，中國家庭資產配置中不動產佔比超7成，這種“房地產化”的資產結構導致財富流動性差，抗風險能力弱。當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家庭淨資產大幅縮水，特別是對在2018-2021年高峰期加槓桿購房的家庭，資產減值壓力尤爲突出。

“敢花”障礙在於保障仍顯不足與未來焦慮，導致居民進行預防性儲蓄。醫療、教育、養老等不確定性是很多居民減少消費的首因，這種後顧之憂使居民消費傾向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高負債也在擠壓消費。高負債率直接擠壓日常消費，特別是對中產階層形成“財富幻覺下的消費貧困”現象。

“有地方花”的障礙在於供給錯配與場景缺失。帶薪休假制度執行率低、文旅設施不足、城市消費空間規劃不合理等問題，制約了消費場景拓展。特別是對銀髮羣體、年輕家庭等差異化需求，缺乏針對性場景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整體經濟結構偏向生產，而不是偏向消費，整體宏觀調控的思路也是重視產業、生產、產能，地方政府很多機會和一些機制也是偏向於供給端、生產端，這些都不利於消費。

發展中經濟體總是隻注重產能建設、生產和供給，但對總需求的考慮不夠充分，這既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也是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更多地關注需求。

澎湃新聞：您認爲，提振消費可以從哪些方面入手？

金刻羽：一是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比如與生產率掛鉤的工資；二是將財政支持從企業轉向家庭；三是投資於能創造中產階層就業崗位的服務業，如醫療、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以利於工薪家庭；五是加強社會保障託底。

另外，我還想強調有花錢的情景，我們不應該過多地強調全球競爭力，當然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本地經濟”上。實際上每個城市有自己的場景，不管是餐飲、咖啡店，還是其他服務等，要形成能到處走來走去、有不同的環境和場景去消費，在周圍地區建設更多的能維持下去的消費場景，而不僅僅是比如在某個國家、某個地方的一個節日性消費場景，在日常生活中消費，既能快樂又能給其他人提供就業機會，其他人有了就業機會就又會消費，然後又會給更多人帶來就業，循環起來。

澎湃新聞：是不是有一些觀念上的東西需要改變？

金刻羽：肯定有觀念上的東西需要改變。一方面是個體微觀角度，要勞逸結合，生活追求的是什麼？不是一直工作，而是能夠在當下也生活得更快樂輕鬆一點，當然這是一種結合，我們不能像西方一樣不想明天，但是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只想明天、只想未來。

另一方面是宏觀角度，我們在整體的經濟發展方向設計上，只重視產業、生產力和製造業，實際上遠遠不夠。爲什麼美國是有錢的大的經濟體，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爲它是大的消費經濟體，其他國家想成爲富有的國家，必須得成爲一個消費大國。

依賴出口，現在幾乎不可能，因爲當前的政治環境已經改變，不能光追求誰效率高、競爭力強、能夠把所有產品都賣到世界，這種觀念現在在國際輿論場上已經很難被接受。我們的宏觀管理手段，實際上從需求端入手也是最快的，短期的宏觀管理政策一定要在需求端起到很大作用，防止大家信心失落、降低預防性儲蓄的習慣。

雖然美國採取了5萬億美元刺激政策，造成後面的通貨膨脹，但是也躲過了很重要的經濟衰退，它的經濟衰退也只持續了兩個月時間，肯定是在消費端的刺激非常充足，當然這並不完美，也不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起碼讓美國經濟很快恢復。

澎湃新聞：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也在需求端採取了一些政策，您覺得力度怎麼樣，還是說可以有一些更激進的刺激政策？

金刻羽：首先，消費者的預期要有改變。一方面，有一些比如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這樣肯定就想提前消費，而不是對通縮的預期，那樣再刺激可能也形成不了持續性的循環。第二，力度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小的。第三，肯定還是要更加註重就業，從科技發展角度看，我們非常強調製造業，但是機器和自動化的出現同時在發生，如果過於注重製造業，未來的就業機會也不是那麼多。所以強調服務業就業，因爲服務業會提供比製造業更多的就業，當然短期內大家對就業的不確定性還很警惕，所以要從政策端大力度地讓消費運轉起來，把整個經濟的發動機運轉起來。

“成爲消費大國和富裕國家要同時並行”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要成爲消費大國才能成爲富裕國家，但有人認爲這裡的因果關係應該是富裕以後才能消費，您如何迴應？

金刻羽：這是一個錯誤的認知，成爲消費大國和富裕國家要同時並行，一個是短期的部分宏觀調整要靠消費，消費直接變成就業，就業直接變成收入，收入變成更多消費，一個是一個國家長期的潛力，當然在於效率、資本等。但是不能永遠考慮的只是長期，短期都過不去，怎麼考慮長期？

這個概念是什麼？比如，我省了一塊錢，就剝奪了其他人一塊錢的飯碗，我今天出去消費，就是給其他人就業，其他人就業就是讓其他人會去消費，這些消費就變成另外一些人的就業，另外一些人的就業又變成一些其他人的消費。這個不是雞與蛋的問題。我們早已經過了要先生產、先儲蓄的階段，現在已經不像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只消費不儲蓄不投資，我們是投資過多、消費太少，這之間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提高居民收入，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澎湃新聞：制約消費的一個很大因素是收入低，在當前經濟承壓的背景下，對提高收入，您有哪些建議？

金刻羽：在經濟承壓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重點突破三個維度。

初次分配改革方面，向勞動者傾斜。一是工資增長機制上，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科學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提高免稅收入門檻。二是財產性收入拓展，多措並舉穩住股市，打通養老金、保險資金等中長期資金入市堵點；強化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嚴厲打擊財務造假和違規減持；豐富個人投資者債券產品選擇。拓寬居民財富增值渠道，改變過度依賴房產的財富結構。

再分配調節方面，強化公平性。一是稅費結構調整，降低工薪階層稅負，提高資本利得稅比例。2025年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和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標準，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通過轉移支付增強低收入羣體消費能力。二是社保體系完善，全面實施個人養老金制度；推動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制；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研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生育保險，減輕家庭負擔。三是托育和學前教育補貼。

此外，要重視農民增收，盤活農村資產。一是土地收益分配改革，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探索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農戶合法住房。這有助於釋放農村巨量“沉睡資產”。二是產業興農，實施農業品牌精品培育計劃，推進農產品“三品一標”行動；發展庭院經濟、林下經濟、民宿經濟；落實農機報廢更新補貼政策。

澎湃新聞：有人認爲，居民的一大部分財產在房地產裡，導致大家不敢消費，您認同嗎？如何解決這一部分問題？

金刻羽：居民財富過度集中於房地產是抑制消費的關鍵因素，這一判斷有堅實數據支撐：中國家庭資產中不動產佔比高達77%，遠高於美國和日本。這種結構導致兩大問題：一是財富流動性差，難以轉化爲消費能力；二是房價下跌引發負財富效應，居民資產負債表顯著惡化。

有幾種解決辦法，一是存量去化：允許專項債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此舉既能消化庫存，又能補足保障房短板，還可釋放改善性需求。二是釋放住房需求，降低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支持提取公積金支付首付款同時申請貸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三是優化資產結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金融資產佔比。

將消費和工資增速納入地方政府考覈體系

澎湃新聞：您建議，可以考慮將消費和工資增速納入地方政府考覈體系，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具體可以怎麼做？

金刻羽：將消費和工資增速納入地方政府考覈體系，是扭轉“重生產、輕生活”“重投資、輕消費”發展慣性的關鍵制度創新。

其制度效益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發展導向糾偏，扭轉GDP錦標賽導致的過度投資，引導資源投向民生改善和消費環境優化。如日本在1987年轉型中將政策重心從出口補貼轉向服務消費支持，帶來內需持續增長。二是供給質量提升，激勵地方政府培育消費新場景。三是資源配置優化，推動土地、資金等要素向消費領域傾斜。如《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要求完善城鄉消費設施，加強縣級物流配送中心和鄉村終端物流配送設施建設，這正是考覈可落地的領域。四是培育區域特色，避免同質化競爭，引導地方發展特色消費。如成都發展首店經濟（2024年引入首店820家），帶動消費增長。

考覈指標體系設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基礎指標方面，關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服務消費佔比、消費便利度指數（15分鐘生活圈覆蓋率）等。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可成爲重要觀測項。特色指標方面，可因地制宜設置文旅消費（雲南）、銀髮消費（海南）、數字消費（浙江）等特色指標。環境指標方面，可設置消費者滿意度、帶薪休假執行率、12315投訴辦結率等。《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要求“嚴格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可作爲監督重點。創新指標方面，可關注消費新業態培育（AI消費場景、低空經濟等）、國潮品牌孵化數量。

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將“文化消費指數”納入地方考覈，推動釜山電影節、K-pop產業集羣等特色項目崛起，使文化產業成爲經濟新支柱。中國可借鑑此經驗，通過差異化考覈激發地方創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