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穿透迷霧看清現實

郭建龍是羅胖強烈推薦的一個作家，經濟記者出身的郭建龍按照非虛構的寫法，以親身遊學的方式走遍中華大地和世界，以此研究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郭建龍的書都非常精彩，五星推薦。 ‍ ‍

郭建龍在本書中的後記中自述，“總結起來，我的研究可以概括爲一箇中心、兩個維度。所謂一箇中心，就是我的最終目標是研究中國現代問題，我真正關心的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以及中國未來的走向。但是，要研究中國現代問題，必須有一個寬廣的視角，必須瞭解現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現代中國在歷史上的定位。所謂兩個維度，就是一個橫向的世界維度和一個縱向的歷史維度。當對兩個維度都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之後，我會回過頭來，集中研究最艱難的領域：現代中國問題。歷史系列會包括三本書，分別從財政、軍事和統治哲學三個角度來研究中國歷史。關於中國歷史上最深層的脈動，我也認爲可以分成這三個方面，即和平時期看財政，戰亂時期看軍事，維穩必須靠思想控制。”

這本《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是在微信讀書裡間隔了兩年時間纔讀完的。覺得有一種穿透迷霧看清現實的收穫。在作者的剖析之下，龐大的中央帝國被脫得一絲不掛，一些原來沒有想到的問題豁然開朗。

從秦朝到清朝，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的財政問題，在作者詳盡的數字，生動的引述下，會有一種既熟悉又鮮活的感受。歷史總是在反覆重演，可是作爲當事人總無法看清，或者總也無力避免陷入到怪圈之中。從秦到清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主要是農業佔社會經濟的絕對主題，社會總的財富幾乎是固定的，國家拿的多，民間就留的少，這是一種零和遊戲。所以只有創新纔是社會發展的底層動力。

從秦到南朝，帝國的財政系統一直保持着延續性。秦代和漢代初期是試驗期，幾位皇帝在試着建立一種新式的龐大帝國。在以前，人們甚至不敢想象能在這麼大的疆域內維持統一和繁榮。但經過幾代人的嘗試，到漢景帝時期，帝國不僅存在，而且繁榮。

然而武帝卻發現了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巨大缺陷：當產生戰爭等大的開支項目時，帝國的財政無法支持如此龐大的開銷。他試圖引入一套國有壟斷體系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辦法奏效了，卻給帝國帶來了更致命的新問題。由於壟斷體系的約束，社會永遠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而官僚體系在參與了經濟的具體運行後，社會經濟變得龐雜和混亂。當權力與經濟勾結時，社會的結塊和硬化再次損害了帝國的財政。

漢高祖開創的帝國的確給中國帶來了無數的好處，將如此衆多的人口集中在一個政權下，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大市場，經濟規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人們享受這些優點時，卻沒有看到官僚集團在悄然膨脹，如同癌症一樣在擴大，直到經濟吃不消，養不起官僚集團。國有企業之所以繼續存在，是因爲它給了政府足夠的控制權，防止下層的反抗。而當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時，國有企業的作用就更明顯，那時，政府財政將依靠國有企業來渡過難關。

在軍閥混戰時期，貨幣經濟也已經停止，中國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當戰爭向着長期化發展時，誰第一個反應過來，從掠奪式財政政策走向可持續的生產式財政政策，誰就會成爲受益者。司馬懿在對抗諸葛亮的時候就採取了屯田的做法，諸葛亮每次都是從後方基地長途運輸糧草，所以最終的結果是司馬懿贏了。

唐朝“三武一宗”滅佛的理由只有一個：財政。他們在意的不是佛經對錯，而是三樣東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資源。每個寺廟都充斥着年輕力壯的和尚，但他們不僅不勞動，還不納稅和服勞役，政府早就想打他們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據傳統，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稅的。當政府的徵稅過於嚴苛時，人們甚至把土地先送給寺廟，再變成寺廟土地的租戶，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擁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卻因此少了許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銅像。銅像被用來融化鑄成了銅錢。

不僅僅是宋代，在任何時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這些紙片的工具，就必然會製造通貨膨脹和財富再分配，在攫取鉅額財政收入的同時，製造着一個又一個誘人的官商泡沫。政府就在“財政困難——瘋狂印鈔——惡性通脹——朝廷感到害怕——想辦法回收紙幣——發行新紙幣，強行以折價收兌舊紙幣”的套路中不斷循環。

在明代，真正體現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隨着貿易的活躍，江南的許多地方已經進入了商業社會，特別是在蘇州等農業重稅區，人們已經放棄了對土地的依賴，轉身變成了城市人口，依靠服務業、加工業生存。現在的長三角地區，就是從明朝這個時候開始了商業起飛，商人的思路開拓，資源的整合，民風的養成，幾百年後造就了現在的繁榮。

最終影響明朝興亡的不是後金王朝的連綿進攻，也不是薩爾滸戰役的慘敗，而是軍事行動帶來的財政失衡。財政失衡又導致民間經濟崩潰，終於帶來了造反潮。

清代的財政制度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財政體系裡做得最平衡、最簡潔，也是最高效的。它拋棄了一切華而不實的形式，只認準了土地，建立最方便的制度對土地徵稅，其餘的稅種都是輔助性的。清代繼承了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很長時間都做到了收入大於支出。

但歷史彷彿和中國人開了個玩笑。就在偉大的康乾盛世時期，另一項更偉大的運動正在歐洲發生，將康乾盛世從人們頂禮膜拜的紀念碑變成了笑柄。

在清兵入關、正式建立全國性政權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如果放眼歐洲，會發現整個歐洲處於一片烏煙瘴氣之中。英國人正在打內戰，此刻距離國王查理一世被判處死刑還有五年。歐洲大陸也還處於三十年戰爭的凋敝之中，這場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戰爭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就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樣破壞力巨大，令人震驚。

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歐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財政仍然圍繞着農業來安排，但歐洲的工業、金融、商業帶來的綜合實力，卻已經逐漸過渡到了強調資本、強調工業的軌道中，工業比重加大，全球性的開發也讓歐洲人擺脫了糧食短缺的威脅。政府依靠工業、金融槓桿獲得更多的稅收。

1840年鴉片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屈辱，但也幫中國融入到了世界。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在技術上同步，出口也是經濟的三家馬車之一。開關以後，更大的好處還不僅僅是海關關稅。由於海外貿易的刺激，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也破繭而出，中國的社會轉型由此展開。工商業的活躍也讓政府徵收商業稅成爲可能，使政府能夠獲得更大的收入。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以最大的尺度接入了世界之中，這是我們這代人親身經歷的事情。而今天我們又面臨着被美國隔離的各種挑戰，從本書剖析的歷史上那麼多的經驗來看，無論如何都不能關起門來各玩各的。

來源：老周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