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創新的勇氣 諾貝爾經濟獎的啓示（吳芳銘）

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由美、以雙重國籍學者莫基爾、法國學者阿吉翁及加拿大學者郝伊特獲得，研究內容爲「闡明創新如何推動經濟持續成長」。（路透）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3位以「創新與經濟成長」爲核心研究的學者──莫基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郝伊特（Peter Howitt）。這並非一場單純的學術皇冠加冕，而更像是對當代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反思：在人類焦慮於AI（人工智慧）、氣候與不平等加劇的時代，我們是否還理解「成長」的真正意義？

3位學者的研究指向同一個問題：爲什麼人類在漫長的歷史中幾乎停滯不前，而自工業革命以來卻能維持兩百多年的持續成長？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現象，其實是歷史的例外。

首先，知識的累積的重要性，從「知道怎麼做」到「知道爲什麼」。經濟史學者莫基爾的貢獻，在於讓我們重新理解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變革」，更是一場「知識結構的革命」。

他指出，過去的社會即使擁有發明，也難以讓成果持續擴散。因爲在那個年代，人們知道「怎麼做」的「操作性知識」，卻未必理解「爲什麼有效」的「命題性知識」。直到啓蒙運動興起，理論與實作開始互相回饋，工程師能從科學中找到原理，科學家也能從工藝中獲得靈感，知識之間的循環終於形成了自我推動的機制。

莫基爾進一步提醒：真正的創新不只仰賴天才，更仰賴一個「容忍失敗」的社會環境。英國在18、19世紀能引領工業革命，並非因爲資源最豐富，而是因爲社會制度允許試錯與鼓勵改良的環境。

反省當下，莫基爾對眼下經濟發展的警告依然切中要害，當社會因保守與恐懼而拒絕冒險時，成長的引擎也會隨之熄火。

二、創造性破壞是成長的雙面刃。若說莫基爾描繪的是成長的歷史地圖，那麼阿吉翁與郝伊特則提供了經濟學的「內燃機」概念，讓創新從抽象變爲可以分析的理論。1992年，他們提出「熊彼特式成長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將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轉化爲可運算的數學架構。

在該模型，企業爲了壟斷利潤而不斷研發新技術，新的創新取代舊技術，舊企業消失，新企業則崛起。這樣的循環雖然伴隨破壞與陣痛，卻是經濟永續成長的必要條件。

這個理論的深意在於，揭示「破壞」與「創造」的辯證關係。經濟的繁榮不可能沒有風險與淘汰，但社會的挑戰是如何管理破壞，使其轉化爲整體的進步而非災難，這纔是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所提「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真義。

阿吉翁與郝伊特同時指出，創新也可能「過猶不及」。當創新的社會效益高於企業私利時，市場會投資不足；反之，若創新只是在既有產品上微調，卻消耗大量資源，則是典型的「過度創新」。

政府的角色，便是在這兩端之間取得平衡：在需要時補貼研發，在泡沫氾濫時降低誘因。

三、制度與文化如何讓創新得以呼吸。3位得獎學者的研究，其實共同回答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創新爲何在某些社會能生根，而在另一些地方被扼殺？」

莫基爾在研究中強調，工業革命能誕生於西歐，是因爲有包容前所未有的「制度開放環境」：思想海闊天空、意見能辯論、議會能協商以及資本能流動。這些條件並不直接創造發明，但它們讓創新得以傳播、累積併產生連鎖效應。

阿吉翁與郝伊特則從理論面指出，當市場集中度過高、創新被壟斷，或政治結構保護既得利益時，創造性破壞的機制就會失靈。經濟成長不再是永續的爬升，而成爲「富者恆富，窮者難進」的惡性循環。

回看眼前全球經濟的現實。從大型科技公司壟斷AI市場，到政府政策在保護舊產業與鼓勵新創之間搖擺不定，這些問題都回到了阿吉翁的核心命題：創新需要的不只是靈感，更是一個可呼吸的制度生態。

四、從模型回到人的根本，找回企業家的精神。過去數十年，經濟學在追求精確的數理模型與計量預測中，逐漸接近「工程學」。然而，當理論愈發精密，人卻在模型裡被簡化爲如同理性與同質的「經濟人」。

諷刺的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獎恰恰是一場對這種傾向的糾錯。3位得主的研究雖然使用模型與歷史數據，但其精神明確指向「人」，特別是推動創新及挑戰常規的企業家及其創新精神。

阿吉翁與郝伊特的模型強調，企業家不再是外部條件，而是經濟動力的核心。其風險、判斷與想像力，構成了熊彼德「創造性破壞」的起點。

莫基爾不斷提醒我們，這樣的精神必須被文化所滋養，唯有鼓勵探索與包容異端的社會，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創造者。

這樣的洞見，對當前的政策辯論具有啓發意義。當全球陷入AI帶來的失業與焦慮時，我們或許不應執著於「保護舊的工作」，而應轉向「保護敢於創造新工作的勇氣」。

五、在不確定的時代如何守護創新的火光。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在頒獎時指出：「經濟成長並非理所當然，人類必須持續維護推動創造性破壞的機制，否則我們可能重回停滯。」

這句話道出了當前最大的矛盾：我們渴望創新，但又懼怕改變；我們談論效率，卻忽略了制度與文化對創新的支撐。

當今世界面臨的挑戰重重，貿易關稅戰、地緣政治衝突、氣候危機與AI新時代等，其實都與「如何管理創新」有關。技術進步若缺乏制度的引導與倫理的邊界，可能讓成長成爲新的不平等。

莫基爾提醒我們，文明的進步不只是發明新工具，而是學會如何共存於不確定；阿吉翁與郝伊特的理論則教我們，在「破壞」之中尋找秩序，在競爭中維持包容。

成長的秘密在於不願停滯的進擊靈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只是獎給3位學者，更是獻獎給「創新本身」，且提醒我們，經濟成長並非自然法則，而是人類文明一次次選擇相信未來的結果。

真正的創新，不只是技術的突破，而是文化與制度對未知的擁抱；真正的成長，不是GDP的數字，而是社會願意爲下一代保留冒險的空間。

當世界在焦慮與動盪中尋找出路，也許該重新理解「創造性破壞」的本意，不是摧毀的暴力，而是一種創新的勇氣。經濟學最終要守護的，不只是市場的運轉，更是那股不願停滯的人類文明精神。

這些真的頗值得我們省思，也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各國執政者的深切提醒。

（作者爲臺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