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抽血案 高教轉捩點（張瑞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爆發女足球員抽血爭議，事發後校方19日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校長吳正己（左）向受害的球員及其家人表達最深歉意，教練周臺英（右三）坦承曾以非醫護人員爲球員抽血。（範揚光攝）

臺師大女足隊爆出抽血研究事件，剛好讓我們可以全面檢討教育體制、學術倫理與學生權益之間的關係，不要只是聚焦「抽血多少次」的過程細節，而應深刻思考其暴露出的制度疏漏、文化不平衡，以及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值得慶幸的是，多方監督機制最終發揮作用。從立委陳培瑜的揭露，到監察院自動調查、教育部介入、北檢偵辦，事件一路升級，顯示公權力與媒體社會監督的力量，扭轉了學校內部處理的被動與自保傾向。這一連串行政及司法反應，正是制度運轉的跡證，也提醒我們，沒有強而有力的外部監督，校園內部的權力失衡就可能長期被掩蓋。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更深層的結構問題，這起事件揭露了「體育團隊中的特殊文化」。教練兼具學術與行政身分，權力被過度集中，形成不可質疑的「權威」。學生因此陷入兩難，若拒絕，面臨學分扣除、隊籍剝奪，甚至延遲畢業的陰影；若配合，則冒着身體危險與心理壓力，更換來「自願」的標籤。這種雙重壓力，讓學生動彈不得。

學術界同樣憂心，若學校處罰最終只是「不予晉薪、不得超鐘點」等這種輕微懲處，是否等於縱容制度繼續保護濫權者？高等教育裡，若無嚴謹的人權保障與研究倫理監督，學術研究將失去最根本的指南針。從批判者角度來看，若不立即讓「霸凌」具解聘性，制度改進恐怕只是一紙空文，若沒有真正獨立且全面透明的IRB，每一個研究都可能重蹈覆轍。

教育界與社會還需要進一步重塑「體育教育文化」，中職球員工會明確指出，運動員首先是一個「人」或「學生」，他們不應被視爲實驗材料，教師與教練必須在運動、學業、人權三者間取得平衡。這不僅是制度問題，更是整體教育文化與權力分配的再思考。教練不能被視作「神」，學生更不該因「無條件服從」就成爲犧牲者。

這起事件的最大教訓，其實是在學生勇於爲自己發聲的片刻。簡奇升摘下墨鏡、具名指控的瞬間，讓一切掩蓋意圖瞬間瓦解。許多學生站出來說：「抽血的初衷或許出於善意，但學生失去了任何自主性。」這樣的勇氣，纔是制度改革最強大的核心動力，而非任何行政罰款或道歉文稿。

若要把這起抽血案轉化爲臺灣高教的轉捩點，未來必須建立起真正獨立、透明且具權威的研究倫理監督機構，包括外部專家與學生代表，審查資料公開可查，並有申訴與審查迴避機制。

再來就是大學的象牙塔如何透明運作，黑函和真正的吹哨者如何區別和保護，避免校內事件被內部冗長程序掩蓋，讓每一位師生都能在無後顧之憂下反映不公不義和敢於申訴。

只有當這些制度真正內化爲每個大學的基本運作時，這起抽血案所引發的社會關懷才具備長遠價值，才能成爲臺灣教育史上的關鍵反思與轉型契機。學術不該只追成果，教育不該只追求成績，唯有良制和良治，人權與透明監督並重，高等教育才能正當正常地發展。（作者爲臺北商業大學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