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地緣政治　臺灣的戰略選擇

▲綠色地緣政治，已然崛起爲21世紀全球治理的主軸。（圖／路透）

●江岷欽／世新管理學院院長

加拿大社運思想家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曾言「氣候變遷，是人類能否超越國界、共同面對未來的第一次真正考驗。」如今，這句話已不只是道德上的呼籲，而是全球政治與產業決策的現實壓力。氣候治理不再侷限於環保範疇，更是牽動全球權力重構、供應鏈洗牌與技術主權競逐的戰略核心。綠色地緣政治，已然崛起爲21世紀全球治理的主軸。

另一個新興戰略戰場　「綠色技術主權」

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與美國的《清潔競爭法案》無疑標誌着這場變局的制度性展現。它們將氣候政策化爲隱性貿易壁壘，迫使出口國調整碳足跡與製造結構。

即使如中國大陸、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也不得不擴大碳市場與加速轉型，顯示這些機制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懲罰性規則」功能。

對臺灣而言，這場綠色轉向既是警訊，也是契機。以螺絲、鋼鐵與石化等傳統高碳出口產業爲例，若未建立碳揭露與減碳機制，依工研院估算，毛利恐下滑6%至8%。

更重要的是，CBAM的未來擴大範圍勢必涵蓋電子與半導體，而臺灣晶圓代工耗電量高居全球之首，其能源結構與永續治理表現，將直接關係到產業生存與國際競爭力。

此外，氣候風險亦正被納入安全視野。美國國防部與北約已正式將氣候變遷列爲「威脅乘數」，納入戰略規劃與資源配置，而中國軍方則對此保持沉默，反映出不同戰略文化之間的認知落差。從北極航道到水資源外交，從氣候災害應變到碳資源競逐，地緣政治的邊界，正快速從傳統國界轉向氣候邊界。

除了氣候風險，另一個新興戰略戰場則是「綠色技術主權」。中國大陸目前掌握全球九成太陽能產能與七成稀土加工能力，已經透過原材料與能源技術，建立起具備地緣威懾力的「綠色槓桿」。

相對地，美國與歐洲則以補貼、標準制定與供應鏈重構進行迴應。臺灣若能強化光電材料、節能半導體與碳化矽技術，不僅可鞏固科技優勢，更有潛力成爲全球綠色治理體系的技術輸出國。

然而，ESG制度的國際共識正面臨分歧狀態。一方面，臺灣推動永續金融與綠色債券，強制上市櫃企業揭露ESG報告；但另一方面，美國已有超過20州推動反ESG立法，對企業施加退出SDGs框架的壓力。在碳定價方面，臺灣目前僅課徵每噸300元碳費，與歐盟動輒每噸90歐元（約合3,000臺幣）的水準相比，明顯偏低，難以對高碳企業產生實質誘因。

面對氣候治理與地緣博弈加劇　臺灣應從3大層面着手

在全球氣候治理與地緣博弈交錯加劇的時刻，臺灣若要掌握戰略主動，至少應從3大層面着手。

首先，提升碳費與推動產業升級。必須設立具前瞻性的減碳路徑，透過財政誘因，引導高碳製造業導入碳捕捉（CCUS）、氫能、生質能與循環經濟解方，打造低碳製造生態系，強化出口競爭韌性。

其次，協助中小企業強化ESG合規能力。碳盤查、碳揭露與ESG報告對中小企業而言往往門檻過高，政府應設置輔導平臺、簡化流程並提供綠色融資工具，使供應鏈上下游能協力應對轉型風險，避免「小企業斷鏈」。

最後，強化能源安全與綠色供應鏈多元化。應深化與印度、澳洲、加拿大等民主夥伴的稀土與儲能合作，發展海外氫能與風光資產，同時強化國內ESG審計、綠領人才培育與數據治理，爲臺灣未來的低碳競爭力提供智力與制度支撐。

正如賽博龐克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中所言：「未來已經到來，只是尚未平均分佈。」在綠色地緣政治日益成形的當下，臺灣不能只是被動應對全球規則的接受者，而應成爲新治理秩序的積極參與者。

透過技術自主、規範建構與制度創新，臺灣絕對有機會轉化綠色轉型的壓力爲契機，走向一條兼顧環境正義、經濟韌性與國家主權的新路徑，成爲亞洲綠色治理與技術民主的關鍵行動者。

▼透過技術自主、規範建構與制度創新，臺灣絕對有機會轉化綠色轉型的壓力爲契機。（圖／民進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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