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專欄》回看「五四」 談國民啓蒙

五四運動（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五四」將屆，兩岸熱度不一，在臺灣，它基本只是文化界在乎的文藝節，在大陸，則更多地從反帝反封建的脈絡來談它，文藝之外，還將之定爲青年節。

歷史的詮釋原各取所需。臺灣的淡，一定程度是「五四」所談的民主與科學，在社會已一定生根，而今日回看，卻又因「五四」所談並不深刻，再加以後期的「去中國化」，都使得紀念「五四」只成爲「文藝節」的活動。

大陸不同，反帝反封建是建國的標舉，一直到現在還是教育之鵠的，所以更聚焦於將「五四」定位爲愛國運動，要到近來，因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五四」裡的文化意味才較被彰顯。

然而，無論就指文藝，或就強調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意識，恐怕都未能觸及到「五四」對中國社會的根本意義。

根本講，「五四」是一種對舊社會的啓蒙運動，所以儘管在列強侵凌下，仍強調西方近世標舉的民主與科學，以提倡白話文爲核心的文藝運動，也在對僵化的舊社會做根本性的開刀，在這裡，有國家面臨存亡的危機意識，有文化面對衝激下的自省，但總認爲一切的源頭，正在僵化的舊社會，所以須從根本救起。而談根本，就得喚起國民的理性態度，換句話說，「五四」運動基本就是中國的啓蒙運動。

啓蒙，並不意指中國文化沒有其精華，而是長期的封建矇昧了大家的心靈，這在近幾百年尤甚，但由於要從根清理，言語手段都得激烈，也就引起了反彈。於是，「五四」的另一焦點，就是「國故」與「西化」的論爭，它襲奪了大家的眼目，「五四」的啓蒙基點也因而被模糊。

啓蒙，是從矇昧中跳出，用一種更理性、更開放的態度看待世界，推動中國，這是根本性的改革，很難畢全功於一役，再加以當時內憂外患，啓蒙的結果也就侷限在一定階層，未能廣及整個社會大衆。

就這點，坦白說，臺灣幸運些。臺灣日據時代的知識分子受到「五四」的影響，開啓了最先的啓蒙運動，之後國府播遷臺灣，率多知識分子隨行，也就能在此紮下一定的基礎。

大陸不然，地大人多，各地發展不一，常就是兩個世界，再加以前期的政治運動斫傷文化，因此，儘管人才衆多，改革開放後社會力迸發，但啓蒙的影響始終有限。而在國力躍升後，民族自信恢復，心理上爲擺脫過去的弱勢，證明自己的優越，卻又出現了另外一些非理性的矇昧行爲，而其中，最極端的，就屬「西方僞史論」。

「西方僞史論」者認爲西方的歷史，尤其古代史，都是文藝復興後僞造的。稍有論辯能力者在此會提出對亞里斯多德的質疑，認爲一個人不可能有如此的全才，也不可能在短短一生中有如此大量的著作，而更多相信僞史論的人，不僅以「諧音哏」爲證據，認爲英語源自漢語，還認爲西方几百年來的發展，就因偷了中國的《永樂大典》所致，他們相信《永樂大典》裡不只有蒸汽機，甚至有光刻機。儘管對這種反智言論，大陸官方封號了一些大咖，可信者依然大有人在。

這種「世界文明源自中華、現代科學來自大明」的說法，不僅大大地悖離了理性，也反過來斫傷了愛國主義與文化自信的標舉，根柢的，其實是在面對世界後一種退回子宮的文化心理。

這樣的說法會有一定的信衆，當然可以推諸於中國的地大人多，但更根柢的，也就反映了中國的啓蒙運動雖已歷一個世紀，成效卻依然稀薄。

回看「五四」，你可以談文藝、談愛國、談反帝反封建、談文化自信，但最根本的，還應回到「五四」的啓蒙意味，在這裡，兩岸儘管發展不同，卻都需要。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