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專欄》大國崛起的歷史超越（二）：跨過文明衝突

百多年來的中國積弱，使世界近乎可以忽略這東方大國的存在，可如今他已甦醒。（圖／美聯社）

中國大陸的崛起，其影響是世界性的，人口多、土地大，還因這40年來強大的社會動能，使得在談世界性事物時，誰也不能漏掉他。

然而，雖說不能漏掉，真談，卻常就聚焦在兩個可能的衝擊上。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它以希臘城邦斯巴達疑懼雅典興起此「一山不容二虎」的歷史經驗，指出中美最後必然要「正面」地一決勝負。一是「文明衝突論」，這是90年代政治學者杭廷頓提出的理論，他認爲在全球化的當代，最根柢的衝突是文明間不同價值的衝突，徵諸伊斯蘭與西方世界這些年的爭戰，其看法也有它歷史的經驗性。

就因這兩個觀點，許多國家乃帶着疑懼的眼光看着中國的崛起。

從「修昔底德陷阱」來看，世界正趨向中美兩極，彼此既將一搏，勢必帶來全球災難。

就「文明衝突論」而言，百多年來的中國積弱，使世界近乎可以忽略這東方大國的存在，可如今他已甦醒，且這基本上在一個半封閉地理區產生的原生性大文明，其「人間性」的特質，相較於西方、阿拉伯、印度之有清晰的「彼岸」，的確有基點的差異，這也讓「他者」對其未來多了一份疑懼。

然而，中國崛起必然會走向上述的陷阱與衝突嗎？這種近乎先驗式的結論，是不是有着西方的歷史特色？其實是值得我們反問的。

首先，就地緣政治，世界之大與希臘城邦，其不同何只以道里計，而當今人類因共同面對的生態、人口、科技等問題，更就有了「地球只有一個」的觀念，以此，用當年的希臘經驗直接放諸當代，當然有它的偏頗。

相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之談兩大國現實中的勝負，「文明衝突論」關聯的，則是價值的選擇，它關係到所謂的高低對錯，更是世界許多衝突的根源，兩大國間的博弈，也有着這樣的心理因素在，若不從這根底解決，世界紛爭也就不能平息。

然而，自二戰後殖民地的獨立，到如今文明多極化的興起，「文明衝突論」固反映着某種現實，但如果能從欣賞乃至互補的角度，或更以種子基因庫之對整體自然界的價值來看待不同文化的存在，則除非是直接傷害生命權與財產權的作爲，其他的也就沒必要先驗地將特定文化置於最高處，彼此的不同，並不必然會走向有我無你式的衝突。

其實，除了地緣及心理因素外，衝突論的提出，在西方，更有着十字軍東征的歷史背景，許多人也就以這樣的經驗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但中國呢？歷史上，中國在東亞基本是個獨強的文明，過去，他雖缺乏與其他大文明接觸的經驗，但同時他也沒有與其他大文明長期對抗的歷史，而他的「人間性」也使他不像一神論的文明般，要在現實世界中體現一種絕對性，以此，文明間也沒必然要有終極對錯的對決。

當然，我們也得承認，百年來的屈辱，使大陸許多人對外來文化帶有一種強烈的排斥性，但只要能體認中國的積弱與歷史時期的封閉有關，就可能走過這種傷痕，擁抱世界，真談中國特色的發展，也就不致落入西方主流的衝突論中。

坦白講，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懼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你太大又跟別人不同，但反求諸己，中國要談真正的崛起，就不能只不平於過去的弱勢遭遇，只眷戀前期亞洲強者的角色，更須顯現出跨過西方當道的衝突思維，堅守人類生命共同體的基點，與其他國家、文明間美美與共，創建因中國強大而使世界更美好的事實。這種面對世界的歷史超越，正遠遠大於許多國族論者所標舉的昔日光輝。

這是艱鉅的挑戰，但也只有這樣的超越，才真能帶來人類的希望。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