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強人政治」時代的政治心理基礎（尹繼武）

縱觀那些國內政治和情感極化激烈的國家，都或多或少伴隨着特定個性獨特，與衆不同領導人的崛起甚至上臺執政，譬如美國川普爲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圖／路透社）

近些年的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突出表現之一便爲逆全球化思潮和方向的轉變。與此相伴，一些大國如美國或其他區域國家國內政治的變化也是引人矚目。加之大國戰略競爭，地區安全衝突的頻發與僵持，這似乎預示着當今國際社會已步入了另一個時代。在諸多推動這種國際格局和國內政治變化的要素中，領導人作爲一種作爲微觀的變量，逐步被人們所重視。從發達國家的民主退化，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強勢領導人頻現，皆說明一個具有全球意義而言的強人政治時代的來臨。

其一，領導人的個性特質至關重要。縱觀那些國內政治和情感極化激烈的國家，都或多或少伴隨着特定個性獨特，與衆不同領導人的崛起甚至上臺執政。譬如美國川普爲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艾爾段等爲代表的中等強國。這些領導人自身的個性特質，尤其是極端傾向特別明顯，比如極度自戀，在自我和環境關係上的挑戰和重塑特質，以及對於權力追求、關係掌控、羣體對立的高驅動特性等等。就此而論，所謂的強人政治或政治強人，都是「非制度」化，以極端自我作爲政治行爲和偏好的依據。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全球層面，不少研究將上述性格獨特的領導人歸結爲「民粹領導人」，即以反建制、代表受忽視的民衆聲音的領導人，他們身上共享着一些人格特質，如黑暗三維人格特質的自戀、心理異常和馬基雅維利主義權力觀。總之，只有那些在關鍵性格特質維度上異於常人的領導人，在當下百年大變局之下，才能夠對特定發達國家或中等強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重大改變，甚至是顛覆的影響。

其二，全球政治中的文化和秩序觀的變遷。在全球化與一體化的時代，發達國家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助推者。這突出表現爲，美國其實是二戰後國際制度的創建者之一。然而，美國爲代表的發達國家，對於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態度，包括美國對外經貿政策並非只有唯一的選擇。同理，美國的對外經貿態度一直在進口徵稅和限制進口，以及推行自由貿易之間平衡。權力轉移背後的技術、經濟發展模式的轉移，也使得無論是發達國家，亦或是相關中等國家，對於經濟全球化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正因爲此，上述性格獨特的領導人，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政策偏好、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尤其成爲當下逆全球化的代表。放寬時間的限度，這些領導人在尚未參政和執政時，其相關政策言論也是一直存在，具有一定的恆定性，比如川普對於徵稅、貿易保護等相關政策言論，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只不過這麼多年，川普自身的政治言論、政策偏好，缺乏相應的社會共鳴以及政治接納機會。由此看來，領導人的政治影響表現，受自身性格特質、政策理念與國內政治的共識的多重影響。

其三，領導人國際政治影響的共識基礎。到底是特定領導人的個性與偏好，可以一定程度上塑造國家內部的思潮文化，以及對外政策偏好變化，還是國內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爲特定領導人的政策理念誕生奠定了社會土壤，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塑造與重疊的。猶如上文所分析，只有當國內社會對於傳統的內政外交理念及其後果產生了實質性的「反思」，才爲特定民粹領導人的政治動員、政策敘事和情緒操控提供了可能的機會。這個時間節點、政治經濟條件是一個臨界點的問題，在到達臨界點之前，特定政治精英的話語敘事、情感訴求是有相應的推動作用的。當然，性格獨特的領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國內政治和對外戰略格局，也會受制於一些更爲根本性的要素，比如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爲個人的作用提供的空間是有一定限制，除非政治精英重塑制度設計。而社會與政治共識是否形成，也是領導人能否產生個體性影響的必要條件。獨特個性、政策偏好、國內製度設計以及領導人偏好能否形成社會共識，這諸多要素也是缺一不可。

總而言之，在世界進入到動盪與變革的深化時期，領導人的關鍵作用更爲突出。理解當今國際政治的走向，需要綜合領導人的獨特信念體系、政策偏好，以及在國內政治層面的領導人與社會共識的調適。國際關係理論的傳統尤爲強調體系層面的限制性要素，但在一個重大和急劇變革的環境中，需要更爲關注關鍵性領導人的政治作用。特別是這些獨特領導人的出現並非是某個發達國家或中小國家個案，而是具有一定的全球普遍意義成爲一類現象時，這恰恰說明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決定國家對外行爲和國際格局變遷的要素，領導人的能動性逐步構成核心驅動力。反過來也表明，如何約束諸如川普等獨特領導人的破壞性，也是包括美國在內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所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