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後李光耀時代：分道揚鑣的政治道路？（陳納慧）

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他們雖然尊崇建國之父李光耀，但更渴望李光耀式的威權統治所無法給予他們的民主和自由。他們成長在全球化時代的歐風美雨下，所信奉的價值觀早已與父輩祖輩有着根本性差異。李光耀時代終將塵封入新加坡的歷史。（圖／取自網路）

將政治領袖神化的現象並不爲中國或亞洲所獨有，西方歷史上也崇拜過全能的英雄。但隨着近代民主制在西方的全面確立，以個人意志力主導國家的全能英雄被體制中的政治家所替代。像美國總統，儘管在事實上擁有至高權力，也還是可替代的普通人，而不是獨一無二的神。強人政治和英雄主義得以在亞洲近代史上繼續盛行，主要有兩方面因素：一是這一區域的發展狀況；二是亞洲的政治文化傳統。

第一，就亞洲的發展狀況而言，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儘管亞洲國家之間各有差異，但總體上存在着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即變化和動盪長期存在，至今未絕。很難預見亞洲的這種未完成的和不穩定的狀態還將持續多久。杭廷頓曾在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談到：「現代化需要權威來主導和帶來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根本性改變依靠人的有決心的行動。因此，持有權威的必須是人，而不是不變的法律。此外，人必須擁有權力來實現改變，因此權威被集中到某個強勢個體或一羣人上。」

這一論述道出了亞洲在其現代化形成過程中爲何籲求強人統治。一個轉型階段並不必然是混亂無序的，但在變動的環境中，任何固定準則的可持續性都非常脆弱，「不變」在「變」中通常難以爲繼。在亞洲充滿變動的現代化進程中，相較於任何規範準則，通往理想中的不變秩序的權力更具有說服力，人們也更願意依從後者。俗諺雲：「亂世出英雄」，亞洲的形成史產生了諸如中國的毛澤東、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印尼的蘇哈托這樣的英雄。

杭廷頓早有預言：「李光耀帶給新加坡的誠實和效率，很可能伴隨他入土爲安。在一些情況下，專制體制短期內能有所作爲，但經驗顯示，唯有民主體制才能造就長久的好政府。「隨着新加坡完成了現代化，及其作爲發達國家的地位日趨穩固，李光耀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光環正在漸漸褪去。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他們雖然尊崇建國之父李光耀，但更渴望李光耀式的威權統治所無法給予他們的民主和自由。他們成長在全球化時代的歐風美雨下，所信奉的價值觀早已與父輩祖輩有着根本性差異。李光耀時代終將塵封入新加坡的歷史。

李光耀被認爲是亞洲的最後一個強人，如新加坡學者廖振揚（Joseph Chinyong Liow）所言，他的去世也爲「新加坡的形成史畫上了句號」。然而，雖然新加坡的形成史已然完成，卻還有不少亞洲國家依然處於成長期。李光耀時代恰恰在這些國家延續出後效性的生命力，終而未止。這或許從一個方面解釋了中國與新加坡的不同抗疫模式。當中國上演着轟轟烈烈的抗疫運動且卓有成效時，不少中國人民和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很難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引導」多於「命令」，這一方式意味着將更多的權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下放給民衆。

第二，中國的發展現狀，即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政府與其人民之間的關係，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被認爲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李光耀早有言：「美國國會恫言，除非中國尊重民主和人權，否則它將取消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經過4000年的統治而產生的習慣和價值觀念能否在一夜之間被美國國會的決議所改？我相信中國是會有所改變的，但是，那將是一個由中國本身所引發的演變過程。「然而，也有人認爲」文化「與其說是原因不如說是藉口，通過民主制選舉當選的韓國總統金大中（Kim Dae-jung）曾言：「（亞洲建立民主和人權）的最大障礙不是文化，而是威權領導者和他們的辯護者的抵制。」

如果說發達國家日本依然是西化的產物，那麼，亞洲四小龍的出現則讓不少人相信，不必非把西方模式移植過來，亞洲本土的社會文化傳統和政治實踐也可以孕育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但無論如何定義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它確實已經離強人政治越來越遠。中國也將遵循這一發展軌跡，最終步入「後李光耀時代」；抑或延續和改良其幾千年的政治文化傳統，始終證明世界畢竟是豐富多元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爲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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