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全球超額儲蓄警鐘 臺灣的抉擇與契機（戴翌軒）

全球經常帳失衡，中國、德國、日本三大順差國去年合計盈餘逼近9000億美元，而美國、英國則以鉅額赤字吸收其衝擊，實質是世界金融與政治秩序的深層裂縫。（圖／美聯社）

全球經常帳失衡並非新議題，但最近運用全球過剩儲蓄的挑戰再敲警鐘：中國、德國、日本三大順差國去年合計盈餘逼近9000億美元，而美國、英國則以鉅額赤字吸收其衝擊。表面是帳面數字，實質卻是世界金融與政治秩序的深層裂縫。

經濟學家凱因斯早在1930年代提出「儲蓄悖論」，指出試圖在經濟衰退時期增加儲蓄，總需求會下降並會因消費減少導致經濟成長放緩，而減少社會上的總儲蓄。若缺乏對應投資，過度儲蓄將壓縮總需求，引發失業與產能閒置。當此命題放大到跨國層次，盈餘國剩餘資金若無法安全流向需要投資的開發中國家，最終只能回到美元資產，肥大了美國財政卻無助全球生產力提升。

問題核心並非誰出口太多、誰消費太多，而是資金流通的制度條件。擁有儲備貨幣地位者得以隨意舉債，其他新興市場則擔心熱錢進出與匯率暴衝。德國、日本面臨人口老化與內需不足，只能把錢存到海外；中國在2008年後透過寬信貸與房市泡沫暫時吸收盈餘，如今亦走到去槓桿十字路口。資本自由化與社會安全網缺位，使企業與家戶寧可買美債，也不敢擴薪加福。

貿易順差(+)與逆差(–)必須相抵，全球合計淨順差必須＝0。德國、日本與中國等順差國長期貿易順差並累積美元資產；美國則透過貿易逆差及赤字，發債與大量消費維持需求。如果現在川普要打破這個循環，將美國再次偉大變成製造業出口大國，並透過對等關稅及操縱匯率扭轉貿易逆差，勢必會對目前這些超額儲蓄國及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從臺灣角度觀察，此局面既是威脅，也是機會。我國多年經常帳順差，外匯存底五千多億美元，實質屬「小型盈餘國」。我們在全球產業鏈的定位雖已由純製造延伸至研發設計，但附加價值仍過度集中於少數龍頭廠商；若保護主義升溫，只靠半導體單一優勢恐難置身事外。

首先，我認爲國內資金配置必須從不動產與短線金融，轉向科研、綠能與數位基建。政府可設力相關投資基金，結合主權基金與產業政策，爲具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領域提供長天期、低利成本資本，減輕企業海外設廠與創新研發負擔。其次，面對美中對峙帶來的供應鏈重構，臺灣企業應深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市場，同時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單一買方。擴張歐盟、印度及東協佈局，能分散匯率與政策風險，亦爲國內盈餘找到多元出口。

再者，人口老化與低生育率使高儲蓄率難以長保。完善長照、托育與退休金制度，才能釋放家庭預防性儲蓄，轉化爲消費與創新投資；若重蹈日本「儲蓄過剩、房市泡沫及高齡通縮」舊路，再多外匯亦難保值。最後，金融監理須與國際接軌。將部分超額外匯轉爲碳權或數位基建的跨國股權投資，不僅提高報酬，亦可藉 ESG 標準提升臺灣資本市場形象，爲下一輪產業升級鋪路。

如同凱因斯所言「儲蓄是一種美德，但若無投資（消費），儲蓄不過是空想。」全球失衡終將尋求再平衡；要麼透過理性協調，要麼在危機與對抗中強制調整。臺灣身處供應鏈樞紐，更須超前部署。當世界討論如何引流過剩儲蓄，我們應把盈餘轉化爲國力，而非成爲下一個泡沫的燃料。

（作者爲英國臺灣商會秘書長、英國凱普諮詢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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