濁流背後的治理裂縫　民進黨政府「災難政治學」不及格！

▲花蓮縣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壩頂發生溢流，洪峰傾瀉向下，造成光復等地嚴重淹水，災情慘重。（圖／記者李毓康攝）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花蓮縣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壩頂發生溢流，洪峰傾瀉向下，造成光復等地嚴重淹水，災情慘重。這樣的災害本身就對時間把握、警戒系統、動員能力、現場應變、救災協調等治理能力構成嚴峻考驗；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次災害中，中央與地方政府、執政黨的選擇與措置，成爲民衆檢視信任、正當性、領導能力與政治動機的焦點。

從「災難政治學」的視野看，這場水患不僅是自然災害那麼簡單，也同時是一場政治風暴。

災情治理不足、災後應變失靈　中央與地方協調斷裂

在災難政治學中，最早的治理考驗往往落在「預防與監控」這一環。若這一階段失靈，即使救災能力再強，後續也常被動、代價高昂。

災難的源頭是潛在崩塌、堰塞湖風險長期被忽略。從公開資料可知，馬太鞍溪流域於 2025 年 7 月已有大規模山崩，形成潛在堰塞湖，這起崩塌累積量達約 2 億立方公尺，壩高約 200 公尺。

此後，隨着連續颱風與強降雨，潰堤風險在理論上並非毫無警戒，但中央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相關單位在這段時間僅進行空拍勘察與模型評估，並未採取大幅疏導或強制引流措施，也未於風險最高時段主動提前疏散。這暴露出災前主動治理不足的缺陷。

這樣的失職，在災難政治學中可視爲治理能力與智慧的欠缺。政府在面對可預見風險時未做充分準備，就等同於放棄主動防災的主導權。

其次，通報鏈條與責任分工不明。災前若資訊未能在各主管單位間有效流通，第一線地方政府、鄉公所、中央單位在執行上就極易「斷線」。8月楊柳颱風期間，曾有地方政府因堰塞湖潛在風險進行預警撤離近七百人，但中央主管部門仍淡化風險、未授權強制指令。這意味中央與地方在預警與撤離權責上沒有明確的協同機制。

此外，若中央未定期下達風險通報、未善用人員與資源督導地方，預警訊號雖在地方出現卻得不到支援，也容易導致地方無力處置。

這樣的結構問題，在臺灣的災害治理中不是第一次被檢驗，顯見制度設計中的「中央—地方責任界定不清」一直是中央與地方在災害治理上的脆弱點。

災難發生後，政府在危機時刻的領導風範與應變又是失靈的。災難發生時，領導的速度、風範、協調能力與同理力，往往比資源量還更具象徵與實務意義。這一階段的任何錯誤，都極可能在輿論與民意場域被放大。

災後兩天，賴清德總統首度抵達災區。理論上，這應是一場展現體恤、危機共感和指揮整合的重頭戲。但現場報導指出，賴總統竟以「Give me five」擊掌前線部隊，又對沾泥的孩童問「你的臉爲什麼這麼黑？」、「有沒有幫家裡忙？」等語句此語氣輕率，隨後還赴臺南參加社交晚宴。這些舉動被媒體與輿論批爲「政治作秀」、「輕佻不敬災難氛圍」。

在災難政治學中，領導人的形象與話語，是對外傳遞信任與責任的載具。若現身過晚、言語不當、行爲與場景割裂，就會被解讀爲流於形式至上而與災民脫節的象徵。災民的傷痛與詮釋權，發生在現場與鏡頭中，而政治領導若無法與這些現場悲情同步，就容易被視爲冷漠或計算。

救災過程顯示指揮統整與中央—地方協調斷裂。在救災現場，協調能力與快速決策至關重要。行政院長卓榮泰在災區曾與藍營代表口角，並當場離開現場，顯示中央高層在災害協調中的斷裂。中央與地方頻繁互指推諉，難見統一調度。這種動作不僅讓救災效率受損，也在民衆視野中成爲政治鬥爭多於救災協作的失格表現。

民進黨立委羣組內甚至有冷酷措辭流出，要求釋放「具殺傷力」的災情訊息、製作死亡分佈圖，以政治角度操作災情。這種將人民生死變成政治籌碼的操作，引起社會強烈撻伐與道德譴責。災難政治學告訴我們：當政府在災難中被民衆視爲「操弄者」而非救助者，正當性立刻崩落。

救災時最關鍵的動作之一，是有效、迅速撤離與疏散，特別在洪峰與潰堤的迅速蔓延面前，任何延誤都可能釀成不可挽回的慘劇。內政部與臺大專家團隊緊急提高撤離戶數，但通知時間倉促，地方公所人力不足，難以及時完成撤離部署。

這段延遲與拖沓，在實務上直接影響生命安全，也在政治層面加重政府疏失之責。政府必須在風險最高時刻，果斷動員撤離、部署標準作業流程，而非事後被動挽救。

▼中央與地方頻繁互指推諉，難見統一調度。這種動作不僅讓救災效率受損，也在民衆視野中成爲政治鬥爭多於救災協作的失格表現。（圖／記者李毓康攝）

當中央與地方互相推諉責任　真正被忽略的是災民的需求

在災難治理中，輿論與媒體場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既能成爲政府正當性的延伸器，也可能放大其錯誤，加速支持度下滑。

在這次花蓮水患中，由於中央與地方政府有嫌隙，聯繫與協調不周，導致有心人刻意放大地方政府缺席救災與帶隊無爲的印象。媒體隨後集中報導「縣長缺席」、「地方無能」等議題，將責任焦點拉向地方。這種「中央主導、地方被動」的安排策略，在政治運作上屢見不鮮，但在災難治理語境下，容易被解讀爲「以災難打政治」的操作。

當中央與地方互相推諉、框定責任範圍時，真正被忽略的卻是災民的安全與需求。這樣的政治分裂模式，正是災難政治學常批判的「有功攬、有錯推」文化。

災後數日內，媒體與社羣輿論迅速指向政府錯誤，指責領導不當、救災慢半拍、語態輕浮、政治操作等議題紛至沓來。民調反映賴政府的聲望與民衆信任度大幅受損，許多民衆將此次災害視作政府無能與政治傲慢的集中爆發點。

一場重大災害若導致民衆信任崩盤，不是短期危機，而可能影響整體執政支持度、選舉結果與政黨品牌。此次花蓮水患成爲政治風暴的導火線，很可能長期折損民進黨在東部、原住民、邊緣選區的支持根基。

理想中的災害治理應是跨越黨派、超越政治算計的公共行動，但部分立委於黨內羣組談論災情的話語，明顯帶有政治算計意味；中央對地方的冷處理與訊息操控，也被部分輿論視爲以政黨利益爲中心的災害操作。

這種政黨本位與災害正當性之間的張力，是政治倫理的地雷。當人民無法確信政府是爲其生命財產着想，而不是爲選舉分數或政黨利益表演時，支持的基本正當性就會瓦解。

真正的危機不止在災害發生的那幾天，而是在之後的問責、制度檢討與改革。如果政府在災後選擇掩蓋錯誤、不願改變，那麼這次水患就不僅是自然災害，更可能成爲「政治災難」。

問責不是口號，而是制度行動。政府必須針對中央與地方在風險評估、預警通報、撤離方案、協調機制、救災調度、後續善後等環節一一檢視，釐清責任，並公開報告調查結果，懲處違失者。若責任人得不到懲處或只是換湯不換藥，那麼問責就會淪爲空洞。此外，問責機制最好具備獨立性、公正性，例如可設立臨時調查委員會、邀請學界、災害防救專家、第三方監督，避免黨政交互遮蔽。

如何經由制度改革而不再重蹈覆徹？這場水患暴露出的制度缺陷，不能只靠災後補救，而必須納入長程改革。最要緊的是必須加強堰塞湖監測與預警機制，引入 AI、遠端感測、無人機監測、降雨預測模型，以提升傾動偵測與引流能力。過去已有研究指出，臺灣在土石流、崩塌災害上可應用機器學習模型提升警戒精準度。

其次，必須強化災民參與與地方勘災網絡，將地方部落、社區、民間組織納入災害治理體系，使早期現場異常、地表變化、邊坡崩塌等資訊能更快回報。

另外，必須完善中央—地方權責分工與協調機制，在災害高風險地區建立統一指揮鏈條、救災 SOP、預警通報平臺，避免各部門「各自爲政」。同時必須重塑政治文化，災難不該是選舉的操弄工具，一切以救災爲優先。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造成的災害本令人痛心，同樣痛心的是，在這樣的災難中，我們看見的不是一個以人民生命爲上、調度迅速、體系完善的救災機器，而是一場政治錯置、紊亂失控、責任推託、形象優先的敗象。

從災前監控不足、預警與撤離體系支離破碎，到災中領導失格、協調混亂，再到災後問責遲緩與政治操作橫行，民衆看見的是一部因信任崩盤而無法繼續運作的治理機器。「災難政治學」告訴我們：政府在災害時刻的任何失當，不僅會壓垮救災效率，更極可能在民意市場中自我瓦解。

民進黨政府挽回信任，首先要徹底擺脫「災難政治工具論」的思維，放下選舉算計，停止中央與地方的朝野政黨鬥爭，唯有在問責與制度改革上展示實質誠意，才能讓這場悲劇成爲防災體制重建的轉捩點。

否則，風雨過後，留下的只將是更深的裂痕與怨懟，而非重生的力量。

▼真正的危機不止在災害發生的那幾天，而是在之後的問責、制度檢討與改革。如果政府在災後選擇掩蓋錯誤、不願改變，那麼這次水患就不僅是自然災害，更可能成爲「政治災難」。（圖／記者李毓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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