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思辨能力不如西方:漢語表達上的模糊性導致中國人缺乏邏輯思辨能力
今天繼續分享《中國人的思維危機》。本書立足現實、立足當今天,通過大量的事實來論述思維能力不足給我們帶來的不良影響。本書作者對中國人思維危機的深切憂慮,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對中國教育弊端的強烈批判。
第五章 原因:爲什麼缺乏思辨力 ( 上 ) ——天性、語言、宗教、傳統與思辨力
幾千年下來, 一切東西都由別人——聖人或有權勢的大官之類,替我們想好了, 自己不需要想, 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樣做纔對呢, 中國人似乎需要練習自己去做傻子。
——柏楊
前面我們談了缺乏思辨力給中國人帶來的嚴重的危害, 要彌補中國人的這種不足, 我們就必須弄清楚一個問題:中國人究竟爲什麼缺乏思辨力?我們上文談到一些中外人士對中國人思維特點的分析, 他們同時也分析了中國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的原因:有的人認爲這是先天的, 中國人天生就不善於邏輯思辨; 有的人認爲漢語的缺陷造成了中國人缺乏思辨力;而更多的人則認爲中國人之所以缺乏思辨力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造成的。
從個體來看, 思辨力的強弱當然是存在先天的差異的; 但就一個民族或一國之民來說, 思辨力的強弱也有先天的差異嗎?有一些人持這種觀點, 認爲中國人天生缺乏邏輯思維, 不善思辨。還有一些人認爲, 中國人雖然弱於抽象邏輯思維, 卻長於形象思維, 這是中國人天生的特點。比如旅日學者林思雲說:
現在中國人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 卻怎麼也學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法。也許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遺傳因子中, 根本就沒有“理性”這根弦。要中國人學會理性思考, 似乎就像讓猴子學會說話一樣, 在生物學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科學家已經發現兇惡的殺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遺傳子特徵, 如果請科學家們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徵, 說不定能夠找到中國人缺少理性的遺傳學缺陷。 [80]
筆者不能確定中國人是不是天生就缺乏思辨力, 因爲沒有任何生物學上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 林先生的話也只是推測和憤激之語。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個人之間先天的思維差異, 同樣, 羣體之間、民族之間也會存在先天的思維差異。德國人善於邏輯思維, 法國人浪漫, 各民族之間的思維差異確實是存在的。說中國人在思辨力方面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 這是很有可能的。
據有關基因研究發現, 全人類是同一祖先的後代。科學家們通過研究只從母親身上繼承的基因——線粒體DNA, 找到了約15 萬年前出現的一位非洲女性, 這位“線粒體夏娃”是人類共同的祖先。千萬年來, 世界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也證明, 各民族之間的智力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而現代信息技術發達, 交通便捷, 很多人都能夠親身體會到,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之間的差別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大, 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特點, 應該說是一的。不論是生理學、醫學還是心理學、邏輯學等方面的原理, 都是適用於全人類的。所以即使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思辨能力方面有一些差距, 也是微不足道的。
中國人上千年來思辨力不強, 這種思維的特性是否會反應在生理即大腦的生長髮育上, 並遺傳給後代呢?根據用進廢退的原理,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那麼也就是說, 現代中國人有可能天生就缺乏思辨力。但即使如此, 對於生物迸化來說, 千年不過是一瞬而已, 中國人的大腦功能不會在這點時間內有明顯的退化。
如果我們假設, 中國人真的就是天生缺乏思辨力, 和西方人相比有顯着差距, 那是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就沒有希望了呢?我們的科學技術是不是就永遠只能跟在西方的屁股後頭?筆者以爲, 即使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中國人確實天生就不善於邏輯思辨, 這也沒什麼可怕的, 也沒什麼可擔心的, 更不是什麼丟人或羞恥之事。因爲人類的特點就是善於學習, 只要我們能認識到自己的弱點, 在這方面加強訓練, 就能夠彌補弱勢。
學術界歷來有語言決定論的說法。很多人認爲, 漢語的模糊性及表意性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 造成了中國人的思維缺陷, 特別是邏輯思維不如西方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明恩溥、林語堂等人, 都談論到了漢語對中國人思維的影響。伏爾泰在《風俗論》一書中談到中國近代以來科技落後時說如果要問, 中國既然不間斷地致力於各種技藝和科學已有如此遙久的歷史, 爲什麼進步卻微乎其微?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的語言的性質——語言是一切知識的第一要素。”[81] 他認爲中國人的語言影響了中國人的科技創造力。
一般認爲, 漢語的名詞沒有“性”、“格”、“數”的變化,動詞也不受任何“語態”、“語氣”、“時態”、“單複數”和“人稱”的限制等等特點, 造成了漢語在表達上的模糊性。同時, 漢語中形象詞彙非常豐富, 抽象詞彙缺乏, 現代漢語中的很多常用的抽象詞彙都是從西方語言翻譯過來的, 而且漢語在翻譯這些抽象語詞時也很難準確地反映其原意, 甚至與原意差別很大。漢語的這些特點有利於藝術表達, 卻不利於理性思辨。這使得中國人缺乏邏輯思辨能力。
但是語言與思維的問題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究竟是語言影響了思維, 還是思維影響了語言?比如我們談到古希臘人和古希臘語, 古希臘語被認爲是極爲明晰、精確的語言, 古希臘人的邏輯思辨能力也很強。但是是古希臘語這種明晰、精確的語言造就了古希臘人發達的邏輯思維, 還是古希臘人發達的邏輯思維造就了古希臘語?
對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是: 是漢語這種不明晰的語言造成了中國人邏輯思維不發達, 還是中國人不發達的邏輯思維造成了不明晰的漢語?這確實是個難以說清的問題,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 首先要弄清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 思維和語言哪個先產生。如果是思維先產生, 則是思維影響語言; 如果是語言先產生, 則是語言影響思維。而按照傳統觀點, 思維和語言是互爲依存、不可分割的, 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 思維的過程必須藉助語言才能進行, 思維和語言是同時產生的, 在發展過程中是互相影響的。
也有人認爲, 思維可以不依賴語言而存在。如果我們按照嚴格的“語言”的定義, 比如《現代漢語詞典》對語言的定義: 語言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 是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 由語音、語彙和語法構成一定的系統。那麼聾啞人所用的手語就不是語言, 但他們是有思維的, 他們是可以通過手語表達和交流的。甚至也可以說在沒有學習手語之前就有思維, 這種思維依託視覺、嗅覺、觸覺等器官, 通過形象、動作、味道等進行。這就說明思維可以先於語言而存在。如果思維先天不同, 那麼作爲後來者的語言必然會受到思維特點的影響。可以這樣說, 中國人缺乏邏輯的思維特點造就了模糊的漢語, 古希臘人發達的邏輯思維則造就了明晰、精確的古希臘語。
但是思維可以不依賴語言而存的說法其實是擴大了思維的內涵,按照嚴格的思維定義( 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的過程), 聾啞人在學會手語之前的大腦活動不是思維活動, 因爲沒有形成概念的形式, 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只有在聾啞人學會第一個手語語彙的那一刻, 他的大腦活動纔可以稱得上思維。而如果我們擴大一下語言的內涵, 把手語也納入語言範疇, 把表達意思的動作、表情等納人語言, 同時按照較爲寬泛的思維的定義, 那麼聾啞人在學會啞語之前的大腦活動仍然可以被稱爲思維, 我們仍然可以認爲思維必然要通過語言來進行, 思維不能離開語言。
總之, 筆者以爲, 思維不能“裸奔”。思維活動必須藉助一定的載體才能進行, 這種載體就是語言, 語言和思維必然同時產生。但是語言的可塑性遠大於思維, 人類的思維能力數千年來變化不大, 但語言的變化卻很大。所以思維會影響語言的發展。如果中國人天生精確, 就會不斷地使漢語向精確的方向發展。而漢語到現在爲止仍然不是一種特別精確的語言, 這隻能說明中國人思維的模糊性。是思維影響了語言,而不是相反。
漢字的表意性對中國人的閱讀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再加上其書寫的複雜, 漢語的學習比表音語言要困難一些, 所以中國的孩子開始閱讀的年齡比西方人要晚。表音文字的學習要簡單一些, 只要會說話, 就能較快地認識文字, 所以美國兒童平均在4 歲的時候就可以大量地、自主地進行閱讀。而中國的孩子一般要到開始上小學之後才能自主地閱讀, 在幼兒園畢業時一般只能認識幾十個或上百個漢字, 只能閱讀詞語或少量的句子。這種差別使得中國人的閱讀量從幼兒開始就落後於西方人, 造成知識量的落後, 這影響了智力的進一步發展。
雖然漢語確實存在自己的缺點, 但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 漢語也有自己的優勢, 我們要做的就是揚長補短。其實近代以來, 漢語已經從其他語言引進了大量的抽象詞彙, 語法上也有不小的改變, 這大大提高了漢語的表達能力。這說明漢語是在不斷變化、不斷完善的, 我們完全能夠做到讓漢語更加明晰和精確, 前提是我們必須要有較強的思維能力。
宗教與思想的關係非常密切, 宗教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 這個問題大家都比較清楚。比如基督教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 所以西方文明又被稱爲基督教文明。那麼宗教對人的思辨能力有影響嗎?筆者覺得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宗教信仰能夠促進人的思辨力的發展。宗教的經典著作往往也都是思辨性強的哲學著作, 如佛經、《聖經》、《古蘭經》等, 都蘊含着深刻的道理, 有些道理需要較強的思辨能力才能理解。在讀這些著作時, 往往需要深人的思考, 這是對思辨力的訓練。有宗教信仰的人, 會花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人生、道德這些形而上的東西。在舉行宗教儀式時, 不論是聽牧師佈道還是聽大師講法, 都會去思考人生的意義, 特別是終極意義。這種對抽象問題的思考會促進思辨力的發展。
宗教本身就是教育。不僅教育孩子, 也教育成人。當宗教要勸說人來相信和認同某種觀念時, 它的勸說必須要有說服力, 必須去證明自己的觀點, 這種證明本身就是思辨的過程。而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當他面對某種宗教觀念時, 會自己選擇是否相信和認同, 這個選擇的過程也是思辨的過程, 他要通過自己的思考去證明這觀念是否合理、正確, 只有經過思考後感覺正確與合理的觀念, 他纔會相信和認同。所以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會經常地對人生、社會、道德等問題進行思考。宗教神職人員還會經常幫助人們解除思想上、心理上、精神上的煩惱與痛苦, 通過與人的討論, 分析問題的原因, 提供解決之道, 這個過程同樣是一個思辨的過程。
宗教在道德上的作用則更爲明顯, 多數宗教勸人向善, 尊重他人, 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更加理性。宗教通過教義、戒律等, 能夠對人的精神世界起到引導和約朿的作用, 而引導和約朿的人的精神, 也就引導和約束了人的行爲。
我們前面談到過的傳教士丁韙良、明恩溥等人, 都認爲要提高中國人的思辨力, 必須引入宗教, 他們希望引入的是基督教。許多中國人也同樣認爲, 缺乏宗教信仰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維方式具有不利影響。
沒有信仰的人, 心中只有今世, 世俗的功利就是他們人生的追求。一個追求精神世界、彼岸世界的人往往是很多中國人不能理解的。
解放前, 李叔同出家的事情曾經轟動中國;在現代對著名歌星李娜出家中國人仍然難以理解;曾經的神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的寧鉑,他的出家被人當成少年班教育失敗的負面典型。很多中國人常會認爲沉迷宗教哲學的人是迂腐的書呆子甚至是心理不正常、精神病、走火人魔。在沒有信仰的人看來, 精神只是物質的衍生物, 有什麼可以追求的呢?他們的心裡只有錢, 很少會花時間去思考人生、道德、真善美等看來虛幻的、並不能帶來金錢利益的東西, 不能帶來金錢利益的東西是引不起他們的興趣的。他們沒有超越功利的精神追求。而爲了金錢利益,他們做起壞事來毫不顧忌。
重視物質方面的追求, 是中國人的顯着特點, 連海外華人也是如此, 歷史學家蕭功秦談到過這個問題:
不久以前, 我們去看一位從美國回上海探親的朋友。這位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國留學, 他談到多年以來在美國生活, 感觸最深的是, 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生活追求, 與西方人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別, 那就是旅美中國人無論事業成功與否, 無論屬於哪一個階層, 似乎都非常重視物質生活方面的追求, 只要中國人在一起, 無論是臺灣人、香港人、大陸人還是多年旅居美國的華僑, 都非常實際, 講求生活的享受與安樂, 中國人平時談話的內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車, 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強的從衆心理, 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麼多元化。在西方, 確實有不少人只關心自己的物質生活, 但也有爲數不少的人則追求其他東西, 例如有的人喜歡冒險, 而在日常物質享受方面則相當隨便, 有的人成了事業上的億萬富佬, 但生活卻十分樸素,始終開一部普通的車子, 錢賺得再多也不會想到買什麼高級轎車。他們對於別人以何種方式生活, 追求什麼, 物質生活得如何好, 可以完全不在乎。每個人都以自我爲中心, 追求自己覺得值得追求的價值。換言之, 中國人的人生追求相對而言十分單一, 而且很在乎別人如何看自己, 既然社會上以物質生活爲中心, 在從衆心理的支配下, 人們也就自然會去擺闊, 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則比較多元化。甚至連日本人也比中國人生活價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豐富得多。
對此種現象, 蕭功秦提出了疑問:
爲什麼會這樣?是由於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價值追求?
是由於中國文化中有問題?還是是一時的、過渡性的現象?
有人說這與中國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關, 這樣的解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爲宗教對來世, 對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與信仰, 往往能培育人們超越功利的價值觀。中國人與其他民族相比, 宗教心理確實是相對淡漠的。佛教並不是中國的國教, 本土的道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其實也相當功利化, 自古以來, 包括歷代帝王在內的相當多的人們信此教的目的, 也只是追求現世的長生, 對來世與彼岸世界並沒有興趣。在中國, 人們即使信佛, 也往往是懷着某種相當具體的功利的目的來求神拜佛的。一個結婚幾年沒有生兒子的中國人去觀世音像前燒幾炷香, 與其說是出於對超然世界的追求, 不如說是一種對神靈的賄賂, 體現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態度。一個缺乏彼岸觀念的國度裡, 講求實惠、注重於現世的生活, 務實而少幻想, 便成爲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處於一個商品世俗化成爲潮流的時代, 那麼走向全民性的物質財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82]
對於中國人爲什麼這麼重視物質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 蕭教授認爲中國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由於中國人缺乏精神世界的追求, 缺乏對精神世界的探索, 對於抽象的概念和祜燥的推理不感興趣, 思維不夠深入。重視物質的中國人, 他們哪裡會重視和喜歡經濟效益比較差的人文社會學科呢?中國人重理輕文似乎是必然的, 而輕視文科也就必然會造成思辨力的衰弱。
儒家講究“慎獨”, 正是因爲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 他沒有“獨”的時候, 因爲“神”無處不在, 每時每刻都和他在一起。而“慎獨”的境界是普通人難以達到的, 因爲獨處的時候, 既沒有外來的約束, 也沒有個體精神上的約束, 他爲什麼要“慎”呢?怎麼會“慎”呢?所以當中國人獨處的時候, 他會很沒有理性, 會完全伸展出他的惡的一面。他會當面做好人, 背後做小人。當沒有人看見他的時候, 他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他會無惡不作, 無所顧忌, 爲所欲爲。比如網絡上的謾罵, 是因爲沒有人知道罵人者是誰, 所以他們罵起來就無所顧忌。但如果是在公開場合呢, 一般人是不會罵人的, 因爲他們知道這是缺乏教養、違反公共道德的行爲。但一旦離開了別人的視線, 他就成了另外一個人。慎獨, 對於無神論者是一種困境,造成了他們獨處時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及爲所欲爲的行爲方式。這對理性思辨能力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說法, 大多數人包括許多著名的學者, 都把中國人缺乏思辨力的原因歸結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 特別是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的壓制, 使得中國人沒有形成思辨的傳統。柏楊認爲, 中國文化是一個醬缸, 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扼殺了中國人的思維能力: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 是最燦爛的時代, 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 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 政府有個規定, 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 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 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 不但學說不能成立, 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 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 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腦上一套, 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 一件事不僅有一面, 不僅有兩面, 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球, 一半白, 一半黑, 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 說它是個白球, 另一邊的人, 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 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 而跑到另一邊看, 需要想象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 應該是多方面的。 [83]
而皇權專制統治更是不希望民衆有思考能力, 幾千年來, 在教育上一直沒有對孩子進行思維訓練的傳統:
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 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 怎能獨立思考?因爲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 也恐懼獨立思考, 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鑑賞能力, 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 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 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84]
柏楊又說:
幾千年下來, 一切東西都由別人 聖人或有權勢的大官之類,替我們想好了, 自己不需要想, 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樣做纔對呢, 中國人似乎需要練習自己去做傻子。 [85]
主子不允許奴隸思考, 一切聽從主子的安排。幾千年不思考的中國人, 思維能力不僅得不到發展, 甚至在退化。
黎鳴先生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沒有思辨能力, 爲什麼? 》,分析了中國人沒有思辨能力的原因, 他同樣認爲儒家是罪魁禍首:
……在傳統儒家的中國, 中國人的絕大多數的“名稱”都是缺乏最一般的精確性、普遍性的“定義”的。中國的儒家文人, 從孔子開始, 就從來都沒有對“對象”嚴格、精確、普遍“定義”“名稱”的習慣。例如什麼是“仁”?什麼是“義”?什麼是“智”?什麼是“信”?等等等等, 它們具有精確、普遍、嚴格的說法嗎?沒有。中國漢語中“名稱”的模糊性或不準確性, 大概全世界第一。中國人之所以沒有邏輯思維, 就從孔子及其儒家開始。直到今天, 中國的文科學生, 乃至他們的教師、博導還依然是如此。
千萬不要小看了關於“是什麼?”的問題的“思辨”的重要性。對於眼前具象的實物對象來說, 這個問題似乎不大, 例如這個是喝水的“杯子”, 那個是撒尿的“尿壺”之類。但對於抽象的, 乃至想象的對象來說, 如果沒有一定邏輯的方法就將是不可能的。例如現在大家經常運用到的“電”、“電子”、“原子核”、“磁”、“平等”、“民主”、“自由”、“憲政”、“選舉法”等等等等, 基本上屬於抽象的或設想的概念, 如果沒有嚴格、精確、普遍“名稱”的“定義”( 在學術上, 我們稱之爲概念的本質內涵), 它們就將不可能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爲思想交流的工具, 而沒有了這些“工具”, 我們也就將不可能利用它們去具體實踐地“做什麼”, 自然也更不可能設想去進一步瞭解它究競是“爲什麼”了。大家可以想一想, 連“是什麼?”的問題都沒有能力去“思辨”的民族, 他們能夠創造出人類的自然科學麼?更又怎麼能創造出“社會科學”和“心理科學”呢?[86]
筆者不否認傳統文化對人的思辨力的影響, 但筆者認爲, 在當今中國, 歷史原因不再是主要原因。在古代, 由於交通、信息傳播等方面技術的落後, 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缺乏交流, 缺少思想觀念的碰撞,一個國家的國民往往只能接觸到有限的一種或幾種思想文化。特別對於中國來說, 更是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相對封閉, 大海、高原、荒漠環繞, 與外界交流困難。所以中國古人很難接觸到國外的思想和文化, 多數人只能接觸到中國這一種文明, 也只能接受有限種類的思想和文化,基本上沒有別的選擇。因此, 在中國古代, 傳統的影響是根深蒂固、很難改變的。但是現在是信息技術、傳播技術極爲發達的時代,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 以及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思想和理論。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和思考, 判斷哪一種思想和理論更加接近真理。我們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覺得哪種思想和理論正確, 就可以選擇哪一種。通過比較, 我們能夠發現自己文化的長短與對錯, 可以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 我們同樣也可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影響現代中國人的不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文化, 還有其他很多國家的歷史和當今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 再沉迷於批判古人、批判傳統, 其意義不再重大。更不能把當前許多問題的責任都推給歷史、推給祖先, 而應該把目光投向當今, 從當代找原因。
讓我們打這樣一個比方, 一個孩子學習不好, 當老師批評他的時候, 他說:“不能怪我, 我曾祖父小時候就學習不好。”學習不好,怎麼能怪自己的曾祖父? 這看起來荒唐的事情, 就是很多中國人的心理, 他們熱衷於批判祖先、批判傳統文化, 把自己的無能推到祖先的身上。似乎自己不行, 跟自己沒有關係, 都是祖上的原因。祖宗有錯, 當然應該批判、應該研究, 但不能讓祖宗爲千百年後兒孫的錯誤和愚蠢負
責。我們不能老是把今天的國民劣根性及今人的不爭氣歸結於祖宗的責任, 既然祖宗說得有錯, 把他的錯處拋棄就是了, 他說錯的地方也跟着他學, 這不是傻嗎?我們把自己的錯誤都歸結於歷史, 這是不負責任的藉口, 顯示的是不敢正視自己的懦弱。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向今天, 投向自己, 反省自己, 反省我們的思想、制度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