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三十歲的我自己】翁禎翊／關心

起訴當天，在押的人犯連人帶卷，從看守所被送進法院。

下樓開庭前，翻了翻偵查卷宗，年紀輕輕的詐騙集團車手，身上五六張假證件，搭高鐵各站停靠、到處收款，又是刪除手機對話紀錄，又是犯案細節交代不清。這種案子太常見了，處理起來就像是去速食餐廳用機臺點餐，步驟固定，幾乎沒有不可預期的彈跳視窗。

可是我還是在開庭過程中，察覺到不尋常之處。被告說話很慢、很慢。不是緊張到說不出話那一種，也不是字字句句反覆斟酌。就是單純擠不太出單字，單字難以湊成句子，斷續而囁嚅的回答裡，偶有漏風的氣音。不過氣音每次發出很快就被扼住，宛如輸入法雖然沒有順利切換、打出一串亂碼，但還是立刻就按下了delete鍵整行刪除。被告顯然很努力地在控制自己的喉結或者聲帶。

看守所的生活大抵和新兵訓練相同，長官一個口令、衆人一聲答覆，不容絲毫含混遲疑。一旦反應慢上一拍，日子肯定不會好過。但是被告難過與否終究與羈押的要件無關。法官是一份專注在事實與法條的工作，每每這種時刻，除了牙一咬、心一橫，還能做些什麼？

筆錄往前翻，我看見兩個月前的深夜，值班的學姊諭知收押的同時，另外手寫了一段話。

被告疑似語言發展遲緩，請看守所多加留意關照。

學姊做了將近三十年的法官，我入職這一兩年來，每次在辦公室走廊上迎面見到她，得到的都是明亮的問候、溫柔的祝福。原來擁有這些關心的人，不只是我。

有些話被告說不出口，但我們能夠；有些話被告說出口無足輕重，但我們不同。

我覺得自己因爲工作而上了鎖的心，忽然有人遙遙遞來一把鑰匙，告訴我該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