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圓桌」堅定維護全球經貿秩序
4月初,美國對外宣佈實施所謂“對等關稅”計劃,挑起全球範圍貿易戰。這既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更與多邊主義背道而馳。貿易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闡明中方對相關問題的政策立場。如何堅定維護全球經貿秩序,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關稅是國際貿易的雙刃劍
關稅與國際貿易有何關聯?歷史上幾次關稅風波的緣起及結果怎樣?
郝潔(國家發展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貿易和投資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關稅是以進出境的貨物和物品爲課稅對象而徵收的一種稅。進口貨物的收貨人、出口貨物的發貨人和進境物品的所有人,是關稅的納稅義務人。按徵稅對象,分爲進口關稅、出口關稅。按徵稅方式,分爲從價稅、從量稅、滑準稅、複合稅、選擇稅等。按徵稅性質,分爲最惠國稅率、協定稅率、特惠稅率、普通稅率、關稅配額稅率等。
關稅是國家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邊境管控對跨境貿易活動進行調節,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關稅是國際貿易政策的核心工具,是各國實施貿易保護或自由貿易政策的直接手段。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包括配額、技術貿易措施等,共同構成貿易政策體系。從全球貿易視角來看,關稅可以影響全球資源配置。高關稅可能扭曲市場機制,阻礙全球分工;低關稅或零關稅則會促進貿易自由化,有利於資源跨國流動。
關稅具有保護本國產業的功能。一國可通過提高進口關稅來提升進口商品的成本,削弱其價格競爭力,從而保護本國幼稚產業或關鍵產業,如加強對農產品、製造業的關稅保護。關稅還具有平衡貿易收支的作用。提高進口關稅可以限制進口,降低出口關稅則會鼓勵出口,進而可以調節一國的貿易差額,即緩解貿易逆差或擴大順差。此外,關稅可作爲政治與外交工具,用於實施貿易制裁,如徵收反傾銷稅、反補貼稅等;或用於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如自由貿易協定的關稅減免。
關稅與貿易順差及逆差緊密關聯。關稅具備進出口雙向調節機制,通過影響進出口規模直接作用於貿易差額。但過度依賴關稅保護,可能導致國內產業競爭力下降,加劇結構性逆差。逆差國可通過提高進口關稅減少進口,短期內縮小逆差可能會引發貿易戰,長期則會損害本國消費者利益和依賴進口的產業。綜合來看,關稅與貿易順差、逆差之間的聯繫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還受到多重因素交織的複雜影響。從短期看,關稅是影響貿易平衡的核心機制。一方面,進口關稅可提高進口商品價格,短期內將減少進口,產生進口抑制效應。另一方面,對於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間品進口加徵關稅,則會推升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形成出口成本傳導。從中長期看,徵收高額進口關稅可能迫使企業把產能轉移到低關稅地區,形成產業轉移。當前,全球化的產業鏈已經形成,大幅加徵進口關稅將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斷裂。
從歷史看,全球發生過兩次重大的關稅風波。
一是1929年至1933年美國大幅提高關稅稅率。1930年在大蕭條背景下美國出臺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其平均關稅稅率提升至53%,創歷史高位。但這一政策並未達到保護國內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的預期效果。美國此次加徵關稅引發45個國家報復性加稅,國際貿易額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驟降至1933年的242億美元,國際金融危機加劇,進而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國內消費者負擔加重。此次關稅危機促使美國各界反思貿易保護主義的弊端,認識到降低關稅、開展互惠貿易纔是擺脫經濟困境的有效途徑。1934年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授權總統以相互削減關稅爲條件與外國進行關稅談判,標誌着美國從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互惠貿易協定法》的核心內容是實行最惠國待遇,即美國給予某國的關稅優惠自動適用於所有其他享受最惠國待遇的國家。此後美國與27個國家簽署了32項互惠貿易協定,到1962年,對外國產品的平均關稅從1934年的46%降至12%。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關貿總協定(GATT),進一步鞏固了互惠互利的貿易秩序。
二是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日美貿易戰。日美貿易戰的爆發源於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及政策導向的深層矛盾。二戰後,日本採取“貿易立國”戰略,形成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而美國作爲全球最大消費市場,長期處於對日貿易逆差狀態。1965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爲11億美元,至1988年升至521億美元,佔美國貿易逆差的37%。1968年,美國對日本鋼鐵加徵反傾銷稅,日本自願限制出口。1986年美日兩國簽署《半導體協議》,1987年美國對日本半導體徵收100%關稅。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出口優勢。日本央行被迫降息刺激內需,導致股市和房地產泡沫膨脹。1991年泡沫破裂後,日本陷入長期通縮,1991年至2011年實際GDP年均增速僅0.9%。從美國方面看,實施汽車配額等措施暫時緩解了底特律的競爭壓力,但也削弱了美國企業的創新動力。
關稅是國際貿易的雙刃劍。合理使用關稅,可保護產業、調節貿易平衡;過度保護則會引發貿易衝突,損害全球經濟。歷史上的關稅風波反覆證明,單邊關稅措施將導致“雙輸”,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邊協商形成的關稅減讓是可持續的共贏路徑。當前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關稅政策的制定需兼顧短期利益與長期戰略,避免重蹈保護主義覆轍。
加徵所謂“對等關稅”損人害己
美加徵所謂“對等關稅”將帶來哪些後果?爲何說美國消費者將成最大輸家?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4月初,美國宣佈加徵“對等關稅”,以基準關稅疊加額外關稅的組合關稅模式進行實施。關稅一直被視爲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支柱,“對等關稅”則是其實施更大範圍關稅戰的新工具,以“對等”之名行“美國優先”之實。此次“對等關稅”下,美國關稅稅率或超20世紀30年代水平,範圍與強度遠超2018年至2019年水平,將嚴重破壞全球經貿秩序。
所謂“對等關稅”是指美國針對其進口商品,按照貿易伙伴對美國出口商品所徵收的稅率來徵收相同稅率的關稅。從短期看,其目的是緩解經濟失衡與貿易逆差壓力,保護國內產業。但美國的貿易失衡本質是由其國內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結構所致,政府卻將貿易逆差歸咎於“不公平貿易”,並試圖藉助關稅政策轉移國內矛盾。從長期看,其目的是追求“美國優先”“美國特殊”,是以關稅手段顛覆現有國際經貿秩序,將美國利益凌駕於國際社會公利,以犧牲全世界各國的正當利益服務美國的霸權利益。
“對等關稅”以重點逆差國作爲核心加徵對象。對重點逆差國以外的國家,關稅基準整體調整爲10%,對與美國有較大貿易逆差的國家和地區徵收額外更高關稅。目前,中國是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2024年,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1.21萬億美元,較2017年增長50%;中美貿易額6883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5247億美元,進口1637億美元,貿易差額3610億美元。特朗普授權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爲期90天的關稅暫停期(10%的基準關稅仍生效),但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實際累計已達145%,其中部分商品高達245%。
美國以各種藉口宣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貿易伙伴濫施關稅,不僅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衝擊多邊貿易體制,損害相關方的正當合法權益,也無助於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必將遭到反噬、自食惡果。
第一,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破壞以規則爲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經貿秩序。
違背最惠國待遇原則。世貿組織要求成員方給予任何一個成員方的優惠,必須自動給予所有其他成員方。而美國實施的“對等關稅”計劃是根據與不同貿易伙伴的所謂“對等”原則來徵收關稅,對不同國家實施不同的關稅水平。
違反關稅約束義務。世界貿易組織規定成員方的關稅水平應受到約束,不能隨意提高。美國實施所謂的“對等關稅”計劃,大幅提高關稅水平,涉嫌違反其在世貿組織中承諾的約束關稅義務。
完全無視各國發展差異。美國以美方逆差佔貿易伙伴對美出口額的比率打對摺作爲加稅依據,這種計算方式缺乏經濟合理性,具有明顯的隨意性和針對性,會對正常的貿易往來造成嚴重干擾。美國強制要求各國關稅水平與其一致,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允許發展中國家享有差別待遇的原則。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存在差異,統一關稅水平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美國未經授權擅自加稅,這種單邊制裁行爲破壞了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給全球經濟秩序穩定帶來衝擊。
第二,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威脅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受損。各國企業被迫調整全球佈局,增加了產業鏈斷鏈風險。企業爲了降低成本,可能會選擇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對全球產業鏈穩定造成威脅。
全球貿易成本大幅上升。加稅導致原材料和中間品價格上漲,擡高了製造業和消費端成本。這使得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消費者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商品。
貿易區域化特徵愈加明顯。爲應對美國單邊關稅政策,世界各國尋求新的多元化貿易伙伴,歐盟、印度等主要經濟體轉向區域貿易協定。然而,這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區域化特徵更爲顯著。
第三,將給美國經濟帶來多重負面影響,美國消費者將成爲最大輸家。
百姓生活成本增加。關稅政策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進口商會將部分稅收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使得從食品、服裝、汽車、家電到汽油、雜貨等絕大多數商品價格都將上漲,增加了百姓生活成本。自“對等關稅”實施以來,美國消費者涌向中國電商平臺尋求源頭好貨。數據顯示,中國跨境電商敦煌網下載量暴增940%。甚至部分美國消費者尤其是美國遊客,選擇從中國代購中國製造產品,利用離境退稅政策額外享受13%的價格優惠。
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單邊關稅政策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以及物價上漲,將使美國消費者信心持續受挫,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又會導致消費支出減少。加徵關稅引發的貿易爭端和供應鏈中斷將導致美國國內企業裁員,減少就業機會,使其國內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紐約時報》文章分析,別國針對美國關稅的反制措施將影響美國近800萬人就業。
經濟衰退風險加大。據預測,對於美國“對等關稅”計劃,如果其他國家不採取反制措施,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下降0.6%;如果其他國家反制,將下降1%,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漲幅將擴大至2.1%。不僅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通脹壓力加劇,而且陷入“滯脹”的概率正在加大。
中國反制展現強大戰略定力
中國爲什麼要反制?如何化危爲機?在堅持多邊主義、凝聚共識方面意義何在?
高凌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近期,美國以“對等”名義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稅率從34%增至145%,像數字遊戲一樣不斷升級,甚至個別商品已達245%,遠超經濟合理範疇,完全破壞了基於國際分工的正常貿易往來,導致中國對美出口成本激增,企業利潤空間壓縮。美國所謂“對等關稅”單方面否定多邊談判成果,將關稅作爲地緣政治工具,本質是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系統性破壞,嚴重影響了全球產業鏈的正常運轉和中國產業鏈的全球佈局。4月10日,中國代表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活動上強調,中國採取反制措施不僅是爲了維護自身利益,更是爲了遏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氾濫,捍衛國際規則和公平正義。
自美國政府宣佈實施“對等關稅”計劃迄今,只有中國正式宣佈並實施了同等強度的反制措施,包括分階段對美國不同商品加徵不同稅率、出口管制、將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和不可靠實體清單、通過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等。與此同時,中國也明確表示,對話大門始終敞開。這“有理、有力、有節”的迴應,既符合國內民衆對捍衛國家利益的期待,也通過實際行動證明了中國應對挑戰的能力。中國機電、紡織、醫藥等六大商會集體發聲反對美國加徵關稅,強調反制措施的必要性,並呼籲企業調整策略、開拓多元市場。行業的共識表明國內經濟主體對國家政策的支持,增強了反制的社會基礎。
還要看到,中國的反制措施可能會帶來一些挑戰。例如,中國出口美國的間接貿易鏈條面臨被動調整;短期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上升,增加消費者和生產者負擔;長期供應鏈外遷風險加大,進一步推升全球生產成本和不確定性等。但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展示堅定立場和反制能力,才能促使美方回到談判桌前。中國的反制措施重擊美國關鍵領域,如對釤、釓、鋱等7類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直接威脅美國高科技和軍工產業供應鏈穩定。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納斯達克指數、標普500指數在中國反制措施出臺當日分別暴跌5.50%、5.82%、5.97%,10年期美債也遭到拋售,收益率持續攀升。
中國的反制措施絕非簡單的“以牙還牙”,而是維護國家主權與經濟安全,捍衛多邊貿易規則,以鬥爭促合作,凝聚國內外共識,展現了平衡反制與開放談判的戰略定力。同時,中國反制措施在因勢利導驅動創新、國產替代強化根基以及堅持多邊主義、凝聚共識方面的意義更爲深遠。
一是倒逼技術創新。中國的反制措施客觀上會形成外部壓力,迫使企業突破技術瓶頸、提升核心競爭力。長期來看,這種“倒逼效應”將增強中國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促使產業從低端代工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減少對美國技術的依賴,爲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二是加速進口替代。中國的反制措施會促使國內市場轉向本土供應鏈,加速關鍵領域的進口替代。同時,能極大增強國內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效應,不僅會降低外部供應鏈中斷風險,還會培育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進一步鞏固中國經濟韌性。
三是擴容內需市場。美國加徵關稅會促使中國調整經濟發展模式,以更大力度促進消費、擴大內需、做強國內大循環。內需擴容不僅能消化對美出口的缺口、爲企業提供轉型空間緩解外部衝擊,還能不斷強化內外經濟的平衡能力。
四是拓展國際市場。美國加徵關稅客觀上推動中國加速開拓新興市場,構建更均衡的全球貿易網絡,降低對單一市場的風險敞口。這種佈局分散了地緣政治風險,增強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樞紐地位。
五是凝聚多邊共識。美國試圖通過“對等關稅”重塑由其主導的貿易體系,差異化稅率設計暗含分化發展中國家的意圖。中國在反制的過程中,始終以多邊規則爲框架,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以精準措施避免衝突泛化。另外,聯合瑞士、新加坡等41個經濟體,共同發佈“多邊貿易體制之友”倡議,提高政策可預期性。依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等機制彌補全球治理短板。這都爲處在動盪中的世界經濟注入顯著穩定性。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爲有效對衝美國加徵關稅和中國反制的負面衝擊,一方面,需深化市場多元化戰略,聯合歐盟、全球南方國家共同抵制保護主義,維護自由貿易體系。拓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市場,分散對美依賴。強化財稅金融支持與產業升級,通過提高出口退稅、設立專項紓困基金等,幫扶受衝擊企業。另一方面,優化供應鏈佈局,調整採購來源,規避關稅壁壘。加大研發投入,開發高技術含量產品,增強關稅分擔議價能力。靈活調整產品結構,適應不同市場定價策略,實現風險對衝與全球佈局優化。(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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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