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娟專欄】張曼娟／那年夏天，迤邐的返鄉隊形

那年夏天，迤邐的返鄉隊形。（圖／葉懿瑩）

天氣好熱，這密閉式的空間裡，到底有沒有冷氣？四處都是嘈雜的人聲，明明是排在長長的人龍中，卻不斷有人意圖插隊，於是爆發一陣又一陣的爭吵，加上各式各樣的潮汗黏膩的氣味，異常緩慢的移動速度，令人難以忍受。旅行社領隊慌忙晃到我們這裡，問一聲：「沒事吧？你們。」「感覺都沒有移動啊，怎麼那麼慢？」父親問。「好像是前面有人的證件不齊全，再等等吧。」話還沒說完，領隊已經瞬間移動消失了。「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有問題……」父親喃喃地，只說給自己聽。我感受到父親的焦慮，曾經兩度潛入香港去做地下工作的他，會不會已經被標記了？一進海關就遭逮捕？而我更擔心的，是已經高燒四天的母親，在我的攙扶下，虛弱的站立，身上的熱度透過皮膚燃燒着我。

那是1988年的七月，距離父母離鄉已近四十年了，返回故鄉與親人見面，原本是想也不敢想的。每次劇場演出平劇《四郎探母》，骨肉分離十五年的楊四郎，渴望親眼見一見母親，他含淚吟唱着：「思老母不由我肝腸痛斷，想老孃淚珠兒灑在胸前。眼睜睜高堂母難得見，兒的老孃啊！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總有許多坐在觀衆席的四郎們，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着，他們等待豈止十五年？二十五年？三十五年？1987年十一月，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也在此時正式開放大陸探親。父親火速遞出辭呈，準備返鄉，母親也開始各種採買，家裡的氣氛再也不平靜了。

我知道有些老兵爲了返鄉，將自己身上「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刺青剜了去，鮮血淋漓的，他們一點也不顧惜。「要回老家啦，誰能想到還能回去看看？」他們的鄉音重到難以分辨，卻見人就想訴說，整天像喝醉了酒那樣暈陶陶的。

每天騎着腳踏車大聲兜售「包子、饅頭」的山東伯伯，嗓門更大了，嚷嚷着：「買一送一，俺要回老家啦。」母親對他說：「要回老家了，還不多存點錢？買一送一賺什麼？」山東伯伯笑得合不攏嘴：「錢早就存好了，俺那個小房子也賣啦，這次回老家就不回來了，我走的時候兒子纔剛生，現在都要四十歲了，我回去準備抱孫子啦。」他是我所認識的第一批迴老家的老兵，他離開以後，社區的下午再也聽不見「包子、饅頭」的叫賣聲，感覺有些空洞。直到兩年後的某一天，晚上回到家，看見餐桌上放着我最喜歡的豆沙包，熟悉的樣式與滋味，我咬下一大口，一邊問母親：「哪裡買的？跟山東伯伯的好像啊。」母親嘆了一口氣，幽幽說道：「老山東回來啦，不知道生了什麼病？整個人都脫形了。」「不是說不回來了？不是說要抱孫子嗎？」不知道爲什麼我的情緒激動起來。「他就說沒法兒過了，別的也不肯說。」母親停頓片刻，而後說：「聽說所有的錢都沒了，只能重新開始。」我們的眼光都落在雪白的饅頭上。

自從父母有返鄉探親的念頭，我便請纓相伴當保鏢，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開放探親後，許多返鄉旅行社的業務蒸蒸日上，他們負責爲返鄉者買辦機票、火車票、三大件、五小件，以及最重要的護照和臺胞證。我們繳費靜待旅行社通知，他們告訴我們從臺灣飛香港之後，才能辦理臺胞證，併購買三大五小，接着搭廣九鐵路到廣州，過海關後再送我們搭乘內陸飛機去指定地點。聽起來是相當不錯的一條龍服務，我們也在他們指定的日期出發了。旅行社領隊將一羣人帶上飛機，飛往香港啓德機場，而後入住不同的賓館。我們住在銅鑼灣的一幢樓宇中，沒有窗戶的密閉房間，一張比單人牀大一點的雙人牀，和一張無法翻身的細小單人牀，這間三人房冷氣轟隆隆二十四小時開着，就是我們的棲身之地。

白天裡我們被帶着去辦臺胞證，購買了九大件和十五小件，將提貨單好好的收着，又在父母友人的陪同下，去銀樓買了十幾個金戒指，小心翼翼的藏好。七月的香港是個火爐，燠熱不堪，進入地鐵或回到賓館，又冷得哆嗦，我們都希望能早點啓程，偏偏旅行社說從廣州去洛陽的機票很難買，買不到。父親與他們爭論，明明說是機票都買好了，我們纔出發的，怎麼臺胞證都辦好了，又說沒有機票？「要不然你們搭火車吧。」接待櫃檯的旅行社人員做出結論。「說好了搭飛機，錢都繳了，爲什麼要坐火車？」父親的雷霆之怒轟然爆發，我想起從我們入住賓館以來，每天都有人在接待櫃檯吵架，原來是這樣的「隱情」。想要機票也不是不行，但是得透過特殊管道去買，既然是特殊管道，那肯定是要再多花點錢的。旅行社的人把話講明白了，對這些歸心似箭，心急如焚的楊四郎們來說，就當是花錢消災吧。

就在不知道能不能買到機票的時候，母親忽然發起燒來，全身無力的躺在牀上，只想睡眠。我問父親：「如果媽媽一直不退燒，怎麼辦？我們要不要回去？下次再來？」父親的嘴抿成一條線，他盯着牀邊的退燒藥看了半晌，又盯着母親看了半晌，搖搖頭說：「這樣，妳帶媽媽回家，老爸一個人去。」「我怎麼可能讓你一個人去啊？」我的淚差點迸出來：「你不是說，你可能會被他們抓起來？」父親的身形那樣單薄，不知道內裡到底有什麼力量在支撐，他明明是個謹小慎微，並瞻前顧後的人。

媽媽稍稍退了燒，堅持要走下去，她說：「都等了快四十年了，怎麼可以放棄。」兩天後我們終於拿到了機票，坐上廣九鐵路的火車，從九龍到了廣州，匯流到這迤邐的返鄉人流中。返鄉的人差不多都先來到廣州這個集散地，再四面八方前往目的地。我的父母算是中年族羣，有許多是白髮蒼蒼，拄着柺杖，坐着輪椅的，夾雜其中，二十多歲的我竟是年輕世代。因此，當老人家無法搬動行李轉盤的大行李，我自然要出手幫忙，那行李和我家的一樣，相當沉重，完全可以理解。因爲過來人告訴我們，老家的草紙好粗，絕對是用不慣的，所以連衛生紙都塞了好幾卷，其他的用品就更齊全了，怎能不沉不重？

在過海關的隊形中，我一直有點戒備的望着自己的手。在香港買的金飾，爲了怕海關刁難，此刻都戴在我和媽媽的身上，從來不戴戒指的我，戴了七、八個金戒指，很怕在擁擠人羣中，突然不翼而飛。這個宛如土豪的造型，也令我侷促不安。好不容易輪到我們，海關人員的態度竟然挺友善的，還跟父親話家常，問了他老家在哪裡，家裡還有什麼人。父親的臉色已經蒼白，抖得像個篩子，強撐着應答。海關人員的最後一句：「不容易啊，老大爺，終於回家啦。」似乎是太過溫情了。

我們拖行着三個大行李箱，跟着領隊往外移動，準備集合搭遊覽車進廣州市區，休息一晚，而後再各自疏散到不同的目的地。已經過關的人們依舊是喧鬧吵嚷，不知道爲什麼總聽見嗚嗚的哭聲，此起彼落。我去了洗手間，再折返時找到了哭聲的來源──頭髮稀疏的六、七十歲老伯，委頓在地，他的行李半開，衣物從裂縫中吐出來，他一邊撕心裂肺的痛哭，一邊含糊不清的嘶喊：「沒啦沒啦，我的黃金，我的錢啊……我的機票也被偷啦，我老孃還在等我……我回不了家啦！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他用力捶地、啪啪的打自己的臉。我被那樣的景象驚呆，怔怔地站着，已經走到這裡，什麼都丟了，怎麼辦？怎麼辦？領隊衝過來找我，他嚷嚷着：「快點快點，車要開了，大家都在等妳。」「我爸媽呢？」我用哭腔問。「上車了，都上車了！」

跟隨着領隊的腳步，迅速離開車站，搭上了遊覽車。廣州的天已經黑了，街燈亮起來，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更顯暗黑。母親疲憊的靠在我身邊，闔眼睡去。我知道在這樣的混亂中，我幫不了任何人，只能護衛着自己的雙親，可是那樣掙扎、無助、悲痛、絕望，陌生人的慟哭，卻始終響在我的耳邊。

直到今天，我依然能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