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倫痛批特朗普關稅政策:撕裂全球信任,美債美元雙重承壓
美國前財長耶倫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批判,暴露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裡的深層矛盾與風險。這一政策不但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憂慮,還動搖了國際社會對美元資產以及多邊貿易體系的信心。下面從政策邏輯、市場反應、全球影響和潛在風險四個維度予以剖析:
一、關稅政策的邏輯漏洞與施行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打着“對等貿易”的旗號,實際上卻極具隨意性與戰略模糊性。比如,2025年4月實行的“對等關稅”要求貿易伙伴依照美國標準調整稅率,對中國加徵145%的關稅,對歐盟、日本等盟友徵收20% - 25%的關稅。這種“一刀切”的做法無視了國際貿易的複雜性:
1. 政策目標雜亂:關稅既被用於解決貿易逆差(如針對中國),又被用作地緣政治的工具(如對俄羅斯石油買家加徵二級關稅),甚至和國內政治議題捆綁(如以關稅向墨西哥施壓來解決移民問題)。這種“泛安全化”的貿易政策,令企業難以預估政策走向,不得不擱置長期投資計劃。
2. 執行反覆不定:政策出臺前未與行業充分溝通,實施後又頻繁變動。例如,3月對加拿大鋼鋁產品加徵50%關稅的決定在48小時內就被撤銷,4月豁免部分電子產品關稅卻沒有明確標準。這種“朝令夕改”的操作,致使美國企業面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像蘋果公司因關稅成本而被迫考慮將iPhone價格提高90%。
3. 理論依據荒誕: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提出的“對等關稅公式”(Δτi=(xi - mi)/(εφmi))被學者批爲“掠奪性邏輯”,要求貿易順差國將盈餘的一半“進貢”給美國,完全不顧國際分工與比較優勢。這種政策本質上是把全球貿易當作零和博弈,與WTO規則和市場規律背道而馳。
二、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美債拋售與美元信用危機
耶倫所警告的“信心喪失”已經在金融市場顯現:
1. 美債市場異常波動: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從3月的3.9%猛漲到4月的4.58%,創下20年來單週漲幅的最大值。這一現象違背了“危機時資金涌入美債避險”的傳統規律,反映出投資者對美國政策穩定性的質疑。貝萊德CEO芬克表示,美債“不再是全球資產定價之錨”,資本正在加速從美元資產撤離。
2. 美元霸權根基動搖:美元指數跌破100點,創下21個月的新低,人民幣、歐元等貨幣的結算比例上升。市場開始重新評估美元的“避險屬性”,黃金等替代資產的需求猛增。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可能削弱美國藉助美元霸權轉嫁債務的能力。
3. 金融系統壓力增大:美債流動性惡化,掉期利差擴大,銀行間拆借成本上升。儘管美聯儲還沒有直接干預,但已經放緩縮錶速度(將國債減持上限從250億/月降至50億/月),暗示出對市場穩定性的擔憂。
三、全球經濟的蝴蝶效應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正在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傳導:
1. 盟友關係破裂:加拿大對美國加徵1550億加元報復性關稅,歐盟啓動對美25%關稅的反制措施,美墨加協定框架下的區域合作瀕臨瓦解。這種“以鄰爲壑”的策略,使得美國在芯片、稀土等關鍵領域的供應鏈重組受阻。
2. 供應鏈重構的陣痛:企業爲規避關稅加速轉移產能,但短期內很難找到替代方案。例如,蘋果公司90%的產品仍然依賴中國組裝,印度工廠的產能僅能滿足5%的需求。這種“半吊子脫鉤”致使全球產業鏈成本上升,AI、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受阻。
3. 通脹與衰退的雙重威脅:關稅推高了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耶魯大學的研究表明,2025年關稅已經使美國物價水平上漲2.3%,服裝、電子產品價格漲幅明顯。同時,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50.8,創下2021年以來的新低。摩根大通預測,美國經濟衰退的概率高達60%,可能導致200萬人失業。
四、政策悖論與歷史鏡鑑
耶倫的批評直指特朗普政策的內在矛盾:
1. “保護主義”的反作用:關稅表面上保護國內產業,實際上卻推高了企業成本。美國鋼鐵價格比進口產品高出18%,迫使汽車製造商將產能轉移至墨西哥。這種“產業迴流”的幻覺正在被現實打破。
2. 財政與貨幣的政策衝突:特朗普一方面通過減稅和基建來擴張財政赤字,另一方面加徵關稅推高通脹,迫使美聯儲維持高利率。這種“寬財政 + 緊貨幣”的組合,可能加劇債務危機。37萬億美元的美債規模,每年利息支出接近1萬億美元,在利率高企的情況下難以爲繼。
3. 歷史教訓的漠視:1930年的《斯穆特 - 霍利關稅法》引發全球貿易萎縮,加劇了大蕭條。當前政策與歷史的相似性,已經引發學界的警告。耶倫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她職業生涯中見過的最嚴重政策傷害”,其破壞力遠超2018年貿易戰。
五、未來風險與應對路徑
政策制定者: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保護主義和全球化之間尋求平衡,但政治極化使其難以調整路線。
企業:面臨成本上升和供應鏈重構的雙重壓力,需要加速技術創新和市場多元化。
國際社會:WTO改革停滯不前,區域合作(如RCEP、CPTPP)成爲替代選項,但碎片化風險加劇。
耶倫的警告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美國若繼續以“美國優先”爲名破壞多邊規則,最終將自食惡果。全球經濟需要的不是“美國治下的和平”,而是基於規則的包容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