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肺部疾病年治療費近2700億，如何應對慢病化趨勢？

5種肺部疾病造成我國一年近2700億元的治療花銷，這一治療花銷逼近全國一年疾病總治療費用的6％，約佔當年（2022年）GDP的0.2％。

在近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2025年北京會議期間，國家衛健委衛生髮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萬泉揭示了這組最新的疾病負擔數據。這五種主要肺部疾病按照年治療費用由高到低分別是肺炎、慢阻肺、肺癌、肺結核和哮喘。

“近年來，我國慢性呼吸疾病的患病率呈現先下降後上升的情況，值得高度關注。”世界衛生大會中國政府顧問，國家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防治中心主任付強同樣提出警示。

社會老齡化和疾病年輕化的趨勢正加劇肺部慢病的疾病負擔。萬泉舉例說，在過去20年中，65~85歲之間老年人佔整個慢阻肺疾病費用的65%；近年來我國45歲左右中年人肺癌發病率明顯提升，在每年約600億元的肺癌治療費用中九成集中在45~80歲人羣。

新技術、新藥對於疾病負擔的影響則存在雙面性。一方面，AI輔助肺結節識別、機器人手術、新靶向藥物出現等，提高疾病診斷和治療的精準度，部分肺部疾病患者擁有疾病臨牀治癒或帶病長期生存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談結節色變”導致的過度就醫和診療，新藥價格昂貴則可能增加患者自費壓力。

爲此，多名臨牀專家在前述論壇上呼籲，要利用新技術賦能基層，推動高危人羣早篩早治，提高基層醫療的肺部疾病篩查和診療的同質化水平，並做好肺結節患者的風險分級。與此同時，應推動肺部疾病的精準治療並增加創新藥物的可負擔性和可及性。而面對肺部疾病“共患病”現象和肺癌“慢病化”趨勢，還需關注患者疾病長週期管理的新需求。

推動肺部疾病“早篩”

據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教授張力回憶，大約在十多年前，當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內科主任白春學爲中國肺癌醫生撰寫《小結節指南》時，他用了一個非常醒目的題目“要點亮被人們遺忘的角落——肺小結節”，那時候國內對肺小結節關注的人不是特別多。

“關注肺小結節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既往統計數據顯示，約75％肺癌患者診斷時已是疾病晚期，而Ⅰ期患者確診率僅爲17.3％。”張力說。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2030年全國癌症五年生存率提升15個百分點。張力表示，目前我國肺癌的五年生存率略有提升，但無顯著性提高，主要原因是錯過了診斷治療的黃金時間段。

她介紹說，疾病的臨牀分期的早晚直接決定患者預後，如果是I期的病人，患者5年存活率在85.5％~90.2％。其中，早期診斷並完全切除肺癌病竈的患者10年生存率極高——微浸潤腺癌的10年生存率可達到97.8％，原位腺癌也可達到95.3％。但如果是ⅢA-IVA期患者，5年生存率僅爲10％~36％。

一項上海市肺癌篩查研究發現，相較於胸片檢查，LDCT篩查可以使高危人羣早期肺癌診斷率提高約74.1％，肺癌特異死亡率降低約20％。換言之，胸片對肺癌診斷誤診率超過七成，使用LDCT篩查可以讓五個篩查者中有一名取得顯著生存獲益。

但在基層影像學檢查中胸片較CT更爲普及。此前有部分地區受訪醫生反映，其所在基層醫院並未配置CT或沒有相關技師會使用CT，甚至因此導致CT配置後長期沒有使用。

所以，儘管從長週期來看，爲了更廣泛、更公平地推廣肺癌早期篩查，該工作應進一步下沉基層，但現階段，下級醫院小結節診出率不高，肺癌篩查還依賴於二三級醫療機構呼吸科。

國家呼吸醫學中心綜合辦公室主任賈存波披露的數據顯示，到目前爲止，全國綜合的三級醫院呼吸學科規範化建設已達80%。

此外，鑑於早期肺癌患者平均年齡在50歲左右，最新一版的《肺結節診治中國專家共識》提出，建議將肺癌篩查年齡降至40歲的高風險人羣，推薦這類人羣每年採用胸部低劑量螺旋CT（LDCT）進行篩查。

相較於老年人羣，中青年人羣的“主動健康”意識更強，而這又導致另一個傾向，即“談結節色變”和過度醫療。

張力表示，診斷出的肺小結節有可能不是癌性結節，也有可能是良性結節或是其他疾病影像學的表現。即便有結節顯示出癌性結節的特點，通過早期診斷、早期處理，也有可能阻斷該結節發生癌變。

張力還提到，合併慢阻肺、瀰漫性肺纖維化或曾患肺結核等其他肺部疾病患者是肺癌高風險人羣。對於慢阻肺共病的治療控制，也可以爲肺癌治療提供更多機會。

也就是說就肺癌防控而言，慢阻肺等其他肺部基礎疾病的早期篩查、干預也很重要。

“在國際上，全球慢性呼吸系統疾病中患病率最高的是哮喘，而中國則是COPD（慢阻肺）。COPD在中國的患病人口接近1億，男性比女性多，農村比城市多。”付強說。

去年，慢阻肺病被正式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成爲繼高血壓、2型糖尿病之後的第三個被納入該服務項目的慢性病。

在此之前，據賈存波介紹，2021年國家已針對慢阻肺病高危人羣開展早期篩查與綜合干預項目。該項目實施至今，國家每年撥款4000萬~6000萬元，以支持31個省240個區縣開展篩查和干預，推動高危人羣的早期管理和治療的關口前移。

爲從硬性配置層面提升基層呼吸系統疾病早期篩查干預能力，賈存波還提到，2020年以來，國家撥款10億元，爲31個省50％基層醫療機構配備了肺功能儀。

萬泉則提出，換個角度來看，全國目前仍有大概50%左右的基層機構沒有配備肺功能儀，西部地區肺功能儀配備率更低，基層肺部疾病篩查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慢病化和共病化

篩查效用的發揮還需將其與疾病診療和管理進行銜接。當前，肺部疾病的共病化和慢病化趨勢，對綜合醫院呼吸專科以及基層醫療的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9~2021年中國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僅28.7％，按照健康中國2030年規劃，我國總體癌症5年生存率應達到46.6％。”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周承志說。

針對肺癌，周承志認爲，單從技術發展角度，這一五年生存期目標對於早期肺癌患者早已可能實現。但客觀來說，不同區域醫療水平發展不均衡，基層醫療還需進一步完善。

周承志說，腫瘤患者活得長是硬道理。隨着靶向、免疫、ADC生物製劑時代的來臨，肺癌患者的生存期顯著增加，呼吸科參與肺癌全程管理的情景也越來越多。

在此背景下，周承志提到，我國已在國際上率先提出了“重症肺癌”的概念。所謂重症肺癌，即因各種急、慢性合併疾病，或腫瘤本身原因，或治療不良事件所導致的患者PS評分階段性地處於2到4分之間，但存在極大可能性，通過動態精準檢查，結合現有生命支持技術和腫瘤治療手段協同處理後，得到生存獲益和/或PS評分改善的肺癌患者。

他進一步舉例說，比如，原來終末期肺癌患者只能生存8~9個月，現在ALK陽性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中位數可達到7～8年， EGFR突變的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期也可達到四年。

在周承志看來，做肺癌慢病化、全程化管理一定要有“武器”，這個武器既指創新藥物，需要針對患者疾病發展和個性化情況，“藥盡其用”並“用盡其藥”，也指醫療理念的更新，讓呼吸專科與肺癌傳統治療專科如腫瘤科、胸外科、介入放療科等協作配合，“呼吸科在早診早治、病理診斷、患者併發症處理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基層醫務人員該怎麼辦？”北京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李燕明拋出這一問題。基層醫療以全科醫生爲主，擁有呼吸專科醫生或者開設相關專科門診的情況則少之又少。

爲此，李燕明認爲，應強化基層醫務人員常見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篩查與診療規範化培訓，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慢性呼吸系統疾病高危人羣篩查、初步診斷和健康管理能力。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教授馬豔良則提出，如果能夠推動基層呼吸學科專科能力的建設和創新藥物在基層的可及性，能夠很大程度上改善肺部疾病患者的治療現狀。以哮喘患者爲例，有望避免80%患者走向肺功能下降的階段。

肺部疾病的共病化同樣需要得到重視。這一共病趨勢不僅體現在慢阻肺、肺癌、肺結核等肺部疾病可能存在共患病的情況，還體現在肺部慢病人羣可能同時罹患糖尿病、高血壓等基礎疾病，此外肺部疾病患者也存在較高的身心共患病的風險。

“一方面，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羣，在頻繁產生憂和悲等情緒後，對肺部損害最大；另一方面，我們關注到，隨着腫瘤慢病化，這些帶癌長期生存患者，以及長期經常哮喘發作等肺部慢病患者，心理負擔非常重，他們罹患心理疾病的風險非常高。”付強說。

爲更好實現肺部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肺部基礎慢病與其他基礎慢病同防同治，在國家衛健委去年發佈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防治行動實施方案（2024—2030年）》中，對於不同衛生健康部門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和協同配合要求：首先，要加強醫療機構和疾控機構的協同配合；其次，對於基層醫療機構，要開展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相關慢性病同防同治同管，鼓勵醫療衛生機構將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及其合併的高血壓、糖尿病等同防同治同管，開展共同危險因素預防、聯合篩查、管理隨訪、生活方式指導及康復治療等；最後，對於上級醫療機構，要促進慢性呼吸系統疾病規範化診療及多學科協作，提升重症及複雜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診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