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是南極？

這是南喬治亞島的國王企鵝，遠處是冰川。（時報文化提供）

南極漂浮的冰山。（時報文化提供）

《南極．極南》是作家平路第一本旅行文學書。（時報文化提供）

一九一七年「堅忍號」全體船員合影。第二排正中白衣者即爲船長謝克頓。（時報文化提供）

We’d like, though not by steam or sail, to travel, too!Brighten our prisons, please!...Tell us, what have you seen? --Charles Baudelaire, Le Voyage, Flowers of Evil, 1857

在這個時代裡，誰不旅行呢？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二O二四年臺灣出國旅行人數達一千六百八十五萬人次，換言之，每個月有相當於總人口百分之六的國民走闖在異國的馬路上。日本外務省蒐集各國國民持有護照比率發現，臺灣國民的持有率超過60％，遙遙領先韓國的40％和日本的17.5％──臺灣真的是一個隨時隨地整裝待發的島嶼。

出國式的旅行，是要讓我們規律單調的人生「去熟悉化」，而島內的旅行，是旅行地的從業者將我們原本熟悉的在地「再陌生化」，兩者都是要讓旅行者身心「煥然一新」的努力。日本國民出國意願低，未必是他們不想自我更新，而是日本國旅產業的「再陌生化」能力十分強大，這一點臺灣旅客應該點頭稱是，上列的一千六百八十五萬出國人口數字中，便有六百萬去了那北方四島。

然而，我們的朋友平路卻去了南極！

爲何是南極？

在翻閱這本旅行回來的散文集之前，我們或可猜測有幾個緣由：

南極非常遙遠。從東亞的臺北到南美洲底部的火地島直線距離兩萬公里，再加上由智利最南端威廉斯港口啓航的一千五百公里船舶旅程，總長度已經超過地球圓周的一半。對於平路和她的先生旅伴（我們都稱他「蛋黃哥」）來說──兩位都是資深老練、打拳健身的旅行者──這麼長的旅程（還得加上中間轉機的波折），也許纔是正中下懷的選擇，小說家通常對「實境觀察」情有獨鍾，如果時間不急不促，有益於見多識廣的長程，反而更具魅力。

南極非常深邃。地球大多數人口聚居於北半球，因此對北極（Arctic）很早就有期待與認識，「Arctic」這個字詞來自於希臘文，意指「熊」，也就是天空中大熊座所在的北方。在西方歷史中因方位指向緣故，北極的概念早早深入人心，南極（Antarctic）則很晚才現身人類文明，因爲倉促，歐洲人只能（或多或少因陋就簡的）稱它作「Ant-arctic ／反面的北極」；其次，因爲第二世紀托勒密地圖畫法的影響，北方被稱爲「上方」（Up），而南方就被稱作「下方」（Down），自然而然，立爭上游的人類趨向北極而遠離南方，南極更形神秘；再者，兩個極地雖然都有着極寒的天候，但北極圈地帶長年住有好幾支少數民族，例如格陵蘭的因紐特人（Inuit）、北挪威的薩米人（Sami）、遠東俄羅斯的楚科奇人（Chukchi）等，他們與南邊的歐亞文明交往貿易，帶來好客與豐盛的印象，造就了北極的歷史，相較之，南極直到十八世紀庫克船長率隊環繞之時，只有敵意與不毛地帶的傳說，即便至今，南極仍是地球地圖上「最少歷史、最少地理、最少神話」的空白地帶，身爲一個「首訪」的旅行者，怎會不擁有一絲髮現者的興奮呢？

南極非常催淚。雖然歷史短淺──俄羅斯人貝林斯豪森（Fabian Gottlieb Von Bellingshausen）首度看見南極大陸迄今，剛過二百零五年──但南極受現代人探勘與發現的過程中，卻高密度的集聚着扣人心絃的冒險故事，其中有對科學發現的癡迷執着、有對殘暴自然的忍抗持守、有對國族榮光的浪漫嚮往，也有着對死生轉折的默會接納，周間點綴着各種以小我拯救大我的生命隕落吉光片羽，無一不使人敬畏與喟嘆。

二十世紀初的南極點競賽中，三位大主角：英國隊長史考特上校、挪威探險家阿蒙森、愛爾蘭人謝克頓船長，他們的人生結束點都在極地，第一個抵達南極點的阿蒙森活得最久，但他卻喪命在北極海；史考特與阿蒙森競賽，但在抵達時發現對手早了三十五天插旗於此，回程遭遇巨大風雪、迷途、斷糧，隊友一個接一個死去，上校困臥帳篷中，一日一日寫着日記直到最後一天，搜救隊要到七個半月後才找到他；謝克頓在搶登極點的競賽結束後，想到了橫越南極大陸（二千九百公里）的瘋狂點子，但他率領的「堅忍號」來到大陸的近洋卻受浮冰所困，漂流數百公里後受擠壓而船破沉沒，船員水手受困於孤島，謝克頓帶着五名水手在十六天中劃過一千三百公里的南冰洋，成功取得援兵，最終把全員帶回英國。六年後，謝克頓再度來到獲救的南喬治亞島，不料在岸上心肌梗塞，他的遺孀致電同船水手，就地安葬這位在南極奮戰最久的地球人。

史考特的日記中有一篇〈致公衆書〉，是他去世前不久寫好的，裡頭有一段如此述說：「如果我們活下來，我們將有一個故事要來說……這故事將會擂動每一位英國人的心。這些粗略的筆記與我們的屍體必將述說這個故事。」南極探險隊員兼隨船動物學家，也是發現上校帳篷的葛若德，在事發十年後出版的探險紀實《世界最險惡之旅》（即書中提到的《全世界最糟的旅程》）一書中雖然批評了上校帶隊任事的主觀、脫焦、跋扈與無效率，但他認爲整個團隊所煥發的精神品質仍然無與倫比：「他們死得高貴，死得讓我們心碎。」

從一位「沙發探險家」（armchair explorer）的讀者角度看，光透過閱讀，沉浸、抽離於這些故事，就可以贏過前面兩種知性的理由，促成動身前往南極的執念了。想想看：我們是否摘下手套和脖圍，來體會零下五十度的低溫中，那生命一絲絲被抽取、帶離的「史考特感受」；是否也試着大口大口的呼吸，聞嗅到當年謝克頓翻越冰山滑向捕鯨站求援時所喘息的迷霧空氣；或者更單純一點，如果有幸到得了羅斯冰棚的鯨魚灣（Whale Bay），拿起望遠鏡，看一下船桅前的南極大陸就好，這可是阿蒙森選擇的從未有人探勘的路徑起點，光這個賭注就讓他贏得了競賽。

一頁一頁的翻着這本《南極．極南》，果真，南極探險最著名的幾個句子，平路都寫上了，譬如史考特墓上的十字架背後，隊友們刻上的是詩人但尼生（Alfred Tennyson）詩作〈Ulysses〉的最後一句：「要奮鬥、要追求、要發現，絕不放棄。（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又比如：史考特回程五人隊伍中第二個死亡的騎兵隊上尉奧茲，因爲雙腳受傷壞死再也走不動，爲了怕連累剩下的三個人，他輕聲向大家說了句：「我出去一下，可能需要一些時間。（I am just going outside and may be some time.）」便走出帳篷外，消失在風雪中再也沒回來。

然而要問「爲何是南極？」這本書裡平路回答得更多，不僅很東方、很女性，也意外的深沉。讀着讀着，好幾次不禁停下來自忖：人人都可以寫遊記，但並非人人都能成爲旅行作家。

當我們脫離童話，進入少年，幾無例外，旅行故事們就長驅直入眼簾，心理學理論指出這有其必要，因爲人生自此開始步入社會化，誰知道眼前之路不會是「世界最險惡之旅」呢？ 少年希望看到英雄主角振奮人心的破關行動、行徑中堪爲榜樣的人格品質與世界觀（Weltanschauung），洗禮之也浸潤之，希冀有朝一日能帶着這身思維的盔甲，勇闖獨屬於自身之「最險惡之旅」。

因而，遊記之所以吸引人，第一要件是顯明的真實性，不僅要親身經歷而且最好是現場目擊，《馬可波羅遊記》的第一章，他的獄友兼代筆人魯斯蒂謙（Rusticiano）大聲的向讀者和聽衆說：「這就是我們的書將爲你解釋的方式──清楚而有條理的解釋，正如威尼斯賢明而高貴的公民馬可波羅所講述的那樣，『正如他凡人的雙眼親眼所見的那一切』（just as his mortal eyes saw it.）。」

然而， 栩栩如生的遊記要成爲旅行文學──私以爲──就必須具備第二種品質：將旅程中的遭遇與事件， 關聯到普遍的人類處境（human condition），從最常見的旅行者的自我反思（詩人艾略特：旅程的終點往往是回到出發的起點，但對起點有了全新的認識）、人性的洞察（船長謝克頓：在形勢所逼之時，再平凡的人也能有英勇表現）、死與生的辯證（小說家葛林：邊界所代表的不只是海關、移民官和持槍者；護照蓋下印記後，生命便澈底改觀），到更廣義的人生俯仰（海洋文豪康拉德：年輕的冒險總是被忽視，直到年邁時纔看見它稀微的光芒，捕捉着已然灰暗天空中的所有光線）…… 也唯有這般，沙發椅中的讀者纔有共鳴，甚而手不釋卷。

平路在《南極．極南》中回答的，遠超過我們的期待。二O二四年有六百萬人去了日本，她選擇去到冰冷清明的南方，寫雪、寫企鵝、寫冰山、寫她獨鍾的謝克頓、寫大狗、寫座頭鯨……在平滑如鏡的文字水面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小部臺灣女兒的生命史、一位筆耕作家的懺情錄、一分愛麗絲式的旅程報告。像波特萊爾詩作〈旅程〉（《惡之華》詩集中的壓卷之作）裡，童心未泯的旁觀者問詩人一樣：我們也想去旅行，但不是搭火車或帆船，請照亮我們的監牢吧……告訴我們，你看見了什麼？ 在滿滿皆是陽剛氣息的南極探險或旅行遊記中，《南極．極南》是一本反向的抒情傑作，非常稀有、很不簡單，推薦給你！

（本文系《南極．極南》推薦序，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