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大腦退化：優秀敘事的‘破壞者’

我在達勒姆學院（Durham College）教授一門關於社交媒體與社會關係的課程。作爲考覈的一部分，我要求我的學生反思自己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

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他們離不開自己的智能手機。許多人承認，每天會在社交媒體上花費大量時間觀看短視頻，且沒有明確目的，這是一種拖延更有成效活動的方式。

這種行爲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有一個術語，這個術語最近被評爲《牛津2024年度詞彙》：“大腦退化（brain rot）”——一個人的精神或智力狀態的惡化，尤其是過度消費瑣碎或沒有挑戰性的網絡內容的結果。

對許多成年人來說，瀰漫性的網絡成癮現象，或者臨牀心理學家所說的“數字毒品”（如網購、遊戲、賭博、色情），已經成爲一個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自新冠疫情封鎖以來。

當社交媒體平臺在本世紀初出現時，因其具有賦予個人力量、促進敘事以及連接社區的潛力而受到歡迎。

雖然它們實現了這些可能，但它們也對我們與真相和信任的關係構成了重大挑戰——而真相和信任是正常運作的民主制度的兩大支柱。通過傳播錯誤信息和製造使羣體兩極分化的“回聲室”，社交媒體平臺已經成爲“仇恨和極端主義”滋生的溫牀。

作爲一名社會學家，我研究流行文化。我和我在多倫多都會大學（TMU）以及渥太華大學的同事們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內容是關於在快速發展的數字技術環境下文化和身份敘事的演變。

在美國的年輕一代中，平均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時間超5小時，能收到237條通知——大約每4分鐘就有一條通知。

在一個持續聯網的文化環境中，許多年輕人正在一個充滿理想化形象的數字世界中探索，從那些讓他們進行不切實際比較從而常常導致自卑與自我價值感的降低的美妝博主，到一種宣揚有毒的男子氣概作爲成功途徑的網絡兄弟文化。

對於文化理論家韓炳哲（Byung - Chul Han）來說，這是敘事衰落的一個標誌。現代讀者已經失去了深入參與敘事的能力。那種能夠讓人做白日夢、真正分心的“長時間、緩慢、流連的凝視”已經被對源源不斷的信息的高度專注所取代。結果，敘事面臨危機。

最近，多倫多都會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從年輕員工的角度研究工作場所，他們製作了一個2分40秒的視頻，以吸引學生關注年輕員工對工作的期望這一話題。

學生們跟不上整個視頻（的節奏），覺得它太長了。結果，該團隊不得不將其編輯成一系列短得多的片段——有些短至16秒——這樣他們就能吸引觀衆的注意力。這應該令人感到意外嗎？

現代媒體和技術不斷提醒我們要保存記憶、保護歷史。然而，記憶是矛盾的，因爲每一次記憶行爲都涉及遺忘和缺失。

在線平臺的內容轉瞬即逝，有造成文化記憶喪失的風險，因爲這些平臺上分享的很多內容都是短暫的，旨在進行膚淺的互動，而非有意義的文化表達。

美國作家兼自然主義者亨利·大衛·梭羅在他的回憶錄中，哀嘆社會深度思考和智力努力能力的下降，轉而青睞簡單和膚淺的思維。

1854年，他在自己的著作《瓦爾登湖》中寫道：

“當英國努力防治土豆的腐爛時，難道就不該有人努力防治更爲廣泛且致命得多的大腦的腐朽嗎？”

梭羅或許預見到了這樣一個未來：美國將由一位總統領導，這位總統不僅缺乏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而且無視歷史事實和道德價值。

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有着病態說謊者的惡名，但他卻是哲學家哈里·法蘭克福所定義的“胡扯者”的典型——這種人不像說謊者那樣通過故意編造關於現實的虛假說法來誤導他人，而是完全不顧及真相地隨口亂說。

胡扯者通過使真假問題變得無關緊要來改變談話規則。謊言和真相僅僅成爲可用於講述他們故事的工具——而不顧事實如何。

格奧爾格·齊美爾是第一批擔憂現代生活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1903年，在描述柏林時，他把冷漠態度描述爲一種心理狀態，這種狀態是當大腦受到數量巨大的刺激時產生的。爲了應對，大腦形成了一種防禦機制：對周圍環境變得漠不關心。

一個世紀之後，當我們的網絡推送被無窮無盡的數字內容淹沒時，重溫齊美爾（Simmel）的觀點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數字素養和能力框架診斷模式。問題不僅在於技術本身，還在於其運行的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體系——一個正在侵蝕我們的大腦和文化的消費者 - 資本主義 - 數字綜合體。

人類一直對故事着迷。我們需要故事來< a href="#" rel="noopener">理解自己。然而，社交媒體受利益驅動的算法使體驗趨於同質化，最終破壞了文化多樣性。我們變成了故事販賣者而非故事講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