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的殞落　聯合國80年後的虛空承諾

▲八十年前，聯合國誕生於二戰廢墟之上，承載着全人類對永久和平與普世秩序的崇高憧憬。（圖／路透）

●江岷欽／世新管理學院院長

八十年前，聯合國誕生於二戰廢墟之上，承載着全人類對永久和平與普世秩序的崇高憧憬。它試圖用制度主義的理想，馴服國際政治這頭權力的野獸。但當2025年聯合國迎來80週年紀念時，世界並未迎來憧憬中的穩定秩序，反而像是站在制度幻滅的廢墟上，進行一場嚴峻的文明反思。

制度預期解決的「治理失靈」　如今轉化成更根本的「價值失靈」

聯合國的結構困境，實則從設計之初便已埋下伏筆。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作爲大國妥協下的「創始保險」，如今成爲制度癱瘓的厲階。

它象徵着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對制度主義的反諷——國際體系的本質從未擺脫「組織化的無政府狀態」（organized anarchy），國家仍以生存與權力最大化爲首要邏輯，任何全球治理架構最終都難逃服膺於赤裸的權力現實。

當大國利益分歧加深（例如以伊戰爭、加薩危機、烏克蘭戰爭），安理會早已從危機調解的最高殿堂，淪爲政治縱火者的庇護所，進一步削弱國際規範的正當性與執行力。

就結構功能論的角度而言，聯合國創立的初衷在於發揮平衡、協調、穩定國際秩序的功能角色；但在現實主義的驅使下，權力邏輯全面迴歸，其功能逐漸淪爲形式。

制度預期解決的「治理失靈」，如今轉化成爲更根本的「價值失靈」。當「強權即公理」成爲新現實，國際法與普世價值被視爲可供政治交易的籌碼，制度的道德資本也隨之流失。聯合國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秩序生產者，而淪爲象徵性的清談平臺，僅能在邊緣地帶發揮有限的人道協調功能。

這場制度性崩解，與全球經濟格局的劇烈轉型同步發生。自冷戰後以來，那場由資訊科技與效率至上驅動的「全球化」浪潮，已在2008金融危機、新冠疫情與美中科技戰等衝擊下碎裂重組。

資本的無國界流動，正被「國家安全、地緣政治與信任異化」重構爲「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供應鏈不再以成本爲最高指導原則，而是建構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與「安全聯盟」的政治選擇上。世界正從理論上開放的全球市場，碎裂爲數個以安全邏輯主導的巨大區域性板塊。

事實上，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正取代普遍性全球治理架構成爲新常態。G20、東協 (ASEAN)、金磚（BRICS）、AUKUS、QUAD等「小多邊俱樂部」，憑藉行動效率與利益交換，侵蝕着聯合國原有的經濟、安全、科技治理空間。這些結盟集團不僅制定新的技術標準、產業規則與安全架構，更在無形中替代了聯合國原本所象徵的普世秩序。

▼安理會早已從危機調解的最高殿堂，淪爲政治縱火者的庇護所，進一步削弱國際規範的正當性與執行力。（圖／路透）

全球治理並未消失　而是轉化成碎片化權力賽局

然而，全球治理並未消失，而是轉化成一場動態的碎片化權力賽局：強權間藉由核威懾、經濟互賴與交叉制衡勉力避免全面崩潰；中、小國靈活遊走於雙邊協議與區域集團之間，試圖尋求自身利益的生存縫隙；而跨國危機如氣候變遷、疫情治理、人工智慧治理，則漸轉向私有化、多平臺、非國家行動者的治理實驗。治理的重心，已從紐約東河畔的聯合國大樓，移轉至各地快速重組的政治交易平臺

現實主義的預言已成現實，國際制度不會超越大國權力，而是隨權力再分配而漂移。制度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建基於價值共識的普遍性，但當這種價值失靈發生後，全球治理便只能在互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中勉力維持暫態平衡。高科技冷戰、產業鏈圍堵、能源爭奪戰，正在成爲這個新秩序的日常景象。

聯合國80年的挫敗，不僅是制度本身的衰退，更象徵整個後戰爭秩序的歷史性消解。這不是混亂，而是權力主導下的新穩定狀態：一個更殘酷、但也更真實的世界正在成型。

人類文明或許仍會尋找新的治理架構，但至少在當下，制度不再馴服權力，而僅是被權力框架所重新塑造。聯合國的守夜人角色，已隨普世信仰的式微而殞落。我們所能做的，不是掩卷嘆息、徒呼負負，而是學習在這個多中心、非普世的新國際叢林法則下，重新定義何爲穩定、何爲合作。

聯合國80年後的今天，守夜人已經殞落，只剩殘存的儀式感提醒着世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相信制度可以馴服權力。然而，當價值治理全面失控，權力叢林成爲主流規則，制度神話也隨之解構。

也許在未來某個時代，人類還是會重新尋找全球治理共識的新起點；但此刻，我們只能在這場無仲裁者的長夜中學會與混沌共存。

▼聯合國80年後的今天，守夜人已經殞落，只剩殘存的儀式感提醒着世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相信制度可以馴服權力。（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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