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強化配套措施減輕基本工資的衝擊

臺灣最低工資確定連十年調升，2016年以來累計成長近5成。圖／本報資料照片

訂定基本工資的主要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防止勞動力因低薪陷入貧困，是社會安全網的重要一環，亦具有收入分配的政策意涵，至於如何調整，主要受物價水準、經濟成長、企業承受能力等因素影響。然而，基本工資的提升是否真能改善整體薪資水準？如何牽動企業的薪酬結構與所得分配M型化現象？該如何強化配套措施，值得深入檢視。

最低工資審議會9月26日拍板，2026年起的月薪調升至29,500元、時薪調升至196元，漲幅3.18％。影響超過247萬名邊際勞工，企業整體勞動成本增加約350億元。至此，臺灣最低工資已確定連十年調升，2016年基本工資月薪僅20,008元，如今已提升至29,500元，累計成長近5成。

對低薪族羣而言，生活壓力可因此獲得部分緩解。此外，因調升而受惠的移工人數高達近39萬人，顯示這已不再僅是保障本國勞工的政策工具，還牽涉到國際勞動力的供需與公平性。但調整也會產生副作用，如對於人力密集產業而言，工資成本大幅增加，企業將思考如何降低營運成本或轉嫁消費者，釀成「薪資－物價螺旋上升」，大多數不具規模經濟的中小企業而言，薪資調漲恐成生存壓力。

臺灣薪資長期停滯的問題，並非單純因最低工資過低，產業升級速度不足、勞動生產力提升有限，以及企業對於人才投資的保守態度都是原因。至於基本工資的調整能否帶動企業全面加薪？如以人力銀行調查月薪中位數年增幅來看，高薪的科技、金融業薪資增幅可達4％～7％，低薪的民生消費業薪資年增幅僅3％，不同產業間的薪資差距大，難以全面加薪。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工資固然提升低薪族羣所得，同時也可能促使僱主提高時薪制的使用、或縮短部分工時，進而讓部分低薪族羣淪爲弱勢的非典型勞動者。再者，基本工資調整雖有助於拉近低薪與高薪的差距，但若低薪產業的競爭力未能提升，人才將持續流向高薪產業，還會加劇薪資M型化的趨勢。

基本工資最直接的效果是提升最低薪資勞工的收入，增加其可支配所得，縮小與高收入者間的差距，因而被視爲改善所得不均的一項政策工具。但剛公佈的2024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最高20％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達235.7萬元，最低20％僅38.4萬元，差距高達6.14倍，反較前年增加；若看家庭財富，最富有的20％家庭平均擁有5,133萬元，最貧困僅77萬元，差距竟達67倍，遠高於30年前的17倍。臺灣人均財富在瑞銀報告中名列全球前茅，擁有超過76萬名「百萬美元富豪」。數字背後的真相是富者愈富，而中產下滑、庶民被物價與停滯薪資壓得喘不過氣，即使提高基本工資，改善貧富差距仍是嚴峻挑戰。

基本工資調整保障低薪勞工的基本生活，是重要的政策。然而，若僅依賴基本工資調整，恐難以解決長期結構性的薪酬不均、貧富差距的困境。政府要有強力的配套措施及執行力，始能畢其功於一役。

首先，針對提高基本工資對產業的影響，可採取多項因應措施，例如，產業升級補助、融資信用保證，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生產力，以分散工資成本的壓力；對願意主動提升薪酬制度的企業給予補助及租稅優惠。上述措施若能有效落實，有助於減緩基本工資調整對產業的衝擊。長期而言，仍應提高整體經濟競爭力，讓企業有餘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而不只是被動應對政策壓力。

其次，改善所得分配涉及面向廣泛，應包含經濟發展及產業升級等政策，施政上應推動各項社福措施，強化資源挹注、強化偏鄉或弱勢家庭學生的就學就業、營造促進薪資成長的良性制度與社會環境，提升所得的同時，也要強化租稅負擔公平性，持續提升改善所得分配的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