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平民檢審會 制衡檢察權濫用

（圖／本報系資料照）

臺北地院針對京華城案傳喚相關證人，以來證明柯文哲有否收受獻金一事。而有證人指出其於偵查階段受媒體訪談時，竟出現有與此案相關之資訊，承辦檢察官更將媒體報導記載於筆錄。這再次凸顯所謂偵查不公開，真只是法條的宣示嗎？

偵查之所以不能公開，乃因偵查階段，證據尚在摸索與找尋，尤其若有犯罪者尚未找到，過早將細節曝光，必使其有所準備，而可以爲逃亡或滅據，甚至想辦法使相關證人封口。又媒體對於犯罪事件鉅細靡遺的報導，亦可能出現所謂模仿犯，不僅混淆偵查方向，也將使警察疲於奔命。

而偵查不公開，也在保護第三人，即目擊者或被害人的隱私權，以防止其受到不必要的干擾。且於偵查階段所取得的證據，尚未受到法定程序的嚴格檢驗，若被選擇性的公開，就使被告被貼上有罪標籤，致使輿論完全導向起訴者一方。這不僅有違無罪推定，也會給法院在決定是否羈押或延押時，帶來極大的壓力。

至於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法律效果，是刑法第132條的泄漏國防以外機密罪，若屬公務員故意爲之，依據第1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是過失，依據第2項，仍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至於非公務員，如記者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偵查資訊而泄漏，依據同條第3項，仍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故違反偵查不公開之調查，得從記者與偵查機關兩方着手。

只是就傳喚記者來說，依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的拒絕證言權，雖不包括記者，惟受傳喚爲證人之記者，其必寧受3萬元以下之罰鍰或主張不自證己罪權來保持緘默，也不可能泄漏資訊從何而來，以免失去大衆對記者保護新聞來源之期待與信賴。故若訊問未果，檢察官雖得聲請搜索票搜索電臺或媒體，惟如此的作爲，必然引來侵害新聞自由之爭議與風暴，致不可能爲偵查之選項。

故調查偵查資訊外泄，還是得從可能的源頭，即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着手；而若從我國偵查主體爲檢察官，司法警察爲其輔助機關之角色分工來看，檢察權對於警察權實有監督之義務與責任，然若從檢警一體的角度視之，如此的制衡效果恐相當有限，要找出司法警察泄密實屬不易。尤其如果泄密的源頭可能來自於檢察署，則由檢察官來查自己的同仁，既無法期待，亦會有瓜田李下之質疑。

對於違反偵查不公開，雖一般民衆認爲相當嚴重，卻少有實證之支持。而以臺北地檢署所公佈113年的偵查不公開檢討報告來看，進入檢討案件總數爲855，比112年多300件，這似乎與大衆的直覺感受相當，惟最終受懲處者卻僅1人，且非屬檢察體系。如此結果，凸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擁有訴追大權者涉嫌不法時，實不應由自己人查自己人，這絕對有道德風險。故應沿襲日本法制，設立平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即藉由民主與獨立的外部機制，以制衡檢察權之濫用。（作者爲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