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紅城市”頻現，緣何網紅城市熱度維持時間越來越短？

2024年以來，從天水麻辣燙的“半月熱”到臨汾隰縣的“黃金週現象”，多個城市在短時間內藉助短視頻平臺迅速走紅，又迅速跌出流量視野。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城市在極短時間內被賦予熱度標籤，成爲“網紅城市”，卻也往往在熱潮退去後迅速淡出公衆視野。面對這種“爆紅-泡沫-退潮”的週期性循環，各界可能都有一個疑問：爆紅之後，城市究竟得到了什麼？

通過對多個城市案例的追蹤，新京智庫採訪了三位研究專家，他們從流量生命週期、城市空間表達、公衆情緒機制、文旅轉化能力等多個維度，揭示了“網紅泡沫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曇花一現”型城市與“長紅”型城市之間的根本差異。

受訪專家一致認爲：城市不是短視頻背景板，而是複雜的文化、有機的空間和鮮活的人羣集合體。如何從“打卡”走向“打動”，從“熱度”邁向“韌性”，考驗的是城市對自身的再認知能力。

網紅城市熱度維持時間越來越短

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教授李明德研究分析了幾個典型城市的數據趨勢。他告訴新京智庫，淄博燒烤曾維持熱度近兩個月，而天水麻辣燙的搜索指數高峰期僅持續約10天。“從西安、重慶等初代網紅城市，到如今的新一批爆點城市，生命週期明顯變短，城市爆紅到淡出的速度越來越快。”

李明德解釋，這一現象背後有多重原因：首先是內容和服務的高度同質化，導致新鮮感迅速消退；其次是部分城市基礎設施承載力有限，難以維持良好的遊客體驗；最後是流量難以有效轉化爲經濟活力，“高流量”背後是“低轉化”，爆紅效應更像是一場營銷泡沫。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戴俊騁教授告訴新京智庫，網紅城市的“紅”往往是一種系統化傳播的結果。如今的“爆紅”越來越多來自組織化的宣發系統，常常是地方官媒先下場，再通過自媒體與MCN機構接力擴散，最終形成“官媒+自媒體+平臺”的三段式熱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種“統一模板”上，“在這種鏈條中製造出的熱度，很難長久維持，因爲每一環都可以被快速複製，也就容易被新的爆點替代。”

戴俊騁表示，“年輕人注意力的快速轉移，也是推動城市生命週期縮短的重要變量。”如今的Z世代與α世代受衆習慣於快節奏、碎片化的信息獲取方式，“一個短視頻、一個話題標籤就能引爆關注，但也能在一天之內被下一個熱詞替代”。這使得城市即使成功“出圈”，也面臨難以轉化爲“長紅”的困境。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則用“A-B-C模型”對網紅城市的傳播機制進行了總結：“A是Agent，也就是第一個發起者，往往是某個視頻博主、現場參與者；B是政府是否及時介入，能否形成制度性配套支持；C是網民，也就是情緒傳播的真實驅動力。”吳必虎強調，三者若能形成閉環，城市“紅”得快，“但如果B端和C端跟不上，這種熱度就會迅速塌陷。”

吳必虎也提醒，流量背後還有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網黑城市”的浮現。河北三河因統一改商戶“綠門頭”的行政命令意外引發巨大流量，一度成爲網絡熱門話題。但這種“黑紅”熱度帶來的不是認同，而是爭議。“城市在爆紅時獲得了知名度，也可能同時埋下形象危機的種子。”

無論是從流量起伏的數據曲線，還是從傳播路徑的系統演變，專家們的共識是明確的：當前的“網紅城市”現象已經進入快節奏、短週期、高波動的階段。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快速輪轉的“出圈”機制背後，其實暴露了城市文化輸出與社會服務能力之間的失衡。

李明德認爲，“爆紅”並非全然是好事，如果城市沒有準備好接住這波流量，沒有配套的接待能力和內容供給機制，那麼短暫熱度很可能帶來的是遊客失望、城市口碑滑坡，反而成爲一種“反向營銷”。

城市“閃紅”的三大特徵

2024年夏，拉薩的一處小土丘因獨特的拍攝視角迅速走紅。遊客站在土丘上，背景中的布達拉宮彷彿伸手可及。不久之後，蘭州、重慶巫山等地迅速“復刻”了類似景觀，但熱度轉瞬即逝。

“類似這種可複製性極強的打卡地，雖然能短時間引流，但很難真正打動人心。”戴俊騁說，“它帶來的是拍照幻覺，不是真正的城市體驗。”

李明德將這種城市“閃紅”或“網紅泡沫化”概括爲“三高兩低一失衡”：流量依賴高濃度、內容設計高同質、資源接待高負荷；文化密度低、商業韌性低；而遊客期望與實際體驗之間的落差，則導致整個城市發展的供需結構失衡。

“很多城市做了極高投入，打造所謂的網紅街區、燈光秀、玻璃棧道，但半年後日均客流量不足百人，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李明德說，視覺刺激可以迅速“拉流量”，但缺乏文化內核與多樣化內容，就很難讓遊客留下來，更不用說形成復遊意願。

吳必虎則從“市民和城市之間的張力”角度提出了更深一層的觀察。“很多曇花一現的城市，背後都有一個共性問題：市民自身並未真正參與其中。”他說，“流量是外來的，決策是自上的，空間是造出來的，遊客來了，只是拍幾張照，然後離去。”相比之下，那些真正實現與市民共同互動的城市，如成都的小酒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才擁有了可持續的情感黏性。

吳必虎進一步指出，一些城市爲製造熱點，甚至不惜進行“拍照幻覺”的精密設計，比如刻意營造錯位打卡點、設置各種“僞自然”的觀景裝置。“這些設計也許能騙過鏡頭，但騙不過體驗。旅遊的本質不是打卡，而是與地方發生真實的連接。”

戴俊騁也表示，這類街景建設陷入了一種“標準化敘事”困境。“你會發現每個城市的網紅地標越來越像，不是寫着‘請XXX你會愛上我’，就是一個打卡框、一個自拍背景。”這種城市空間的高度模板化，反而壓縮了城市獨特性的表達空間，“一旦同質化，就會陷入審美疲勞”。

這種“疲勞”不僅發生在遊客端，也發生在城市自身的表達上。李明德認爲，一些地方在運營初期花了大量資源“衝榜”“上熱搜”，卻在熱度退潮後發現：沒有留下可以持續運營的內容，也沒有積累足夠的品牌資產。“流量本身是短暫的，若不能及時轉化爲文化產品、服務體驗、復遊動力，那麼最終只會留下一個人去樓空的背景板。”

“閃紅”城市的另一個特徵是基礎設施與服務能力明顯滯後於熱度擴張。李明德指出，短時間內的大量遊客涌入，對交通、住宿、餐飲提出極高要求，但許多城市的配套設施遠未準備好。“交通擁堵、食宿短缺、服務跟不上，這些都會迅速影響口碑，從而加速熱度的下滑。”

在網絡上“閃紅”城市常常止步於“把人吸引來看一眼”，卻忽略了後續的轉化機制。吳必虎說：“一個城市靠拍照出圈可以理解，但如果只停留在照片裡，而沒有進入遊客記憶、情感和故事，那這個城市註定只能火一陣子。”

長紅城市不是靠一個打卡地“爆點”

成都、西安、重慶等地爲何能夠在互聯網熱詞更替極快的當下，維持長時間的關注度？李明德將這類城市稱爲“自我迭代型”的文化生態體。這些城市不是靠一次性景觀“爆點”吸引遊客，而是依託自身文化底蘊，結合現代傳播語言，不斷推出新場景、新活動和新內容，實現品牌內涵的持續更新。

以西安爲例，從“摔碗酒”到“不倒翁小姐姐”，從大唐不夜城的互動演出到《長恨歌》的實景秀，城市通過視覺奇觀與沉浸體驗的結合，把靜態的文化符號轉化爲動態的社交傳播。“這不是簡單的文化再包裝，而是文化的可感知、可分享、可再生。”李明德說。

吳必虎強調，“長紅城市”的核心在於“體驗留人”。相比單一打卡點的即時滿足，這些城市往往提供的是多層次、差異化、可參與的體驗路徑。成都的街頭，不同年齡段的遊客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內容；你可以打卡新地標，也可以在巷子深處喝一碗蓋碗茶、看一場變臉表演。“這就是讓遊客‘走了還想來’的魅力。”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城市氛圍”。吳必虎表示，城市對人的態度決定了城市的吸附力。比如，成都在疫情期間因一位新冠感染者的“酒吧軌跡”意外走紅，但這件事並未引發輿論危機，反而因市民的幽默和鬆弛感，反向提升了城市的公衆形象。“真正的長紅城市，不是怕流量來，而是不怕流量帶來的衝擊。”

戴俊騁也指出，相比短期的IP營銷，西安、成都能夠“長紅”的重要支撐，是穩定的人口和持續運營的文旅內容。城市“出圈”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人拍照”，而是“讓人留下”。“你不能只設計第一眼的驚喜，也要設計第二次的回味和第三次的生活節奏。”

此外，文化的深度表達能力也成爲長紅城市的分水嶺。李明德提到，不少城市在面對自身文化資源時，“要麼不挖，要麼挖得太淺”。而西安、成都等城市則通過演藝化、場景化和年輕化的方式，將傳統資源變爲當代內容。例如西安用燈光秀點亮城牆，用短視頻講述“千年長安”，把“歷史”從課本中請出來，放進了遊客的鏡頭和記憶中。

相比之下，過度依賴短期爆款、IP綁定的城市則常常因內容更新緩慢而遭遇“內容斷崖”。戴俊騁認爲，長紅從來不是靠一兩次投放能維持的，它需要系統思維、持續供給和長期運營。這種“內功修煉”不僅是內容的疊加，更是城市文化與治理的綜合體現。

在成都、重慶、西安這些城市，流量不是一次性消費，而是一種長期沉澱。吳必虎表示，遊客在這些地方感受到的不只是消費體驗，更是一種情緒和人文的連接。他們看到的是市民的包容、政府的配合和城市的溫度。“這些東西無法建模，但最能留下人心。”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編輯 鄭偉彬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