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的建構方向和實踐路徑

來源：光明日報

人文經濟學的興起，標誌着經濟學從“物的邏輯”迴歸“人的邏輯”，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當經濟學回歸人的本質需求，必將成爲推動人類解放與文明進步的強大思想力量。

一

在討論人文經濟學之前，需要首先對人文經濟進行考察。

人文經濟並非“文化”與“經濟”的簡單疊加，也非侷限於影視、出版等文化產業的狹隘範疇，而是一種以人的全面發展爲價值核心、以文化力量爲深層驅動，旨在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統一、經濟與社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經濟形態。人文經濟的本質是經濟活動的“人性化”迴歸，是對作爲經濟發展根本動力與最終目的人的主體地位的內生性、體系性和可持續性的確認和尊重。

研究人文經濟有三重內在要求：其一，摒棄將人工具化、物化的傾向，強調經濟發展必須發揮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經濟活動必須圍繞人的需求展開，經濟制度的設計、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需以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爲出發點和落腳點；其二，要求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穩定、物質豐富與精神富足之間建立起動態平衡和有機統一的關係，追求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效益的綜合提升；其三，要求實現經濟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既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強調運用規律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

蘇州、杭州等地區，人文經濟的自覺探索起步較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這些中國式現代化先行地區已經形成比較穩定、可持續的區域發展模式。隨着人文經濟觀念的逐漸形成，一些經濟學需要直面的問題也凸顯出來，比如，在運行機制上如何真正實現人文邏輯與市場邏輯的共生賦能，在文化內涵上如何推動優秀文化與現代經濟的銜接轉化，在實踐維度上如何促進倫理規範、制度治理與算法治理的協同，等等，這些都亟待理論界進行深入研究。

二

關於人文經濟學，目前學術界有三種理解路徑。

第一種，把人文經濟學理解爲帶有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的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在研究財富生產和積累規律的同時，也關注人的素質、能力、表現、需求、情緒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或作用，是把人作爲一種新型的資本來看待。西方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教育經濟學、健康經濟學、體育經濟學大都屬於這個範疇。

第二種，把人文等同於文化，把人文經濟學解讀爲“文化經濟學”，其所研究的對象是文化與經濟的關係，具體而言包括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等，重點是關注文化的經濟功能。

第三種，則是以人爲研究目的，以全體人的生存、發展、享受即以全體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爲研究對象的經濟學。這種人文經濟學只有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條件下才能得以體現，它建構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底層邏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批判理論中包含了一些這方面的理論素材，我國也有不少馬克思主義學者致力於探索和建構相關理論，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應運而生的人文經濟學，正是第三種意義的人文經濟學。

三

人文經濟學的革命性突破，涉及範式革命、問題聚焦與方法創新三個方面。

從範式革命看，人文經濟學實現了從“理性經濟人”到“社會文化人”的認知躍遷。人是人文經濟的主體，也是人文經濟學的主體，人文經濟學的建構首先必須回答什麼是人。西方經濟學自亞當・斯密奠基以來，逐步確立了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爲核心的理論體系，這一假設將人類行爲抽象爲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計算過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構建起以薩繆爾森顯示偏好公理、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理性預期等爲代表的“市場萬能論”邏輯自洽理論體系。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痼疾長期無法根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主導下的資源配置既不能自動解決普遍存在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也無法避免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西方經濟學在解決現實經濟問題上的無能，暴露出其理論範式的內在侷限：基於“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理論，既無法解釋市場失靈的文化根源，也無力提供兼顧效率與公平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爲，“理性經濟人”是單向度設定的人，只提取了人作爲快樂和痛苦計算器、趨利避害行動者的特徵，這樣的假定過於狹隘、簡單和片面，與現實中的人性存在很大差異。基於這樣的假定建構起來的經濟學體系，更像是一種物理學範式，適合用來理解受引力或者本能控制的無意志的自然界，而不適用於具有高度能動性的人類所生活的社會領域。這樣的經濟學，無論其模型多麼精緻、邏輯多麼自洽，都不可避免脫離現實社會實際狀況，也難以形成經世濟用的理論成果。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一直遭到社會各界的質疑，不能徹底擺脫正當性危機，關鍵原因就在於此。

人文經濟學的革命性突破，首先就在於重構了經濟學的人性假設——從機械的“理性經濟人”轉向具身的“社會文化人”。“社會文化人”承認個體理性的有限性，強調人是歷史的產物，是文化塑造的產物，其經濟行爲深受價值觀、倫理規範與社會關係網絡的影響。人不僅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也是具有自由意志並懷抱發展理想的社會主體，因此人文經濟學必須面對真實世界的人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動態性，建構起理解人性的新的經濟學範式。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借鑑哲學關於人的本體論研究以及心理學的人格理論等，同時吸收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一系列重要論斷，提供了極爲重要的思想啓示，現代認知與行爲科學的進步也爲人文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學術資源。總之，人文經濟學以“社會文化性”來重新定義經濟活動中的人，這是經濟學範式的巨大轉變。

從問題聚焦來看，人文經濟學實現了從“資源配置效率”到“人類生活品質”的轉型。不同於西方經濟學以“資源配置效率”作爲研究的基本問題，人文經濟學聚焦於人的福祉即人的生活質量與能力的提升，不僅在意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交換本身的技術效率，而且更加關注人從經濟活動中得到的全部益處（有形的和無形的、短期的和長期的）。基於此，人文經濟學關注併力圖加以研究的基本問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價值與意義的追尋（經濟活動超越單純的物質滿足，服務於人的意義感、歸屬感、自我實現與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及實現方式）；探索幸福與福祉的多維性（定義和測量超越物質財富的幸福與福祉，考察社會關係、健康、自由、安全、環境質量、文化參與等非市場因素如何影響福祉）；經濟生活如何保障公平、正義與尊嚴（如何實現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機會平等）；倫理規範與經濟運行（信任、互惠、利他、社會責任等倫理價值如何影響市場運行、合作行爲與長期經濟發展，如何防止市場邏輯過度侵蝕社會倫理與公共領域）；文化傳統與經濟形態（人文精神如何涵育經濟活力，文化與經濟相互賦能的機理與機制）；生態可持續性與代際關懷（經濟發展如何與地球生態系統的承載極限相協調，如何實現福利配置的代際公平）；技術躍升與人文守護（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守護人文價值，算法治理如何避免歧視與侵害正義）。

從方法創新來看，人文經濟學實現了從單一方法向開放多元方法論的轉變。西方經濟學在實現“科學化”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數理建模爲“硬核”的方法論體系，甚至出現“物理學崇拜”——用微分方程描述偏好變化，用拓撲學分析市場均衡，用動態遞歸方法研究經濟增長，這種過度數學化導致經濟學日益淪爲“黑板經濟學”。與此不同，人文經濟學採取方法包容的策略，它不寄希望於藉助單一的科學方法來解決一切問題，而是以研究對象和問題自身的性質來遴選方法，提倡方法與問題的匹配。因此，人文經濟學的方法論是開放的、多元的，鑑於人文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複雜性、人的內在價值感的度量難度，“多學科匯聚”的研究策略不可避免。比如，借鑑哲學的價值論分析發展的終極目的，運用倫理學的道義論評估經濟政策的正當性，通過史學的長週期視角揭示文化傳統對經濟制度的塑造，藉助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捕捉個體經驗的細微差異，引進心理學的方法考察經濟主體的情理認知模式及其宏觀效應，等等。這種方法論的多元性，使其能夠處理“幸福感”“意義感”等難以量化的人文議題。

四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文經濟學，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融合多元理論，立足中國實踐，形成理論體系。

傳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文關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根基。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異化勞動病症，以及《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積累規律，均指向未來社會“將把人的能力發展作爲目的本身”。構建人文經濟學，需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發展理論，如“人的類本質”思想、異化勞動批判理論、未來社會構想等，爲其奠定哲學基礎。

彰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人文內核。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新時代促進人文經濟學發展的根本遵循。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都蘊含着豐富的人文內涵。構建人文經濟學，需要系統闡釋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人文要義，包括共同富裕體現的公平正義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蘊含的生態人文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的全球人文關懷等。

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文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人文經濟學的重要滋養。我國的人文主義傳統源遠流長，思想資源豐富，歷史積澱深厚，從人文經濟學視角，運用現代學術方法對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經濟內涵進行深入挖掘和系統整理，將極大助力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文屬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既爲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能，也爲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豐富而鮮活的素材。通過案例研究、比較分析等方法，總結提煉我國人文經濟發展多層面、多方面的實踐經驗，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徵的人文經濟學理論，才能夠使其更具豐富內涵，更有現實針對性。

借鑑汲取世界各國經濟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構建中國的人文經濟學，必須堅持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敞開胸懷，以文明互鑑的視野，認真學習、鑑別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思想成果。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馬斯格雷夫的有益品理論、宇澤弘文的社會共通資本理論、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以及芒福德的人文空間理論等，都包含了有價值的人文經濟方面的思想，值得我們關注。同時，應充分認識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科學力量，將其轉化爲人文經濟學量化研究的有效工具。

（作者：羅衛東，系浙江大學人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