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捷軍：百年中國方誌學進程回望與規律探尋

提要 ：伴隨着中國地方誌事業的發展進程，至少從宋代方誌定型起，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漸爲歷代學人所重，並以清乾嘉時期章學誠爲代表，爲其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以1924年梁啓超正式倡立“方誌學”爲標誌，學科建設開啓了全新的歷史進程。百年來，從民國到新中國，從改革開放到新時代，業界在開展大量志書編修實踐活動的同時，持續推進學科建設，特別確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爲引領的現代學科體系，從而既成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生動實踐和典型之例，爲百年中國方誌學發展史留下彌足珍貴的經驗規律，同時也爲未來學科建設以及整個方誌事業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鑑和前行指南。

關鍵詞 ：方誌學史 學科建設 百年回溯 規律探索

以梁啓超1924年6月在上海《東方雜誌》上發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一文爲開端與標誌，具有規範學科意義的“方誌學”得以創立並漸趨發展完善。而今，回望百年中國方誌學發展歷程，既有大量成就成果，也有不少經長期探索積累的經驗規律。現擬通過對百年學科建設進程和若干重大問題的梳理解析，探尋其形成的重要規律及現實啓示意義。

一 章學誠的傳統餘音與方誌學的創立前奏

從學術史角度看，包括從宋代方誌定型至清乾嘉時期章學誠等的突出貢獻，儘管它們並不包含在本文所涉百年進程之中，但卻是學科創立必不可少的歷史前奏。

（一）學界對歷史以來方誌學的探索認識

在方誌學術史上，“從魏晉以來，直至清以前的漫長的方誌發展歷史過程中，方誌的編修實踐活動是有顯著成績的，數量的積累也很豐富；但方誌學理論則處於一種萌芽、醞釀的過程中”。應當說這是長期以來的一種傳統認識。但近年來，學界又多認爲，其實自章學誠時代往前推，以宋代方誌定型爲標誌，方誌學自此以後在各個時期已素有成就且頗有建樹。如黃燕生便認爲：“宋代志家雖然沒有撰述研究方誌的理論著作，但在一些志書序文中，對於方誌學的某些重要問題皆有所言及，於方誌理論建設頗多貢獻。”桂始馨也對宋代方誌學，以及趙心愚對元代方誌學、劉緯毅對明代方誌學等，都有相關研究及相應評價。這是事關方誌學發端的一些重要視點和基礎前提，也是考察方誌學術史的重要視域。

（二）對章學誠突出貢獻及相應侷限的論辯

衆所周知，以往學界普遍將章學誠與“方誌學”劃等號，最具影響的莫過於梁啓超“自章學誠著《方誌略例》，倡方誌之學，‘方誌’一稱，漸爲世所常用”；以及“能認識方誌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者，則莫如章實齋”等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詳且已成共識的傳統論見。但長期以來學界對章學誠又始終存有爭議，如有研究指出：“章學誠對我國方誌的理論創造和修志實踐是有重大貢獻的，但並不是方誌學的獨創者。”再進一步看，學界認爲關鍵在於“章學誠的方誌學，主要集中在比較系統的方誌編纂理論方面，從學科的角度看，章氏方誌學理論還只是偏重於該門學科的主幹理論，尚未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科結構理論體系”，等等。就方誌學科建設而言，這同樣也是一些值得關注的客觀評價。

當然，對章學誠的歷史貢獻也應辯證看待，避免誤讀。如他在《文史通義》等論著中，確曾多次闡述“志乃史體”“志爲信史”“志者，史之一隅也”等，但他也明確提出“志”與“史”當需“嚴名分”，以及“史體縱看，志體橫看”等一系列理念主張，故“‘志’屬於史的範疇但又不等同於‘史’，這纔是章學誠史志觀的實質要義和精髓所在”。在此意義上看，章學誠無疑仍是中國方誌學第一人，其歷史地位不容否認。但同樣也應看到，從主觀侷限看，章學誠以至包括戴震、錢大昕等，都難以創建規範意義的方誌學科；而從客觀環境看，那個時代也不可能產生規範意義的方誌學，這一重任必將歷史性地延及後世並由後人承擔。

（三）近代西學東漸的影響與“新史學”的破局

如果說，章學誠等歷代學人的貢獻是中國方誌學創立的歷史基礎，那麼近代社會環境鉅變無疑是促其產生的決定性現實條件。

一方面，鴉片戰爭打開了近代中國的大門，包括進化史觀、新民生論和馬克思主義等在內的各種文化思潮先後傳入國內。恰如梁啓超所言：“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裡之世界，進化之世界”，“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這一近代進化理論是最進步的理論體系”，從而迅速打破了中國千百年來近於凝固的傳統思想格局，並引發了包括傳統史學在內思想學術領域的重大變化。這一變化顯然直接影響到方誌領域。

另一方面，如果說西學東漸是影響方誌學創立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那麼梁啓超的“新史學”則無疑在這一新舊轉換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1902年，因維新變法失敗而逃亡日本多年的梁啓超，已飽覽政治風雲的急風驟雨，既深爲“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的封建傳統所痛，又深受西方新潮影響，如其自己所言“廣搜日本書而讀之”，“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並宣稱“‘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家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爲大”。爲此他在創辦的《新民叢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一系列新著力作，主要以進化論等新說爲武器，對舊史學進行了猛烈抨擊。文章發表後引發強烈反響，標誌着“新史學”“把中國古代史學上的史學史意識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從本文角度和歷史以來史志關係密切程度來看，更重要的在於，“新史學”還對“方誌學”創立產生了直接而重要的推動意義。

二 梁啓超“方誌學”的倡立及民國學者的共同建樹

從中國方誌學術發展史看，由於歷代學人從宋代定型再經元明清各時期探索等千百年的歷史傳承，特別章學誠等在從古代向近代、從萌芽到初生的重要轉型和發端期所作貢獻，規範意義的方誌學才終能破土而出。

（一）近代史學轉型對方誌學創立的關鍵性影響

雖然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中國史學主流仍然是傳統史學的延續，史學仍然侷限於傳統史學的藩籬之中……直到五四時期，近代中國史學的真正‘變局’才終於形成”。故在此意義上看，20世紀初梁啓超的“新史學”還不足以直接催生“方誌學”，其產生時間恰恰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個關節點上，這絕非偶然因素，從中足見史學轉型對其產生的重大影響。

（二）梁啓超“方誌學”的倡立之功

從20世紀20年代起，歷經宦海政壇的長期沉浮，梁啓超已逐漸疏離時局，似更傾心於著述講學。1924年4月，因在北京清華、天津南開等院校講學的一系列積累與研究，梁啓超致信商務印書館的實際主持人張元濟，商量刊登《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事。當年6月，《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一文在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東方雜誌》第21卷第18號上正式發表。在該文中，梁啓超不僅首次提出“方誌學”概念，還對方誌的性質、意義和價值，產生和發展過程，方誌史料的蒐集、整理和鑑別，志書的體例、篇目設計，以及修志者應具備的基本素質等問題，均不同程度有所涉及。爲此有研究將梁啓超的方誌學術思想總結概括爲三方面：一是“觀念論”，包括方誌觀念說、概念說、生成說、發展說和方誌學說；二是“編纂論”，包括事業說、爲誰服務說、修志人才說、修志方法說；三是“文本論”，包括志屬史說、志書作用說、表達體式說，等等。

作爲“19世紀末20世紀初思想啓蒙運動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梁啓超在學術上所涉範圍較廣，可謂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方誌學也許僅僅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還難免存在一定的歷史和學科侷限性。然而在梁啓超涉及的衆多學科中，學界又認爲其“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的史學成就最爲突出，其多達1400萬字的著述中，至少有半數可歸爲史部。同時也正因史志關係的密切程度，使得梁啓超能從兩者的傳統關係中獨具慧眼，獨樹一幟，透見“新史學”對方誌學的影響引領所在。根本還在於其時正處於史學轉型的關鍵節點，正是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其成爲“中國歷史上探究方誌歷史發展之第一人，並把方誌學理論之研究提高到一個更新層面”。因而即使是這很小一部分，卻使方誌學邁開了歷史性的一大步，並引領了民國方誌事業的發展前行。

當然從方誌學發展史脈看，沒有章學誠就沒有梁啓超。但同樣可以肯定，由於後者所處時代更新，視域更寬，因而方使“方誌學”得以破土而出。換言之，如果沒有梁啓超在思想學術界的顯要地位和《新史學》等振聾發聵的重大影響，即使有人發聲也未必會產生如此之效。

（三）民國學人的共同建樹

與章學誠一樣，梁啓超對民國方誌事業可謂居功至偉。但民國又並不僅限於此，以梁啓超的“倡立”爲先導和主幹，其時一大批學者爲共同“創立”較爲系統的學科體系同樣作出了重要貢獻。爲此有研究勾畫了民國方誌學人的羣像：“這是一個承先啓後的時代，一端繫於傳統方誌學的餘脈，一端開啓現代方誌學的誕生”，他們“自覺與‘舊史學’劃清界限，從而使民國時期的方誌學展現了與以往時代截然不同的兩個特點：一是重新給方誌定義，一是徹底改造方誌”。仍從方誌學科建設角度看，其主要貢獻和相應特點在於：

其一，注重堅守並弘揚傳統。地方誌向來被視爲中華民族獨有的傳統文化形式，因而民國學人首先注重的是如何堅守並更好地加以傳承。如1931年，顧頡剛、朱士嘉在燕京大學《社會問題季刊》第1卷第4期發表的《研究地方誌的計劃》一文中指出：“地方誌是中國的特產……但到如今還沒有人把它作爲專門的研究，不是太可惜了麼？”並呼籲“研究地方誌，在今日已成爲迫切要求”。包括其後朱士嘉在回憶“我是怎樣走進方誌學園地”時，始終不忘當年其師顧頡剛的告誡：“外國人正在研究我國邊疆史。方誌這塊領土如果我們不去研究，外國人就會去侵佔”，“在當時那嚴峻的形勢下，顧先生的這番剛烈話語無疑是激勵我從此跨入方誌學領域的巨大動力”。由此可見身處覺醒年代的一代學人鮮明的民族情懷和歷史責任感。

其二，積極致力於創新變革。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革，在大力傳承與弘揚方誌民族傳統的同時，民國方誌人並未因循守舊、固步自封，而發出一系列創新主張並紛紛付諸實踐。如1927年，受西學東漸新思潮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先驅的影響，尚在北大史學系就學的傅振倫，在《新河月刊》所發《修志芻議》一文中指出：“書之作也，必應乎潮流。則方誌之修訂，不宜拘於舊例，專詳沿革與地輿矣。即雖不能完全與新史學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故“今則新史學出而志亦當與之俱變其體例矣”。次年，由其主編並貫穿新理念的26卷《新河縣誌》出版，曾任北大史學系主任、後任中國史學會主席的朱希祖爲之作序。另外，甘鵬雲在《方誌學兩種——方誌今議、方誌商》中“國體改矣，修書宗旨與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於民事疏略；近日修志，應於民事加詳。民主國，民爲重也”的創新意識；黎錦熙在《方誌今議》中提出的“明三術，立兩標，廣四用、破四障”的“修志四原則”以及壽鵬飛在《方誌通義》中倡導的修志須“正人心，厚風俗，明正誼，陳利弊，垂勸懲，訴疾苦，補救時政之闕失，研究民生之榮枯”直至“方誌爲地方人民而作”的鮮明主張，等等，無一不是民國方誌學人銳意創新理念的具體體現。

其三，初步構建學科體系。一方面，以一批方誌名家的綜合性著述爲標誌，如李泰棻的近現代第一部以“方誌學”命名的專著《方誌學》、傅振倫在同期相關論著中“體系更爲全面系統”的《中國方誌學通論》，以及甘鵬雲的《方誌商》、黎錦熙的《方誌今議》、壽鵬飛的《方誌通義》和王葆心的《方誌學發微》等，皆爲典型之作。另一方面，不僅是主體學科，包括其時同樣各具建樹的“方誌目錄學、方誌整理學、方誌資料學、方誌學發展史學幾方面，（也）是方誌學學科體系必備的分支學科，這些分支學科的產生、建立，使得方誌學學科體系臻於完備，標誌着系統的方誌學學科體系在民國時期開始形成”。

當然，民國畢竟具有如黃葦所言“亂世修志”的時代特徵，所以“應當看到，由於其時尚受到機械唯物主義思想觀與方法論的影響與制約，故在方誌編修觀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對此，應當給予客觀的認識。民國時期儘管社會發生了改變，時代有了進步，但是畢竟舊時代的影響依然存在，方誌編修觀的變革必然受到種種羈絆，自然不可能發生超脫社會、超越時代的根本性轉變”。同樣，歷史不能割斷，而對地方誌這一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而言，一定意義上更應重其傳承的價值意義。

三 新中國成立後學科建設的初步探索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約30年間，可視爲新中國方誌學術史的重要探索時期，其間既有初步成績，也有彌足珍貴的經驗教訓，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來加以考察。

（一）學科發展的環境與條件

如果將方誌學置於史學的大框架看，因“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的積累”，包括“梁啓超提出‘新史學’的理論以後，中國史學在理論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以及“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使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了重大的發展，在齊流並進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然而，新中國史學的發展卻經歷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這同樣是新中國方誌學科建設發展所處的歷史環境。

從學科建設發展的時間節點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至1955年這段時期，方誌學的發展總體上處於比較冷寂的局面”，而以1956年國務院規劃委員會地方誌小組成立爲標誌，應爲“中國現代方誌學的起始時期”。但“這個局面持續至1964年左右，便因種種政治運動的開展，出現回落不振之勢，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隨之降臨的‘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衝擊驟然逆轉，戛然止息”。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始於80年代的首輪修志期，這一局面才得以出現重大改觀。

（二）若干成就與經驗

一是志書編纂是學科發展的客觀前提。新中國成立後，與其他事業發展一樣，儘管其間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但地方誌編修傳統仍得以傳承發展。如到1960年，全國已有20多個省（區、市）的530多個縣開展了修志工作，其中有250多個縣編寫了初稿，有的已陸續出版，雖然有些志書未必完全符合規範要求，但使相關研究首先具備了具體對象和現實基礎。

二是機構組織與學科規劃是學科發展的條件保障。例如，1956年國務院規劃委員會地方誌小組的成立，以及《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第七條中，對“地方誌的編纂”明確要求“這個工作從1958年開始”等，被學界視爲“中國現代方誌學的起始時期”。而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方誌小組起草的《新修地方誌體例（草案）》，以及其後1963年中宣部轉發的新中國第一個方誌編纂的綱領性文件——《關於編寫地方誌工作的幾點意見》等，都可視爲學科建設力求科學規範的重要標誌。

三是初步積累的成就經驗是學科發展的重要基礎。如1962年王重民在《光明日報》發文，較早將方誌發展分爲區域志——地誌——圖經——地方誌書四個階段，而同年出版的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繫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方誌考錄性著作，以及倉修良在《江海學刊》發表的《章學誠和方誌學》論文等，都反映了當時方誌學術探索的實際狀況。進一步從學術思想看，如金毓黻在對舊志地位價值的肯定和對其缺陷批評基礎上，從類目、內容和體例上對社會主義新方誌時代特徵的闡述，以及傅振倫“編輯新志必須用新史學觀點和方法重訂例目，絕不能爲常格所拘”等新論，不僅對方誌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而且在社會主義新方誌與舊方誌之間劃出了鮮明的分水嶺。

（三）影響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

一方面，是其時重大原則導向產生的偏差。典型的便是1958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就歷史研究重大問題提出的“厚今薄古”觀，因把是否尊崇“厚今薄古”上升到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高度，以至當時學界幾乎形成“一邊倒”的現象，爲此學界後來將這一時期視爲“歷史學大躍進”現象。儘管此後陳伯達也曾主動承認“厚今薄古”作爲“口號和公式有一定的侷限性”和“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但當時卻影響廣泛。這種狀況自然也會影響到自古以來便與史學密切相關的方誌事業發展和學科建設。如作爲全國地方誌事業的主管機構，1958年10月，中國科學院《關於新修方誌的幾點意見》中，就作出“新志應貫徹執行厚今薄古的原則”的明確規定。這種緊跟形勢的指導思想，還直接影響到當時爲數不多的志書編纂和學術理念。一直到改革開放後首輪修志期，“詳今略古”的傳統原則才被重新得以遵循，包括其後又有“詳今明古”等新論，從而使方誌編纂和學術研究漸回正軌。

另一方面，是學科建設自身的侷限性。例如由於時間較短又受多種因素干擾，此時首先是成果數量並不多。據統計，1956—1966年，全國發表的方誌學論文年均不到7篇，涉及方誌學術史的論著新作更爲鮮見。另據筆者對《〈歷史研究〉五十年總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目錄查詢顯示，該刊創刊後20多年中，除1963年所登的一篇《魏源〈海國圖志〉研究》一文與方誌學稍有關聯外，直到1978年傅振倫發表《方誌——史料的寶庫》一文止，其間再無一篇相關論文。從學術水平看，鑑於當時“地方誌就是地方史”的認識判斷十分普遍，不少人“尚未充分認識志書的性質，主要表現於尚未充分認識‘史’與‘志’的區別。有些認爲地方誌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書是以史體寫成，不能說是體例完善的志書”。這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水平。

有鑑於此，學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方志學科建設30年曆程的基本共識是：“發展早期帶有開創性質的探索研究，儘管有些尚不夠深入，甚至略顯粗淺，但是卻對現代方誌學的初期發展起着開啓與促進的積極作用。”

四 兩輪修志期學科建設的顯著成就

從20世紀80年代起，基本以20年爲一個週期（1981—2000；2001—2020），全國各地開展了兩輪大規模修志工作，並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同時兩個時期既各有側重，又是一個相互連接、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

（一）首輪修志期成效初顯

其一，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及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爲新時期方誌學科的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如1980年4月，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的講話中，率先向全國發出編修新方誌的倡議。次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地方史志學術討論會在山西太原召開，之後《中國地方史志通訊》創刊，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和中國地方史志研究會章程相繼頒佈，等等，都標誌着新時期全國方誌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全面起步。

其二，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方興未艾。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響的方誌名家便開始了新時期的學術探索。如傅振倫1978年出版《中國方誌學》（增訂本），朱士嘉1979年發表《中國地方誌淺說》等，並迅即引起關注。首輪修志開始不久，黃葦等還在1982年的《中國地方史志》發文指出，新方誌學理論體系應由方誌基礎理論、方誌發展史、方誌學史、新方誌編纂學和方誌文獻學五個方面組成，這可能是新時期方誌學科體系的最早構想。同時據不完全統計，首輪修志結束時，全國已出版各類專著500多部，論文約10萬篇，且無論是宣傳普及廣度，還是理論研究深度，都明顯超過以往各歷史時期。因此雖然其時“尚未形成一種聲勢，其發展狀況與取得的成果亦很有限……它卻毋庸置疑地成爲社會主義新時期首輪方誌編修及方誌學研究全面興起並且走向繁榮興盛的起點”，從而直接助推了全國各地的首輪修志事業，併爲構建現代學科體系打下了基礎。

其三，業界也多關注到首輪修志期方誌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所存在的問題。如認爲其間三個“主要教訓”之一便是“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夠”。具體表現爲一是“理論的搖擺性，或者說理論的不堅定性”，即不少研究雖有“百花齊放”的特點，但卻因長期衆說紛紜而無定論。二是“理論的單一性”，如偏重方誌編纂方法的著述有86部之多，且同一水平層次的重複雷同現象十分普遍，而形式上的方誌學論著只有27部，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論文集且仍侷限於修志實踐。三是“理論上的亦趨性”，即大多研究人云亦云，缺乏獨創。爲此業界的基本共識是：“方誌學發展到20世紀末期，從縱的方面來說是碩果累累，但從橫的方面來說，和其他科學相比較，無可否認又是先天不足的孱弱身軀，不定的概念、不定的科學性質和不定的科學地位，都爲後來者留下了難解之題。”

（二）二輪修志期成就顯著

如前所述，兩輪修志期的“兩輪”實際是一個相對劃分，不宜截然分開。事實上二輪修志期的學科建設正是在首輪成就基礎上延續而來。當然比之前者，它不僅是量的增加和麪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質的提升。從學科建設角度看，除與首輪相同之處外，二輪修志期還有以下幾方面的新進展及相應特點。

其一，若干重大問題漸成共識。值得關注的是，一些爲學界長期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如方誌起源、方誌性質、方誌功能、志書編纂原則以及史志關係等，經過廣泛深入研討甚至爭辯漸成共識。例如，方誌起源無疑是方誌學術史上關注最多與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學界向來多認同方誌源頭衆多，淵源關係複雜，且又衆說紛紜，如有統計“至少有17種說法”。不過歸納起來或是“一源說”，或是“多源說”，包括歷史、地理等各種形式相容相兼、同源共生的“共源說”，等等。總體上看，史志等多種形式早期同源異流的演進史脈，而又漸趨融合的發展趨勢已日益爲學界所關注並漸成共識。又如，包括與方誌起源相關同時又有區別的方誌性質，以往也有屬於史書、地理書等多種認識，而以2006年國務院《地方誌工作條例》將其定性爲“資料性文獻”爲標誌，其後業界對此同樣日趨形成共識。

其二，學科體系日臻完善。科學規範的學科體系無疑是衡量一門學科最重要的標誌之一。而且應指出，自民國初創方誌學科及相應體系後，這一探索雖持續進行，然而真正取得突破性進展並日臻完善的恰是二輪修志期。僅從形式上看，在以往成果基礎上，二輪修志期所構建的學科體系，就先後有“兩分法”“三分法”直至“九分法”“十分法”等10種劃分方法。例如，“五分法”就是一種較具認同度的劃分方法，具體包括方誌基礎學（含方誌本體研究、方誌觀和方法論等方面），方誌編纂學（含編纂原則、編纂過程和出版，以及各類志書編纂兩方面），方誌管理學（含工程、志書、人才和經濟四方面管理），方誌應用學（含應用、整理和批評等方面），方誌史學（含編纂史、思想史、應用史、管理史等方面）。從中也可見其與民國初創及後續探索取得成就的顯著不同與新進展。當然，“五分法”只是“多分法”的一種，而且即使是這種劃分法也還存有不同意見，但都客觀反映了這一時期業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廣度和深度。

從更寬闊視野看，有研究統計，新時期方誌學總體體系中的各種分支學科已不下60種，包括方誌學概論、方誌史學、方誌編纂學、方誌資料學、方誌目錄學、方誌評論學、方誌應用學、方誌管理學，等等。當然學界也認爲“有的分支雖然需要研究，但畢竟太小，難以成爲一門學問”。即便如此，能夠成爲學科分支的至少也有20種，由此可見新時期方誌學科門類的發展程度以及對支撐學科體系的重要意義。

對兩輪修志期學科建設進程及相應成就，學界還分別從幾個不同時間節點作過不同評價。首輪修志結束時，有學者在充分肯定“這些研究內容，對於學科體系構建有參考、啓發作用”，“較之民國時期……毫無疑問是一大進步”的同時，還認爲“如果作學科體系對待，則沒有邏輯結構，內容也不繫統、完整”。二輪修志中期，研究認爲“學科體系已經顯露出約略的框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穫”，同時指出其“遺憾和不足”是“尚未形成一致公認的權威著作；對方誌學的許多分支學科，缺乏系統規劃，故參差不齊，有的研討不深，有的尚是待開墾的處女地”等。而到二輪修志後期，有學者則認爲：“經典方誌學著作的誕生，總結性成果的問世，公認的方誌學完整知識體系的形成，則是方誌學現代轉型後成功實現升級的重要標誌。”新時期中國方誌學科的進程軌跡和發展成就由此清晰可見。

其三，多業並舉格局的形成。長期以來，方誌界基本呈修志主業“一業獨大”的獨尊地位。改革開放後，其他各業隨着整個地方誌事業的蓬勃發展而陸續興起，並逐步形成志鑑爲主、多業並舉（如後逐步發展爲志、鑑、網、庫、館、刊、會、研、用、史的“十業並舉”）、全面發展的事業格局。由於地方誌事業本身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而其研究同樣是新時期方誌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各業研究也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從而使中國方誌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例如，與志書編纂事業相比，年鑑系由近代從西方引進我國的一種新型文獻形式，相應研究也滯後於前者。但兩輪修志期以來，特別《地方誌工作條例》將“地方誌，包括地方誌書、地方綜合年鑑”即賦予其新定位後，年鑑編撰事業發展迅速，學術研究也日趨活躍，一定意義上已與志書編纂事業呈相得益彰之勢。又如，以《中國地方誌》《中國年鑑研究》《中國方誌館研究》等刊物的創辦和歷年全國方誌學術年會等爲平臺，全國方誌學術研究交流活動日趨活躍，大大推動了學科建設。當然，與方誌主業相比，其他各業有的顯然還較爲淺弱，如年鑑學界便多認爲其學科要素尚不成熟、體系尚未確立，同時各業研究相互間也不平衡，但它們共同推進了新時期方誌學術和學科建設的繁榮發展。

其四，學科升格的探討交流。在方誌學術發展史上，方誌學長期被歸屬於史學、地理學等學科，包括在現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方誌學仍是史學大類下設的一個三級學科，因而學科升格始終是方誌學界的夙願，有的還提出應直接由三級學科升格爲一級學科，併爲此進行了長期探索，具體又有以下兩種主要意見：

一種主張脫離於其他學科而真正獨立，典型的如“二十世紀後期方誌學理論研究，發生新的路標轉向，總的趨勢是脫離歷史學而力圖成爲一門獨立學科，形成了與歷史學截然不同的方向選擇”。同樣，新時期也有研究認爲：“地理學的範圍無論怎樣擴大，也無法超出研究‘地球表層’這一中心，歷史學的範圍無論怎樣擴大，也還是‘以時間爲主軸的學問’”，因而“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地理學，都無法將方誌單獨納入自己旗下”。這同樣是學科獨立的一種創新解讀。因此儘管業界對方誌學獨立向有爭議，但體現了不斷追求更高學科目標的一面。

另一種業界也意識到學科建設難以一蹴而就，仍需循序漸進。如有研究“贊成方誌的發展已使它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方誌學，成爲歷史學科（一級學科）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但不贊成它脫離歷史學科而存在”。有學者還將二級學科目標作了進一步細化，建議下設方誌理論、志書編纂、舊志整理、年鑑編寫和地情研究五個三級學科。有學者進而提出首先“應制定出學科設置的科學標準，規範方誌學的學理概念”；同時“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框架，建構特色鮮明的方誌學理論框架”；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唯其如此，纔是方誌學科向國家一級學科挺進的光明途徑”。這都體現了學科建設在新形勢下與時俱進的不懈探索。

五 百年中國方誌學發展的若干規律與現實啓示

縱觀百年中國方誌學發展歷程，各時期既有不同的橫向歷史特徵，同時作爲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其發展又顯現出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縱向共性規律，並留下很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對當今方誌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事業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啓示意義。當然從不同角度可作不同歸納提煉，如仍聚焦於學科建設，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特別關注。

（一）堅持唯物史觀的主導引領

需要強調的是，唯物史觀對百年方誌學發展全過程的主導引領，實際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的生動實踐過程，因而也是百年以來積累的最爲重要的歷史經驗與發展規律。

其一，唯物史觀的探索引領客觀上貫穿了百年方誌學史的發展進程。20世紀初，涌入國門的各種思潮呈泥沙俱下、良莠難辨，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與進化史觀等思潮比較中仍一枝獨秀。如李大釗在1920年出版的《史學要論》一書中就明確指出：“社會進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類思想上和人類生活上大變動的理由究竟爲何？唯物史觀解答了這個問題。”1929年，身爲李大釗學生並深受其影響的傅振倫，在《北平晨報》發表的《編輯北平志蠡測》一文中論及“居今修志，應加改革”時，已首次提出應注意用“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導修志的問題，並被學界視爲“中國馬克思主義方誌學的先行者”，“最早在方誌編纂和方誌研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學者”。李泰棻也提出“近半世紀以來，世界史家鹹重唯物……方誌既爲地方之史，則於時代潮流，豈獨能外？”可見其時唯物史觀對一代方學人的重要影響。當然這一進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現出由弱到強、循序漸進的持續性特徵，但這一主線和主旋律卻始終貫穿於百年全過程。而且可以肯定地說，“新史學”和近代史學轉型對百年方誌學產生與發展確有助力，但都不是決定因素。“總之，走出封建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近代史學的基本線索和方向。”一直到改革開放後首輪修志初期，以1981年方誌界提出“馬克思主義方誌學”建設構想並開展一系列研討探索爲標誌，而今，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指導修志工作，已成爲馬克思主義方誌學的重要基石和事業發展的根本遵循。可見，百年發展首先無不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與引領。

其二，唯物史觀之所以對方誌編研具有如此重要的主導引領作用，還由其本質特徵所決定。從人類社會發展史宏觀視域看，學界認爲指導社會發展的一般有三種規律：一是對社會發展各階段都起作用的普遍（一般）規律，二是對某一類型社會（如階級社會）所起作用的特殊規律，三是僅對某一時期所起作用的個別規律。而包含了特殊和個別規律的唯物史觀，則是指導人類社會發展所有階段的普遍和一般規律。由於“志屬於史”歷來是學界的基本共識，故方誌編研同樣要遵循上述社會發展和歷史研究的一般規律。特別如貫通古今的區域性通志，一般上限起於歷史發端，所記載一地發展往往長達數千年，其跨度之寬，容量之大，關係之複雜，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統攬全局，很難科學準確定位。因此，正由於上述唯物史觀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它必然是指導地方誌書編研以至整個事業發展的根本規律。而且百年以來的歷史反覆證明，如果偏離了唯物史觀的主導引領，或事倍功半，或會像“厚今薄古”觀那樣而使方誌編研事業誤入歧途。

其三，從百年方誌編纂具體實踐看，唯物史觀所涉及的基本範疇實際已覆蓋其主要內容，從而也印證兩者結合的客觀必然性。具體從國務院《地方誌工作條例》規範的志書五大類別看，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涉及的自然、經濟部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和“階級、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所涉及的政治、文化部類，以及“民族和民族關係”及“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關係”所涉及的社會部類，等等，都可見唯物史觀與方誌各大部類間的必然聯繫。事實上不僅是現當代新志編纂，就是歷史舊志編纂同樣也離不開這些關係範疇，只不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記述內容、指導思想和編纂原則，進而也會影響志書本身的價值。這更說明，唯物史觀既關方誌編研基本範疇，更關事業發展方向大局。

（二）善於學科借鑑的融合發展

中國方誌學百年發展過程中，始終受到各有關學科的影響，並在學習借鑑中不斷髮展完善。這是因爲，“一門學科的發展離不開對其他各專門學科成果、理論和方法的借鑑，沒有哪門學科單純依靠自身力量能夠解決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學科交叉、學科融合與學科滲透，更是20世紀中期以後學術發展的基本趨向”。

其一，從“方誌學”創立之初的歷史環境和條件看，除上述已涉及的因素外，其時西方學科的分立影響同樣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衆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向來按經、史、子、集四大門類分類，而西方學科的史學、哲學、文學等分類方法，則是西學東漸後才被中國學界所採納並日漸普及。如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便認爲分科治學是以學爲本，乃天下之公理，故視其爲科學規律，並主張以學爲單位開展學術研究。呂思勉則更清醒地意識到：“史學若從章學誠的據點上，再行發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不過現在既和外國的思想學術接觸，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罷了。”這無疑是影響方誌學創立的一個重要外在因素，也是規範方誌學科建設起步時對西方先進理念舉措的一種借鑑融合。

其二，從方誌學與有關學科相互間現實關係看，作爲現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方誌學與史學、地理學、文獻學等學科歷來關係密切，其發展不僅注重遵循學術發展的共同規律，而且相互間日顯融合機制。李泰棻在《方誌學》一書中便有“修志之輔助學識”一文章，包括有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經濟學、法政學、商學、農學、植物學、礦物學等約20門學科及相關知識。例如，與史學一樣，“地理學與地方誌有密切關係，這在我國已經成爲一種傳統觀念”。以至長期以來，方誌起源於歷史地理並屬於地理書也是業界的一種認識常態。如梁啓超便早有“自《漢書》創設地理志，而此學始漸發展也，其後衍爲方誌之學”的認識。同樣，1934年，顧頡剛在《禹貢》半月刊中也曾指出：要搞清地理沿革，離不開地方誌的研究。還有張其昀修志時所引“地理學之史料，大都爲方誌學之史料”，並於1939年，在貴州主修的《遵義新志》，被學界認爲是“一反中國舊有的方誌模式，成爲‘區域地理’派以新方誌命名的第一部著作”。有研究還爲此統計了歷史以來的志書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地理內容，等等。這都印證了兩者間的密切聯繫和融合機制。

其三，值得關注的還有，改革開放兩輪修志期以來，不僅是方誌學對有關學科的學習借鑑，包括後者對方誌學的借鑑融合同樣已成爲一種發展趨勢。如有研究指出：“文學與地誌，本是兩個不同的學科門類，但在中國傳統的功用文學觀念的薰染下，兩者之間的互動影響頗爲密切和頻繁……文學和地誌一直在滲透彼此的寫作空間，形成跨學科之交融。”作者還以六朝文學與方誌爲例，據此提出了“地誌文學”的概念。還有研究以現代鄉村小說爲例，進一步闡述了文學對方誌的借鑑，認爲無論是鐵凝的《笨花》、遲子建的《白雪烏鴉》還是閻連科的《炸裂志》，無一例外都是“地方誌的形式”和“方誌式的敘述”，而且它還“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當代文學的難題”。可見，方誌學學科的獨立及其與各有關學科的相互融合非但不矛盾，而且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和未來發展趨勢。

（三）注重守正創新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每一種文明都延續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勇於創新。”同樣，守正創新既是百年中國方誌發展史積累的重要歷史經驗，也是事業未來發展前行的根本行動指南。

一方面，如何以“守正”方式認識中國方誌民族傳統的內在獨特價值，無疑是其能否傳承弘揚的關鍵所在，也是方誌能否成“學”的重要根基。早在民國時期便有“地方誌是中國特產”的傳統認識，爲此業界長期以來形成的基本共識是：“連綿不斷地編修地方誌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爲中華文明代代相繼、血脈相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意義十分重大。”但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方誌編修不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朝鮮、韓國、日本、越南都有編修方誌文獻的傳統，且有很多方誌文獻傳世”。還有的以英國學者撰著並於1886年出版的《希臘史》《羅馬史》（後清光緒年間中文版譯爲《希臘志略》《羅馬志略》）等爲例，同樣認爲西方早有方誌這類文獻，而非中國獨有傳統。

應當說，上述觀點體現了新時期以來一種良好的學術環境氛圍，但如何客觀辯證看待這一問題，卻事關方誌民族傳統底線和事業發展大局。所謂“傳統”，首先應重其“統”的根基淵源，而後再觀其“傳”的流播嬗變，否則就容易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學界經長期研討同樣普遍認爲，首先中國方誌的歷史獨創性毋庸置疑，但這種“特有”的先發優勢並不影響其後各國的“共有”格局，兩者完全可相容共存。從而清晰展現兩者“先來”與“後到”的辯證關係和發展過程，因而“方誌輸出史，其實就是一部漢文化圈發展深化史”。

同樣，如何看待西方相關類似文獻，兩輪修志期以來學界也做了大量研究。如有學者針對由英國傳教士郭士立所著、1834年出版的《大英國統志》，認爲其如僅從記述涉及面看它與中國方誌似無二致，但“此書堪稱一部簡明的英國曆史”。可見儘管其譯爲“志”，但實際並非“志”而是“史”。包括對上述《希臘志略》《羅馬志略》，當今校注者也反覆強調它們“是漢文文獻中最早的古希臘、羅馬專史”，以及“比較典型的卷節體史書”。另有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後還指出：“美國沒有志這個字，在美國學者看來，兩者是一個意思”，故“美國學者把美國地方史等同中國的地方誌”。這都從不同側面考究了中國方誌與國外相關文獻的歷史淵源關係，也進一步強化了地方誌民族傳統的本質屬性。因此，“守正”的關鍵首先在於“守”住“正”本即堅守方誌民族傳統的底線，同時又應客觀辯證看待其歷史發展過程和中外文化的漸趨融合現象，這是中華文明突出的歷史連續性與發展包容性的辯證統一。

另一方面，作爲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和中華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因而在“守正”基礎上的“創新”同樣是這一主題的題中應有之義。從百年方誌學史看，早於方誌學初創時，“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創新理念便已成爲覺醒年代廣大學人的不懈追求，其後歷代方誌人也從未停止開放融合的創新步伐。

特別應當看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僅是對自身傳統文明優秀特質的繼承弘揚，更具有以開放融合等爲標誌的現代文明的時代特徵。這樣，就當前和未來方誌事業發展看，既需通過自身改革、學科建設等途徑不斷轉型升級，又應從“第二個結合”的宏闊視域和更高站位，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意識和舉措，努力使其成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與上述話題相關，百年來尤其是新時期兩輪修志以來，在堅守民族傳統的同時，學界還十分注重通過中國方誌文化“走出去”和“傳回來”的雙向交流方式，力求實現“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不僅有《中國地方誌流播日本研究》《七十年來海外收藏中國方誌研究綜述》《中國方誌文化走向世界工程實施報告》《方誌接受學基礎教程》《方誌傳播學》等大量研究，還有分別在寧波、北京、長沙等地舉辦的多次方誌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多種重要平臺與方式，包括《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1738-1801）》《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中華帝國方誌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等外國學者的相關成果，同樣是中華民族方誌文化傳播與交流雙向互動融合的典型之例，從而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包容性和兼容幷蓄的現代開放胸懷。總之，“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這既是百年發展史留給今天的重要啓示，更是當今中國方誌學界爲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應展現的現實擔當。

（作者單位：浙江省地方誌辦公室）

原文載《中國地方誌》2024年第6期。因微信平臺限制，註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