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人工智能深刻改變亞當·斯密理論

參考消息網8月23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8月18日刊登題爲《亞當·斯密的250週年》的文章，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內容編譯如下：

在一個經濟和結構快速轉型的時代，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洞見值得重新審視。

其中有兩點尤爲突出。第一點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只要具備某些條件，包括穩定的貨幣、經濟行爲主體之間一定程度的信任和道德規範以及可靠的產權。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降低了“看不見的手”的效率和表現。

第二個或許更重要的洞見是，一個經濟體的效率和生產力會因“勞動分工”(如今被稱爲“專業化”)而得到提升。專業化經濟由各種知識和專業技能驅動。由於專業化在缺乏合理高效交換方式的情況下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它依賴於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隨着專業化的發展，經濟的複雜性也會隨之增加。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專業化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正因如此，在交通和通訊聯繫的改善使得應對不斷擴大的市場的成本降低後，專業化的程度得到了提高。

專業化的另一個重要潛在制約因素是它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風險。由於經濟體的專業化模式是結構性的，因而改變需要時間。如果貿易體系被擾亂，或者某些技能或行業被淘汰(例如由於技術創新或需求模式轉變導致的)，個人、企業甚至整個經濟體都必須經歷轉型，而這一轉型過程可能非常困難且耗時漫長。

重商主義正日益被自由貿易所取代。再加上數字革命加速了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專業化的“市場範圍”約束被徹底放鬆了。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改變了遊戲規則。由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低，它們無法產生足夠的國內需求使之受益於專業化分工帶來的效率和生產力提升。而一旦它們獲得了國外市場和技術，便能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實現GDP的快速增長。因此，專業化分工的不斷提高也伴隨着經濟活動的地域轉移。由此產生的對結構性的破壞超過了能夠緩解激增風險的治理結構的演變速度。

最終，全球經濟實力的轉移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對專業化分工的需求約束被放鬆到了風險約束開始發揮作用的程度。隨着結構性破壞日益明顯，發達經濟體民衆的挫敗感日益加深，從而引發了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強烈反彈。其結果就是，許多國家如今都認爲，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是密不可分的：雖然各經濟體內部的專業化分工依然完好，但在國際層面，專業化分工正在發生部分逆轉。雖然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一進程將走向何方，但可以預見，它將對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而這實際上是增強韌性和降低風險的代價。那些國內需求不足的國家(無論是由於人均GDP低還是人口規模小)都將遭受最大的衝擊，其損失程度取決於它們還保有多少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

但斯密的專業化模型可能很快就面臨一個更爲根本性的轉變。回想一下，它是建立在特定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局部積累基礎上的，這些知識和技能不易獲得或轉移。但是，已產生衆多效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如今似乎正朝着這樣的方向發展，即以極低成本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幾乎任何領域的專業知識。

其潛在的影響是深遠的。如果專業知識變得不再稀缺，其獲取價格就會下降。只有那些仍然難以轉移(比如不易被描述或記錄)的知識和技能纔會升值。換句話說，在未來某個時候，相當一部分人力資本的價值可能遠不及過去250年中那麼高，但另一部分人力資本的價值則可能高得多。現在必須研究的一個問題是，這些部分各自將佔多大比例。

在斯密提出專業化概念近250年後，它仍然是我們經濟的一個關鍵特徵。而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着可感知的相互依存風險上升，專業化在全球經濟中正出現部分衰退。人工智能可能不會降低專業化程度，但通過改變知識轉移方式，它可能改變與各種專業知識相關的人力資本的相對價格。（編譯/王笛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