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中小學教師離職率不斷攀升 離開講臺的老師們 去向何方？

大陸中小學教師離職率不斷攀升，離開講臺的老師們，去向何方？（示意圖，新華社）

據《界面新聞》報導，2024年大陸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師隊伍建設調查報告》，大陸全國中小學教師離職率已連續五年上升，2023年達到5.6％。他們是主動離職還是被動淘汰？爲什麼要離開這個穩定且待遇不低的職業？離開講臺後，他們都去哪了？

界面新聞採訪了幾位離職的老師。在她們的敘述裡，相似的困境反覆出現：有人身兼教師、售票員與安全員；有些人的教案本被數據填報、迎檢準備擠佔，還要隨時解決家校關係；有些人發現自己多年沒有輸入，只是在重複輸出……離開教師崗位，既是對現實壓力的被動迴應，也是對職業價值的主動重構。此前積累的能力並未隨離職消失，反而成了她們走向新生的底氣。

1995年出生的阿妙，師範專業畢業時心裡藏着一股叛逆勁。「家裡人總說，你性格適合當老師。越這麼說，我越想逃。」2018年從韶關學院畢業後，她沒像同學那樣考編，反倒一頭扎入旅遊行業。她在廣州某旅行社做策劃、帶團，在高鐵與景區間輾轉。工資比當老師高。不過，週一到週五上班，週末帶隊，全年沒幾天能完整休息。

2019年，在旅遊行業累到極限的阿妙辭職了，她決定去涼山做支教老師。早在大學時，她常在貼吧看一個徒步愛好者的帖子。那人帶着小丑氣球走中國，到涼山後卻留了下來，聯合上海的基金會辦起支教點。「他說山裡的孩子會把臘肉偷偷塞給老師，說這話時的認真勁，我記了很多年。」

涼山的培訓持續了半個月，之後她被分到山頂學校教四年級。30多個孩子大多漢語生澀，「害羞得很，想跟你親近，就往你手裡塞烤土豆，或者把家裡曬的玉米棒偷偷放在講臺下。」

最難忘的是某個雨天，山上下不來，四個支教老師斷了糧。不知消息怎麼傳開的，傍晚時家長們踩着泥濘上山，用竹筐背來兩筐土豆。「每個土豆都帶着泥，我們洗了煮着吃，連續吃了一週。後來大家開玩笑說『放屁都帶着土豆味』。」

原本她被分配教數學，後來因語文老師離職頂了上去。「教他們寫自己的名字，教他們用『開心』造句，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覺得當老師沒那麼糟。」阿妙說。其實，涼山的生活很艱苦：沒法洗澡時，只能用熱毛巾擦身子，冬天燒熱水總跳閘，旱廁離屁股只有十公分。「那些日子讓我知道，自己在哪都能活好。」

從涼山回來，阿妙在2020年加入廣州某私立小學。這完全是另一個時空，另一個世界。

私立學校的領導常把「家長是上帝」掛在嘴邊。有次一個學生作業沒完成，被留堂半小時，家長直接投訴到校長室。「校長沒問原因，先把我叫去罵了一頓：要搞清楚誰給你發工資。」更讓她難受的是校車任務——每天清晨六點到校接學生，傍晚送完最後一個孩子，已是晚上七點。「感覺自己既是老師，又是售票員，還是安全員。」那兩年，她的每月工資能到八九千，但「心太累了，家長的要求永遠在變，領導永遠站在家長那邊，我像個隨時會被替換的零件。」

2022年，阿妙跳槽到廣州一所公立學校做編外老師。這裡的班級同樣40多人，氛圍卻截然不同。有次課間，兩個學生打架，家長衝到學校指責她「看管不力」。校長直接出面：「課間十分鐘，老師不可能盯着每個孩子。您孩子先動手，我們一起商量怎麼教他學會控制情緒。」在這裡，她第一次體會到「被學校護住的感覺」。

公立學校更重班級管理，學生的心理狀態、日常表現都要關注。她當班導師時，每天從早八忙到晚五，中間要盯着學生吃飯、午睡，下班後家長的電話還會追過來。甚至有家長在晚上11點打電話問，孩子在學校開心嗎？如果不接，羣裡會有家長說「楊老師架子大」。

離職的念頭在2023年底萌生，當時男朋友決定回海南發展。阿妙站在廣州三號線早高峰的人潮裡，突然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討厭每天兩小時的擁擠通勤，討厭家長羣裡永遠傳不完的消息。更無法忍受的是，姐姐結婚時，學校以「疫情期間不得離穗」爲由不讓她請假回去。

但她還是堅持到了2024年暑假。「老師不能學期中途走，孩子們剛適應你，課程進度也不能斷。」最後一個學期，學生總問她：「老師，你下學期還教我們嗎？」她只能笑着說「到時候看呀」。最後一天散學禮，有個女生塞給她一張畫，上面是一個老師牽着一羣孩子，旁邊歪歪扭扭寫着，「楊老師，我們會想你的。」

2024年10月，阿妙在海南陵水的博物館做起了講解員。這裡的工資到手五千，年終獎算下來也才五千多，相較老師的工資低了一截。但「每天朝九晚五，下了班手機不會再響，你終於屬於自己了。」現在，阿妙喜歡上班的路，兩邊都是綠植，空氣裡有海的味道，開着電動摩托像在旅遊，根本不像去工作。

博物館的講解工作竟然與教師經歷相通：都是靠嘴巴傳遞信息，以前講課文，現在講文物。她把給小學生講課文的耐心，用到給遊客講黎族製陶技藝上。有次講完公開課，教了幾十年書的年級長拉着她說：「你真的很適合當老師，你一定要當一輩子的老師。」離開講臺，她更珍視那份認可的重量，也不再糾結六年教齡是否浪費。「當老師教會我的溝通能力、耐心，現在都用得上」。她知道，這是講臺歲月悄悄積累的底氣。

儘管已經退出家長羣，但許多家長和學生的微信她還留着。四川涼山的學生給她發消息：「楊老師，我考上縣裡的重點初中了，就是數學有點難。」「楊老師，我爸讓我輟學打工，我不想去。」阿妙說，孩子的愛很純粹，你罵過他們，他們還是會把你當親人，這是當老師最珍貴的東西。

2020年的一個午後，湖州一所初中的藝術樓，張佳站在音樂教室門口，聽見裡面嘈雜的喧鬧聲。那是午休後的第一節課，天氣悶熱，五十幾個學生剛從主科解脫，把音樂課當成了釋放壓力的出口，異常吵鬧。

「再吵的話，這節課就讓給主科老師了。」她忍不住提高聲音。一個男生小聲說：「老師，我們在前面樓連廁所都要跑着去，好不容易來這兒……您別對我們太嚴了。」這句話像一根針，刺破了她多年來對音樂教學的夢想。原來她的音樂課並沒有給學生減負，反而成了另一種負擔。這年她37歲，教齡剛滿14年。

1983年出生的她，中小學偏科嚴重。中考時勉強踩過普高線，一想到高中還要面對數學和科學，她就滿心抗拒。這時班導師遞來一個信息：讀藝術高中，高考理科不算分。像抓住救命稻草，她懵懵懂懂選了藝術類專業的高中。憑着遠超藝術線的文科成績，張佳考上了大學音樂學師範專業。2006年畢業時，她通過考編考試入職，成了一名鄉鎮小學的音樂老師，2008年進入湖州本地一所優質初中，一待就是12年。

在這裡，她帶舞蹈隊、參加比賽，拿過不少好成績。不過，她心裡清楚，這些比賽、榮譽，不過是評職稱的籌碼，是學校考覈的指標。音樂學科在學校裡始終是「小學科」。排課總在下午第一節，學生昏昏欲睡；期中期末一到，音樂課常被主科佔用。有次她去教務處爭取課時，得到的迴應是「孩子們聽聽歌放鬆下就行」。她認真備課，想帶學生感受音樂的美好，可臺下多數是茫然的眼神。這些被作業和考試填滿的孩子，早已沒有閒心去理解旋律裡的美。她試着帶學生聽肖邦、貝多芬，可孩子們需要的不是古典和審美，只是片刻的喘息。

而且，她發現自己多年沒有「輸入」，只是在重複輸出。優質課比賽更是讓人窒息：抽籤後24小時備課，教研員和團隊圍着她「磨課」，把她的教案改得面目全非，只剩技巧展示和流程設計。「很擰巴（彆扭），我自己都不想上下去。」

某個下午，辦公室同事都去上課了，她一個人趴在桌上，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如果一輩子都耗在這所學校，老了會不會後悔？「感覺人生被裝在透明盒子裡，一眼望得到頭。」我真的喜歡當老師嗎？撇開這份鐵飯碗和編制，我還願意做這份工作嗎？

她繞着學校操場走了兩天，決定要走。丈夫說，「想清楚就好。」2020年6月，她遞交了辭職信。但她也沒有完全「轉身」，而是前往女兒所在的國際學校任教。一年後，她還是選擇離開講臺。

她想「要活得比以前好」。這幾年，她做過自媒體博主，賣過保險，現在和女兒一起做播客。2022年，她嘗試高客單保險銷售。從講臺到銷售，她學着分析保單，拜訪客戶。第一次簽下大額保單時，她在咖啡館坐了一下午。不是因爲興奮，而是突然意識到：原來離開體制，自己也能站穩腳跟。

回顧過去，她發現教師這份工作的待遇其實很好。雖然工資不高，但有公積金和社保。離職後，她不僅要考慮生活開支從哪裡來，還要獨自處理社保等具體問題。但她從未後悔離職，現在的收入比當老師時高了不少。重要的是，她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不用在午休後強打精神走進吵鬧的教室，不用再爲了優質課比賽硬背不屬於自己的教案。

2022年8月酷暑，劉星拿着入職通知書走進東莞一所公立學校。教學樓前的鳳凰木開得正盛，她以爲握住的是安穩的未來，卻沒料到裡面藏着磨人的砂礫。

2021年，珠三角出現了教師招聘熱潮。作爲一名非師範專業的研究生，劉星被東莞「免筆試招研究生」的政策吸引。她是廣東人，從香港讀研歸來，對體制內有着某種執念——家裡幾乎所有人都捧着編制飯碗。入職那天，校長拍着她的肩膀說：「我們學校是四大老校之一，你來了就是骨幹。」

她很快發現「骨幹」的份量。作爲班主任，她要帶45人的班級，教語文和道德與法治，還要兼任道法教研組長。勞動課帶學生種菜，心理課講情緒管理，午休時站在走廊值日，放學要跟着家訪。家長下班晚，家訪總在暮色裡進行。她騎着電動車穿梭在東莞的工業區，頭盔裡全是汗味。

第一年的試用期像漫長的集訓。每週兩天外出跟崗，剩下三天的課全排滿，從早讀到晚自習。一次，她連續上了六節課，嗓子啞得發不出聲，只能讓學生自習。「他們趴在桌上睡覺，我坐在講臺前發呆，覺得自己像臺快沒電的機器。」

那年冬天，同事指着她的額頭說，「你長了根白頭髮」。回到宿舍，她對着鏡子拔下來，忽然哭了。這樣突然的流淚，在工作壓力過大時也多次發生。編制帶來的安全感，逐漸被瑣碎的事務磨成枷鎖。學校有十幾個工作羣，消息提示音從早響到晚。她養成了隨時看手機的習慣，連午休都睡不踏實——班幹部戴着電話手錶，隨時可能打來：「老師，某某打架了」「老師，有人把飯倒地上了」。

疫情後醫院都停用了體溫槍，學校還要求每天站在門口用壞了的體溫槍給學生「掃一掃」。她舉着發燙的體溫槍，看着學生們機械地低頭，覺得很荒誕。「他們好像不關心有沒有用，只關心你有沒有做。」

教研組長的工作成爲壓倒駱駝的稻草。有次校長讓她三天內備一節參賽課，逐字稿要對應PPT，改稿就得改PPT，她熬了三個通宵，試課時卻被全盤否定。「報告廳的燈亮到凌晨，我自己擺桌子、調設備，對着空教室試講。」她記得那天結束時，天邊已經泛白，她在走廊撞見清潔工。對方問：「老師又加班？」她點點頭，眼淚突然就下來了。

身體不斷髮出抗議。2023年體檢，她查出身體問題，需要手術，醫生說「和長期壓力有關」。手術前一天，她還在羣裡處理學生糾紛；手術後第二天剛甦醒，就接過同事遞來的手機，家長又在問孩子的作業情況。「沒人說你先休息，好像老師就該是鐵打的。」

2024年暑假，劉星跟校長說，想繼續帶高年級。「我性格不適合一年級」。但開學前一週，她收到調令，被安排去帶一年級，還要提前兩週返校培訓。那天她正在廣州逛街，接到消息，手心瞬間冒汗。她給老公打電話，對方看着她通紅的眼睛說：「辭了吧，我們回廣州。」掛了電話，她就給校長提出離職。說出口那瞬間，她覺得胸口的石頭落了地。

同事們並不意外。這幾年，學校裡合同老師幹滿一年就走的越來越多。「外面賺得比這多，還不用應付這麼多事」。而編制內的老師大多選擇「摸魚」：少接任務，少擔責任。

離職後的六個月，劉星在美國歐洲轉了一大圈。咽炎沒再犯，心臟也不疼了。她終於能睡整覺，不用半夜爬起來看工作羣，額頭的痘痘慢慢消退，體重從80斤長回了正常水平。

偶爾她會收到學生的消息。有學生升了初中，會發來月考成績；有家長給她寄東莞的荔枝，附言說「你在時孩子總說你好。」

「其實體制就像個溫水池。」她說。剛開始覺得舒服，慢慢發現水在變燙，想跳出來又怕外面冷。真跳出來了才知道，新鮮空氣比什麼都重要。現在，她也在思考，是否要重新回到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