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深度長文：內需不足背景下外貿順差超常增長，我國經濟再平衡有助於反制關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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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鋒（2025年4月6日[1]）

▲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主要觀點】

1、特朗普政府最近兩個多月內政外交舉措，代表美國政策某些基本原則發生顯著調整甚至方向性轉變，標誌戰後美國參與主導構建的西方以至全球經濟秩序進入快速調整和重構期，顯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展開。我國置身變革關鍵位置具有歷史能動性，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2、美方超常關稅政策包含解構與重構全球經貿體系的雙重用意：目前不惜採用對所有國家發動關稅戰的極端手段，試圖實質性拆解戰後逐步形成的全球開放貿易體系；下一步將謀求“安全網”與“關稅網”二者合一，試圖構建更突出美國利益、更便於美國掌控、以新地緣政治關係爲基礎的集團化歧視性貿易體系。

3、利用去年11月勝選的有利時機，特朗普團隊將目前放手一搏看作是扭轉美國經濟戰略困境的最後機遇。美國準備接受發動全世界關稅戰帶來的嚴重衝擊與福利損失，也試圖接受市場顯著波動與中等程度經濟衰退的風險與代價，甚至可能願意面對美元國際地位受衝擊造成的混亂與風險，並試圖亂中取粟。

4、近年我國工業製造業的產業技術水平階段性躍升，不僅顯著提高我國供給側的生產能力和競爭力，也顯示市場機制與國家力量有機結合體制在追趕全球先進產業技術水平方面的特殊能力，賦予我國經濟應對外部衝擊的可靠實力與韌性。同時近年持續內需不足與消費偏弱，成爲應對形勢需加強的短板。

5、十四五時期我國貿易順差規模前所未有擴大，我國總量增長對外需依賴度達到創紀錄水平，去年我國在WTO面臨貿易調查案例數顯著超過歷史峰值，2020年中央制定雙循環戰略提出經濟運行“更多依託國內市場”的目標尚未充分落實。內需不足背景下貿易順差不平衡伴隨風險與調整壓力。

6、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新世紀初年我國順差規模超常擴大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外需大幅萎縮，2009-2010年外需下降規模相當於我國經濟總量收縮5.1個百分點。給定目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衰退風險，加上近年我國經濟外需依存度攀升，亟需爲應對與國際金融危機類似量級的外部衝擊未雨綢繆。

7、我國4月3日組合反制措施，顯示了抵制美方霸凌的正義立場。同時需利用雙邊、諸邊、多邊場合和平臺，聯手國際社會特別是非美西方國家與金磚成員國，共同抵制美方關稅戰與逆全球化衝動。也要務實尋求就相對中性議題與美方協商談判降低衝突損失。

8、應對外部風險要務是“辦好自己的事”：化解經濟增長現實矛盾，夯實可持續發展基礎，通過轉危爲機贏得主動。要從供求兩端同時入手，特別要針對內需不足與消費偏弱突出矛盾，綜合實施宏觀、結構、體制政策調整，擴內需、增收入、促消費，加快再平衡，落實雙循環，通過成功應對危機爲實現現代化目標創造條件。

【正文】

隨着特朗普再次擔任美國總統並推出一系列內政外交激進政策，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正以“一天等於20年”的節奏，快速改變二戰後美國參與主導建構的傳統格局，顯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展開。我國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新興大國，置身全球格局演變的關鍵地位並具有歷史能動性，冷靜研究並正確把握形勢演變規律，科學選擇應對內外挑戰的策略，對我國經濟以至全球發展前景都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與八年前首任比較，特朗普第二次衝擊無論在內政還是外交領域，其任性和另類程度都顯著提升。在本文關注的對外經貿領域，單邊關稅工具被過度利用到誇張地步，4月2日宣佈對80多個貿易伙伴[2]加徵對等關稅等於是向全世界發起關稅戰；按照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Miran）博士設計，在打破原有國際經貿秩序後美國還會試圖將所謂“關稅傘”與“安全傘”統合爲一，構建更突出美國利益、更便於美國掌控、以新地緣政治關係爲基礎的集團化歧視性貿易體系，強化對戰略競爭對手的制衡打壓。美方普適性高關稅政策會引發各國如何應對，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哪些反噬，對全球增長造成什麼新風險，其後續整合國際經貿與地緣政治秩序意圖如何展開，都提出需要觀察研究的問題。

針對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對我發動大規模貿易戰，我國堅持原則務實應對取得成效。面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3]形勢，2020年我國決策層適時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長期發展方針。回顧近五年發展，藉助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我國在高科技領域補短板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供給側“雙循環”推進緩解了關鍵技術領域“卡脖子”壓力；然而國內需求不足問題持續存在，貿易順差超常擴大，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度明顯提升，“更多依託國內市場”這個雙循環需求側的要求尚未充分實現。在目前外部經貿環境雷聲滾滾形勢下，我國應對危機有諸多有利條件，同時也需重視內外不平衡因素派生的顯著風險。

本文以特朗普2.0新政最近發力與外部經貿環境變化爲背景，觀察我國十四五時期貿易順差擴大與結構性不平衡形勢特點，從國際國內兩方面特別是國內經濟供大於求角度分析上述特點的根源，並由此探討應對美方關稅戰與推僅國內經濟再平衡的政策選擇。針對當前特朗普變本加厲挑起關稅戰的形勢，我國要在分析其政策邏輯偏誤和軟肋基礎上，採取反制霸凌與反對脫鉤的兩手並用方式加以應對，包括聯手金磚成員國、發展中國家以及非美西方國家（即美國傳統盟友國）抵制美國關稅戰政策。同時提升我國經濟產業技術水平和鞏固生產率追趕勢頭，直面內需不足消費偏弱伴隨的內外不平衡因素，着力實施擴內需、增收入、促銷費的再平衡戰略，夯實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並由此更有力地反制美方打壓政策與更有效地應對外部環境變化。

本文內容分五部分。一是簡略觀察特朗普2.0新政部分內容，二是通過《米蘭報告》討論美國關稅戰背景邏輯及其本質弱點漏洞，三是結合數據概括我國近年貿易順差大幅增長和影響的九點事實特徵，四是從國際國內兩方面尤其是內需不足角度分析我國近年貿易順差增長的六點原因，最後從外部應對關稅戰與國內推進再平衡兩方面探討我國政策選擇，並討論經濟主動再平衡也是反制美方關稅戰打壓的佔優選擇。

1、特朗普2.0政策與關稅戰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初兩個多月施政，與其首任比較在政策激進性、推進急促性、手法浪漫性、與傳統建制對抗決裂等方面都更爲凸顯。

例如在內政領域，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闊斧推進政府部門裁員，並試圖關閉對外開發署和教育部等聯邦部門；在移民方面空前力度收緊邊境控制，大規模驅離非法移民，並用“金卡計劃”取代傳統的EB-5簽證計劃。在對外政策領域，有關俄烏戰爭立場的急劇轉變，衝擊和震憾美歐的傳統盟友關係，在德國財政與國防政策以及歐盟防務政策領域產生立竿見影的反響；另外用不同方式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提出領土訴求，更是引發全球關注與驚詫。特朗普2.0最初兩個多月出臺的上述諸多舉措，代表美國政策某些基本原則發生顯著調整甚至方向性轉變，標誌戰後美國參與主導構建的西方以至全球政治秩序與格局進入快速調整和重構期。

就其經貿政策而言，宏觀政策與財長貝森特“3個3”計劃強調的促進經濟增長與控制財政赤字等目標大體一致，過去兩個多月主要實施減稅與放松管制舉措，明顯體現供給學派政策套路。例如新政府承諾將延續今年底到期2017減稅法案（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TCJA），表示將考慮將企業所得稅從21%進一步降到15%。在放松管制方面逆轉拜登政府積極推進氣候變化治理政策，在入主白宮首日再次退出《巴黎協定》，撤銷拜登政府多項環保限制，重啓海上鑽探與加速化石燃料開採，並計劃廢除《通脹削減法》中電動汽車補貼。另外簡化銀行業合規要求，弱化氣候風險披露規則，放鬆加密貨幣監管等，也體現其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但是美方目前實施去監管政策特點，是很大程度寄希望於上述DOGE改革通過“去監管者”這個超常手段“去監管”，就此而言DOGE內政改革成爲目前美國宏觀增長政策的關鍵舉措[4]。

另外，貝森特財長不久前有關美國經濟面臨衰退風險的公開表態，對觀察新政府宏觀政策思維可圈可點。考慮激進關稅與移民政策引入“成本推動通脹”壓力，疊加資本市場科技股高位回調減弱消費動能，近來市場分析人士有關美國經濟衰退風險上升的討論升溫。值得關注的是，貝森特在3月17日媒體訪談時公開表示：我不能保證不會發生經濟衰退，也不擔心出現股災。這則看似客觀中立表態，與財經高官通常媒體公開場合點評經濟形勢通常“說上聯”、“言好事”的標準做法大異其趣，與長期以來美國兩黨訴諸刺激措施力度“沒有最大隻有更大”的政策取向也不一致。這個表態是反應特朗普政府在換屆就任之初的特定情境下對可能衰退“遲來不如早到”的策略性偏好？還是自信其創新增長方式足以提振經濟因而準備退出長期持續追加刺激保增長的政策模式？另外這個立場變化本身是否會對促成“特朗普衰退”產生某種影響？目前特殊形勢下如果出現衰退是否會有遠超通常週期性收縮的衝擊與後果？我國近年外需依存度較高背景下如何防範相關風險？這些問題都值得密切觀察，有的問題會在下文初步分析。

由於目前美國執政團隊成員偏執地篤信外部世界佔美國便宜是其經濟困境根源，因而對外貿易政策成爲其試圖重構全球經貿秩序以實現所謂“MAGA”目標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國際經濟競爭力持續相對走低背景下，美國缺乏採用合理性建設性手段推動其經濟走出戰略困境的現實選項，於是關稅則成爲其高度看重和過度依賴的政策工具。特朗普2.0貿易政策整體思路，在已經發布的兩份備忘錄文件中得到系統闡述。

第一份文件是今年1月20日即特朗普主政第一天發佈的“美國優先的貿易新政（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AFTP）”，陳述美國新政府貿易政策整體方針。聯署該文件聯邦機構達九個之多，並且前三個部門依次是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然後是商務部，第七個纔是貿易代表，可見不是通常意義的部門性貿易政策文件，而是體現了目前執政團隊經濟思維的核心內容。文件強調貿易政策要服從“美國優先”方針，體現增長、通脹、工資、財富、赤字等五目標，主要訴求包括減少貿易赤字支持國內製造業，新設“國外收入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ERS）”配合關稅戰政策，評估外國不公平貿易措施並提出應對措施，評估美墨加協議（USMCA）和應對，基於對等原則評估所有現存貿易協議，評估擴大美國出口的雙邊和部門機遇，評估經貿領域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規則，評估對假冒品、違禁品、芬太尼、800美元以下免稅進口政策等等。

第二個文件是2月13日發佈的“對等貿易和關稅（Reciprocal Trade and Tariffs：RTT）”，系統介紹貿易政策行動路線，其中以所謂“對等”作爲核心原則，以關稅工具作爲政策抓手。基於對貿易伙伴不對等政策導致美方鉅額逆差與產業空心化的不實指責，文件表示將系統評估外國對美國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並將其量化折算爲“等值”對等關稅作爲新徵關稅的依據。這個所謂對等關稅覆蓋對象具有全球性，同時包括戰略競爭對手國與美國傳統盟國。經過一段時間緊鑼密鼓準備，4月2日宣稱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EEPA），推出對幾十個主要貿易伙伴的所謂對等關稅方案。在當天下午4點記者發佈會上，特朗普總統將這一天稱作“期待已久的美國解放日”[5]。

然而USTR公佈的對等關稅計算方法[6]讓人大跌眼鏡。該方法並沒有在直接考察各國關稅基礎上設計美國對等關稅，而是通過四個環節估測計算得到簡單粗糙結論：一是武斷地把美國對每個貿易伙伴逆差佔進口總額比例，看作是各國對美國的關稅與非關稅措施加總的關稅率[7]。二是主觀挑選“用φ表示的關稅對進口價格傳遞彈性”和“用ε是進口價格對需求的彈性（需求彈性）”，得到進口對關稅彈性等於1的結論，即假定逆差率會與關稅率1對1反向變動。三是依據前兩步結果，認定美國對各國逆差佔進口比率，也就是把逆差削減爲零所需要的針對各國的理論對等關稅率。四是以理論對等關稅率爲基礎，對大部分國家採用約0.5的折扣係數[8]得到需新徵的對等關稅率，同時出於防止“貿易轉運（transshipment.）”等考量規定所有國家對等關稅不低於10%[9]。

依據上述方面，英國、新加坡、巴西等國得到最低10%的對等關稅，對越南和柬埔寨分別制定了46%和49%的高關稅，另外一些經濟體稅率居於中間，如歐盟20%、日本24%、印度26%、韓國25%、泰國36%、瑞士31%、印尼32%、馬來西亞24%、我國臺灣省32%。加拿大和墨西哥正與美國談判，因而此次沒有公佈對兩國的對等關稅，另外延續此前對美墨加協議（USMCA）的合格產品的關稅豁免。這次對我國新增的所謂對等關稅稅率爲34%，加上此前兩次10%關稅，以及2018-2019年301關稅，對我關稅累計疊加水平已達到極高程度。根據USTR估算，實施本次對等關稅政策後，美國進口關稅簡單平均稅率將升至約20%，進口加權平均稅率升至41%。

在對等關稅重頭戲推進之前，特朗普政府已急不可待地推出兩輪單邊加徵關稅措施。一是以芬太尼供應和流通問題爲藉口，對墨西哥、加拿大徵收25%關稅，對我國兩次分別加徵10%關稅%。二是取消2018年232條款鋼鋁25%關稅的豁免措施，重新全面加徵25%鋼鋁關稅，並新徵對鋼鋁衍生產品（如汽車零件、家電）覆蓋價值達1510億美元商品關稅。另外需要指出，雖然美方關稅戰在原則上針對所有貿易伙伴國，其目的是重構全球經貿秩序而不僅是調整雙邊經貿關係，但仍念念在茲地把我國作爲主要戰略對手加以聚焦。這一點在上述“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文件中得到體現：我國是唯一在其中得到專節（section 3）論述的國家，其中提出對我國經貿政策五大優先議題：一是評估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二是對2024年5月“對華301報告四年評估報告”進行再評估，三是考慮是否有必要對我國發起新的301調查，四是評估對華最惠國待遇（PNTR）地位，五是評估知識產權方面其它侵權問題。

2、從《米蘭手冊》看關稅戰思路與困境

過去兩個多月特朗普2.0新政令人眼花繚亂的內政外交舉措，在對美國以及全球政治經濟造成衝擊同時也引發觀察人士的困惑。美國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爲什麼要採取這樣自毀長城的做法？是基於特朗普總統本人奇思亂想的任性之舉，還是美國戰略困境在特定政治派別思維中的歪曲反應？或是基於某種立場與邏輯派生的具有某種必然因素的現象？探討和理解這些問題，新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斯蒂夫 米蘭（Stephen Miran）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手冊》（下文簡稱《米蘭手冊》），提供了一份奇文共欣賞意義上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米蘭手冊》真實用意顯然是就特朗普政府關稅戰和貨幣戰的政策及風險進行系統分析，然而這份去年11月發佈的報告所表述目的，則是爲投資者對國際經貿大格局轉換改變市場環境參數提供警示。報告主要採用經濟學方法，對美方選擇關稅戰（及後續可能的貨幣戰）的背景、邏輯、目標與限制條件進行分析，其本意是要將離奇另類的關稅政策隱含邏輯明顯化，然而由於其存在的明顯偏誤，反而在實證意義上折射出相關經貿政策背後深層困境與暗淡前景，同時也提示這類政策謀劃對新興大國的挑戰與可能陷阱。筆者認爲，基於知己知彼考慮，有必要了解《米蘭手冊》，這裡限於篇幅僅給予簡略評論。

《米蘭手冊》的具體分析觀點，大都不是出自作者原創，而是廣泛吸收多年來美國學界和市場人士對美國經濟戰略困境及原因的分析結果[10]，該報告要旨是根據現實政治和市場需要提供一個比較系統的分析架構。這份40多頁略顯冗長枯燥的報告，大體重點討論了三個層次問題。

第一個層次內容，是試圖通過界定美國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說明爲什麼美國要採取背離二戰後傳統立場方針的經貿政策？對此作者繞了一個圈子：先是藉助文獻重彈全球化與“中國衝擊”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與經濟空心化的老調，接着追問爲何美元匯率難以調節逆差從而避免製造業過度流失？對此作者採用國際經濟學領域的一個流行觀點給以回答：認爲在美元作爲主要國際貨幣背景下，受世界範圍對美元儲備資產海量需求影響，美元匯率失去調節貿易逆差功能，結果導致製造業等可貿易部門持續萎縮。可見《米蘭報告》分析前提，是把美國對外經濟關係面臨的根本問題，定義爲國際金融均衡匯率與國際貿易均衡匯率嚴重背離問題，或是一個當代版的“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問題。

然而上述分析定義大可商榷。一個廣爲人知的經驗證據，是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不僅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和就業佔比等指標持續趨勢性下降，其它主要發達經濟體如德國、英國、日本等國也不同程度呈現類似變化趨勢，而這些國家主權貨幣的國際地位都遠遠低於美元，可見國際貨幣地位對國內產業結構雖有一定影響，但是並非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類似於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部門佔比的趨勢性下降，製造業相對比例回落應主要是由發展與人均收入提升過程中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等複雜因素決定的。雖然《米蘭報告》對背景問題定義存在漏洞，然而其後續分析內容都是建立在上述理解基礎之上。

即便採用《米蘭報告》對問題經驗背景的分析設定，被當代版“特里芬悖論”困擾的美國在邏輯上其實應有兩個方向選擇。第一，既然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是始作俑者，對美國而言痛定思痛後解決方案，是讓美元逐步退出主要國際貨幣地位，從而一勞永逸擺脫困境。第二，在不願或無法退出國際貨幣地位前提下，通過尋求替代政策工具應對美國當代特里芬悖論後果。在這個從“問題定義”到“問題分析”和“問題應對”的思維分岔口，作者並未正面闡述推薦自己的認知主張，而是以特朗普政府不願放棄美元特殊地位爲理由，轉而分析在維持美元國際地位前提下，如何選擇兩類政策工具應對現實問題：重新設計貿易關稅與調整美元貨幣安排。

第二個層次內容，是分析美國政府經貿政策的首選關稅工具。《米蘭手冊》認爲關稅可減少進口緩解逆差，並助推國內製造業可貿易部門，這也特朗普團隊倚重關稅的主要考量。另外認爲關稅能帶來額外財政收入，上述AFTP文件設立國外收入部門（ERS），也是希望藉助關稅收入緩解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米蘭手冊》詳細分析關稅戰爲什麼可能有效，哪些因素會限制關稅有效性，關稅通過價格傳導推高通脹的可能影響等問題，相關討論看似客觀與實證，然而清晰可見作者支持實施關稅戰的立場偏好。讀完報告給人整體感覺是，關稅工具其實存在多方面問題，然而仍值得大規模利用，作者甚至贊同性引用20%最優關稅率的研究文獻，跟日前美方宣佈對等關稅實施後據推測美國平均加權關稅將達到的水平較爲接近。

另外，更值得關注的，或許是該報告對未來全球經貿體系的前瞻性分析構想。《米蘭手冊》主題是“重構全球貿易體系”，“重構”包含破和立兩方面目的和設計。通過關稅戰解構二戰後構建的促進自由貿易的全球經貿體系，這方面分析思路是特朗普政府已在實施的政策；至於如何“重構”未來全球經貿體系，《米蘭手冊》給出的分析設計，是借鑑Zoltan Poszar對國際安全三屬性定義，提出美國可統一安排未來地緣政治安全與國別關稅水平，把安全傘與關稅傘合二爲一，然後基於多項衡量標準把貿易伙伴國區分爲“友邦、對手與中立國”，實施不同的安全與關稅政策。例如針對友邦提供較高程度安全保障與適用較低關稅，針對競爭對手則要實施制衡性安全政策與較高關稅，中立國處於上述兩類之間。這個設想是要用歧視性關稅類別作爲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試圖把全球化經濟割裂爲集團化經濟，其針對新興大國的戰略意圖昭然若揭。

《米蘭手冊》關稅戰設計有違經濟規律難以成功。首先是大幅減少逆差目標受多因素限制難以達到預期，對此可通過分析USTR對等關稅設計加以討論。上述USTR假設進口對關稅彈性爲1其實過於樂觀，原因之一是USTR假設美國進口需求彈性高達4，但是該機構人員也知道其它研究估計該彈性值在3-4之間甚至是2[11]，較低需求彈性意味着給定關稅加徵帶來逆差減少效果較小。另外這次美國對幾乎所有國家同時加徵關稅，美國尋求替代性進口空間大爲收窄，會進一步壓低美國進口需求彈性並減弱關稅調節效果。USTR計算關稅效果時假定其它因素不變[12]，然而加徵關稅不僅會助推美元升值，而且還會引發貿易伙伴國對美國出口報復措施，進一步降低關稅效果。最後美國政府關稅收入雖會上升，然而進口品漲價會傳導爲通脹壓力，拖累美國經濟與貿易競爭力並損害消費者利益。

另外，高關稅或許會對國內特定行業產生局部性影響，然而不可能讓製造業佔比返回歷史時期較高水平。原因在於產品內分工推動美國等發達國家製造業持續外包轉移，深層經濟根源在於轉移對象部門或產品工序技術和生產率水平較低，無法支持美國人均高收入要求的工人高工資與要素高價格。現在即徵收平均20%高額關稅，也難以彌補美國人均收入與新興經濟體貿易伙伴幾倍差距所派生的工資與生產率落差。回顧特朗普首任時爲重振本國鋼鋁業實施25%保護關稅，然而2018年以來美國鋼產量下降約9%，北美鋁產量僅增長0.83%，同期鋁貿易數據顯示美國對墨西哥順差減少與對加拿大逆差上升，可見鋼鋁關稅根本沒有解決美國行業競爭力低下和逆差問題。還可這樣推測：如美國真是實現了製造業迴流，勢必意味着生產率較低經濟活動佔比的顯著提升，拖累美國經濟整體生產率與國民生活水平，這時關稅戰首先會被美國選民普遍拋棄。

第三個層次內容是對美元貨幣政策的構想。這裡的貨幣政策（currency policy），不同於美聯儲主管的用於穩定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大體是指針對美元主要國際貨幣體制安排及其派生屬性特點進行調節的工具手段。基於上述對美國經濟戰略困境基本根源的背景分析，《米蘭手冊》從貨幣工具角度提出三點調節思路與政策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主要貿易伙伴多邊合作促成美元貶值。1985年9月美國、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五國簽署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通過聯合干預匯市、政策窗口指導場等手段促使美元貶值以緩解美國貿易逆差，爲這個選項提供了可借鑑的歷史案例，因而《米蘭手冊》也將此稱爲“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該選項本質是在維繫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基礎上，通過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多邊干預推動美元貶值，緩解美元金融市場與貿易市場均衡不一致的矛盾。雖然米蘭博士樂見這個方案，但是他也清楚目前形勢與上世紀80年代根本不同，持有最大規模美元儲備資產的國家，已不再是西歐與日本等美國盟友和發達經濟體，而是中國、東亞其它經濟體、中東產油國等，因而他對在新地緣政治環境下達成類似協議持保留態度。

另外兩個選項則是通過美國施壓改變美元儲備資產交易條件的單邊措施，目標是幫助美方緩解財政與債務負擔，並通過減少美元儲備資產需求降低美元匯率。其中之一是所謂“世紀債券（century bond）”設想，即要求境外投資者（尤其是盟友）將持有的不同期限美債置換成100年期、不可交易且無息的債券，同時利用美聯儲貨幣互換等安排保證境外投資者對美債資產變現的流動性需要，實際上是對美國政府原有債務的變相違約。另一個選項是考慮對美債的國外買家徵收費用，此類收費可能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實施，收費對象主要針對外國官方持有者即外國政府和央行等，設計收費方式可能通過扣留部分利息支付來實現。

無論是強制債券置換還是對持有債券收費，都是美國謀求一己私利的單邊強制措施，試圖由此打破現有國際規則並重構以美國利益爲核心的金融體系，自然會受到國際上美債投資者廣泛反對與抵制，並可能導致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爲此《米蘭手冊》對該方案設計了胡蘿蔔加大棒的加持機制：將接受相關安排與美方提供安全保護與允諾較低關稅掛鉤，對不配合國家以不提供軍事和安全保護相威脅，或者以提高或降低關稅水平相誘逼，不加掩飾地體現了單邊主義與霸凌性質。不過《海湖莊園協議》有一項建議比較中性，就是希望外國製造業企業到美國投資，其中特別提及中國在這方面最有合作潛力。

上述兩個單邊性質政策選項，具體內容不同然而體現類似政策意圖。第一是向境外投資者徵收隱性費用：這一點在持有環節收費上直接表現出來；債券置換意味着原有債券利息收益被剝奪，且本金實際價值或因長期通脹和美元貶值而縮水，實際上也等同於繳費。第二是緩解美國財政壓力：美國債務規模已突破36萬億美元，2024年利息支出激增到8920億美元，通過減少境外投資者利息支付或收取債券持有手續費可降低美方償債壓力。第三是有助於美元貶值：減少境外投資者對美債的需求可能削弱美元匯率，從而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因而與較弱美元有利於製造業的邏輯也是一致的。

“海湖莊園協議”目前僅是政策思路的研究結果，尚未成爲美國政府的施政選擇。《米蘭手冊》對此解釋是，這些貨幣性政策可能直接衝擊金融市場，並可能對美元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產生顯著影響，基於特朗普政府優先維護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立場，目前暫不考慮採用相關政策。但是《米蘭手冊》並未排除這一選項必要性，而是認爲在政策設計實施路徑上應採用先關稅、後貨幣的順序。目前美方空前規模單邊關稅政策已大體如期和盤托出，貨幣型政策選項是否會被實際採用有待後續觀察。

從經濟邏輯與現實形勢看，《米蘭手冊》以特朗普政府分析推演的另類經貿政策，難以擺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結局：最終難以實現大幅度減少雙赤字與大幅度提振製造業目標，然而已經對國際經貿秩序造成嚴重衝擊，增加全球範圍保護主義政策普遍回潮風險，並很可能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引入衰退風險。從大國競爭角度觀察，我國經濟實力增長特別是供給端競爭力提升，對韌性應對外部衝擊提供了堅實保障，爲反制美方單邊霸凌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在國內需求偏弱與貿易順差過大背景下，亟需提振消費與內需推進經濟再平衡，有效應對美方安全與關稅“兩傘合一”制衡戰略。下面側重考察近年外部順差擴大的結構性失衡特點和原因，並結合外部環境演變探討我國應對策略。

3、我國十四五外部順差增長特徵觀察

觀察改革時期我國貨物貿易順差佔出口比例變化，該指標在趨勢性上升過程中經歷六個高點，代表我國開放型經濟構建和成長進程中貿易平衡形勢變動的週期性特點。第一個週期性高點發生在改革初期，當時國民經濟調整整頓伴隨短期需求緊縮效果，加上體制改革驅動的溫飽階段供給側增長，構成當時順差增長驅動力。第二和第三次分別發生在1990年前後與上世紀末，都是國內需求受不同原因影響——包括東南亞金融危機衝擊——出現增速顯著下滑，國內經濟階段性供大於求推動順差增長。第四次新世紀初年情況特別：當時在國內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提速與出口競爭力大幅提升背景下，國內結構與政策調整滯後使得內需增長未能充分匹配供給端躍遷，伴隨對外順差大幅飆升。第五次是2013-15年前後，在三期疊加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環境下，國內去產能與需求減緩推動順差增長。最後一次發生在最近幾年或十四五時期，受國內外複雜因素特別是國內供大於求影響，貿易順差再次擴大，順差佔比上升到創紀錄水平。下面從九個方面簡略觀察最近一輪順差增長及影響特點。

特徵一：經常賬戶總量創新高但是順差佔GDP比例仍在大體正常範圍。從宏觀經濟學角度觀察一國外部平衡形勢，基礎性指標之一是經常賬戶平衡情況。十四五前四年我國年均經常賬戶順差金額是3678億美元，是十三五時期年均1512億美元的2.43倍，也超過了十一五時期年均順差峰值2973億美元兩成多。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由於我國經濟總量規模大幅增長，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例在十四五前四年簡單平均值爲2.02%，雖比十三五時期1.16%顯著上升，但是大尺度低於十一五時期的峰值7.24%，總體上處於大致平衡的範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定期發佈各國對外部門報告（ESR），近年對我外部平衡狀況都認爲是與中期內部基本面“大致符合”（broadly in line）狀態[13]。

特徵二：貿易順差及GDP佔比均較大幅度上升。近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大幅飆升，2024年達到9921億美元，十四五前四年年均達到8222億美元，比十三五年均順差4451億美元超過84.7%。我國服務貿易持續處於逆差，十四五前四年年均逆差1550億美元，比十三五年均2377億美元下降34.8%。結果貿易總順差從十三五時期的2074億美元增長到前四年年均6672億美元，增幅兩倍多；貿易總順差佔GDP比例爲3.67%，遠超十三五的1.34%。

特徵三：在貨物貿易內部，製成品順差擴張速度遠超初級品逆差增長速度。製成品順差2024年達到1.99萬億，四年的年均規模達到1.74萬億美元，比十三五時期年均9650億美元增加7750億美元，增幅爲80.3%。同時我國初級品貿易順差2024年也大幅增長到8989億美元，四年的年均值我8897億美元，比十三五年均5012億美元增加3885億美元，增幅爲77.5%：初級品逆差增量絕對值約爲製成品順差絕對值一半，其逆差增幅也略小於製成品順差增幅。

特徵四：在製成品內部，高科技製成品順差加速猛增，同時傳統行業包括中低端部門順差也快速增長。十四五前四年平均每年高科技製成品順差7850億美元，比十三五時期的年均3423億美元年均值增加了4427億美元，增幅一倍多。如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新三樣”部門，2018年出口加總不到150億美元，2024年出口達到1310億美元，創造順差增量1000多億美元。又如化工基礎原材料行業由十三五時期年均逆差約500億美元，轉變爲十四五前四年年均順差258億美元。不過我國傳統制成品包括中低端製成品行業順差也快速增長：十四五前四年均值爲9622億美元，比十三五年均6227億美元增3395億美元，增幅54.5%。製成品貿易順差呈現“中高端猛增與中低端快增”特點，或與我國各級政府都會用各種方式執行各自產業政策，並對某些傳統產業退出客觀形成掣肘有關。

特徵五：順差區域分佈呈現多元化分散化趨勢，但是美歐主要經濟體仍佔據絕大部分。從我國對佔全球經濟86%的七個國家和經濟體而言，我國貨物順差十四五相比十三五時期具體情況：東盟順差增長1.2倍，中亞五國3倍以上，歐盟增1.3倍，美國增幅小僅有30%。美歐順差佔比從十三五佔大約的大約九成，減少到十四五前四年的年均76%，顯示我國對美歐主要發達經濟體順差依賴度顯著減少，但是美歐市場仍是我國順差實現的基本對象。另外數據顯示，我國對若干國家通過OFDI以及轉口貿易一定程度實現對美順差轉移。

特徵六：我國貨物貿易和製成品貿易順差的全球佔比大幅度提升。一是貨物貿易佔全球順差比例大幅提高，從2018年17.5%上升到2024年36.6%。二是製成品貿易順差佔全球順差比例，從2020年47.8%上升到去年64.8%。結構性貿易順差在全球範圍佔比高企，提示我國開放型經濟外部競爭力很強，但是在目前外部經貿環境劇烈變化環境下，如果整體需求萎縮我國也面臨較大風險。

特徵七：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度大幅上升。受疫情衝擊等多方面因素影響，2020年以來我國平均經濟增速回落到5%以下，同時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度大幅增長。十四五前四年外需增長拉動GDP增長百分數[14]爲0.77，遠遠高於十三五時期年均0.08個百分點，從新世紀以來歷史看僅低於2005-2008年經濟明顯失衡時期的1.07個百分點。從外需對GDP增速貢獻率指標[15]看，十四五前四年該貢獻率年均值爲13.17%，遠超十三五時期的5.24%，甚至超過2005-2008年連續四年均值的歷史峰值8.56%。需要注意的是，世紀初幾年順差快速擴張後，在外部金融危機衝擊下我國經濟外需增長貢獻度急劇收縮，2009年和2010年該指標分別下跌到-42.2%和-10.6%，對GDP拉動百分數分別爲-3.97和-1.12個百分點。歷史經驗值得注意，在目前美國發動極致關稅戰和外部環境逆轉形勢下，如何防範我國貿易順差超常擴張後經濟持續增長可能面臨的逆向衝擊，成爲當前亟需未雨綢繆的問題。

特徵八：2023年美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擡頭，特朗普政府更是把濫用關稅政策工具發展到極端程度。美西方在2021-22年疫情期對貿易平衡問題相對隱忍，2023年下半年後轉而採用單邊關稅等措施打壓我“新三樣”出口[16]。美國2024年5月宣佈對我電動汽車加徵額外100%關稅。同年7月4日歐盟開始就我國電動汽車所謂補貼問題實施臨時加徵關稅，8月26日加拿大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電動汽車加徵100%關稅。如上文觀察的，特朗普政府上任後更是頻頻揮舞關稅大棒，特別是日前祭出所謂“對等關稅”，更是把關稅保護主義政策實施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特徵九：我國在WTO內面臨貿易調查案例數達到創紀錄水平，顯示外部經貿環境全面趨緊。2021-2022年我國在WTO內遭遇貿易調查數處於低位，這兩年貿易爭端數快速回升，尤其是2024年達到198起的創記錄水平，比2009年的歷史峰值124起跳升59.7%。比較不包括中國的WTO內貿易爭端案例情況，相關指標近兩年也大幅回升，2024年達到237起，不過只是該指標在歷史上的第五高年份，比歷史峰值309起仍低30.4%；實際上2024年我國面臨爭端增量111起，佔2024年全球增量206起的53.4%。可見去年我國在WTO內面臨前所未有的貿易調查數，既是全球經貿關係緊張普遍形勢的產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特有現象。

另外對我國發起貿易調查的貿易伙伴，不僅有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而且也有不少發展中國國家，甚至包含我國大力援助的經濟與收入水平相當低的國家。上面右圖數據顯示，2024年發展中國家對我發起貿易調查117起，佔我遭遇貿易爭端總數的近六成。甚至巴基斯坦這個收入較低的鄰國，去年也對我發起了五起貿易調查。這些情況與公衆一般認爲針對我國貿易爭端主要源於發達國家的傳統認知不完全一致，顯示我國出口順差不僅在中高端或新興行業加速擴大，在相對傳統部門和較低端行業也在快速增加，傳導爲我國外部經貿關係較普遍趨於緊張的壓力。

值得思考的是，巴基斯坦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在同一數量級，那麼在什麼產業對方認爲我國出口與其國內企業構成直接競爭壓力，以至於接二連三地在WTO內對我發起貿易調查呢？這背後可能有複雜原因，不排除巴方對國內企業保護過度的不合理因素，但是從我國情況看，也可能與多層級產業政策環境有關：國家級產業政策瞄準前沿高科技突破，沿海較發達省份和城市產業政策也較多瞄準前沿性部門，甚至沿海發達地區地市級城市也會以較爲高端產業作爲政策目標，然而經濟較後進省區的地市級以至縣級的產業政策，則更多涉及產業結構中較爲中低端部分，有可能與低中收入外國產業形成競爭關係。因而，上述貿易爭端領域特殊現象，或與我國要素價格包括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有關。

基於上述思考，筆者在東部省份一個經濟欠發達縣的開發區內，找到類似巴基斯坦貿易調查涉案產品的某個生產企業[17]，該企業從2006開始生產這個涉案產品，當時在當地屬於較爲先進產業，然而近20年技術工藝未能顯著升級。在一個結構轉型持續推進、勞動力工資等要素價格有序提升的經濟環境下，這類已存在近20年生產流程本應轉型提升或有序退出，然而目前該企業仍維持半開工並對內供貨與對外出口，並且仍得到當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應當指出，出現這種資源配置不盡合理情況，責任不在企業，更不在工人，因爲市場主體基於自身機會成本決策並沒錯。沒有退出是因爲缺乏更好的轉型機遇，也是缺少要素價格合理提升的倒逼壓力，折射我國開放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深層矛盾因素。

4、近年貿易順差增長內外根源探討

近年全球經濟經歷多重衝擊與罕見波動，我國出現貿易順差飆升與結構性外部不平衡態勢，背後存在內外多重根源。初步梳理至少有國際國內六方面原因對外部貿易平衡產生影響，其中國內經濟供大於求或供強需弱，對外部平衡態勢具有比較重要解釋作用。下面分別觀察六點因素影響，然後綜合討論其整體作用機制。

原因一：疫情期中外不同取向反危機政策的影響。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大流行衝擊，我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因應具體國情差異采取了不同應對方針。就經濟應對政策而言，我國反危機刺激政策資源，主要用於補貼供給側企業部門的復產擴產，對普通居民直接補貼較少，伴隨生產增長較快與居民消費增長偏低。比較而言，美歐對普通居民提供大規模收入補貼刺激消費較快增長，然而企業復產擴產動能不足。雙方鏡像互補關係通過貿易渠道傳導爲我國順差增長，該因素在2020-2022年作用特別明顯，我國對美順差創記錄、對歐盟順差翻倍主要發生在這個階段。對此學界有較多分析，筆者2022年也曾撰文討論[18]。

原因二：與第一點原因密切聯繫，疫情期間美歐主要發達國家實行過度刺激政策導致嚴重通脹，通過加息治理通脹擡高匯率，侵蝕其外貿競爭力並助推中國作爲其貿易伙伴的順差擴大。在新興經濟體快速追趕背景下，美歐主要發達經濟體本來就面臨製造業等可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速與新興國比較相對下降拖累其貿易競爭力的格局，疫情期受長期依賴刺激的經濟思維支配，實施空前規模並直達居民家庭的超級刺激政策，導致2021年出現美西方四十年不遇的大通脹，結果不得不通過緊急大幅加息應對。通脹與加息擡高美歐實際匯率導致逆差激增，成爲誘致我國貿易順差增長的外部原因之一。

原因三：近年製造業產業升級突破，在中高端和新興部門形成新的組合優勢，通過出口增長與進口替代推高貿易順差。雖然外部和特殊環境因素影響不可忽視，理解大國外部順差超常增長與結構性順差失衡現象，仍需把觀察重點放在國內經濟增長與供求關係現實情況上。對此需關注兩方面動態因素：一是我國可貿易部門產業技術發展近年取得明顯階段性進展和突破，帶動供給側產能與外部競爭力顯著提升。這方面變化本身是積極成就，並且在某些方面有助於實現“雙循環”戰略在供給側的具體目標。二是在需求端的國內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偏弱問題不僅沒有實質性改善，反而由於多方面原因持續發酵和加劇。推進“雙循環”在供給側與需求端目標兩方面反差，對貿易順差快速擴大與結構性外部不平衡產生影響。

改革開放時代我國工業製造業轉型升級大體經歷三階段演進。一是上世紀80到90年代初，體制轉型推動國有工業結構重構，開放市場環境下輕紡、消費和加工製造能力快速發展。二是從90年代前中期開始到2010年前後，工業化和城市化提速推動重工業大發展，產業鏈擴展推動我國諸多製造業發展到全球最大規模，資金和技術密集度顯著提升。三是近年製造業主流能力提升到中高端，部分領域躋身前沿，個別行業領跑全球。如先進船舶、軌道交通、石化基礎原料、大型飛機、醫療器械、芯片製程、工業機器人等不同程度進步。上文提到兩個部門表現比較突出，一是化學基礎原材料產能大幅增長推動貿易逆差轉順差，二是“新三樣”新興綠色產業超預期增長，國內生產消費與出口順差都大幅增長。

原因四：房地產市場調整對內需產生階段性抑制作用。2020年實行“三道紅線”政策以來國內房地產部門經歷深度調整，下面數據顯示房地產銷售、融資、投資、價格等指標，都經歷上世紀末房地產行業市場化以來最大幅度調整。房地產是具有顯著宏觀影響的產業部門之一，新政在釋放該行業多年過度擴張積累矛盾取得積極成效同時，也從不同渠道對固定投資、居民消費產生客觀制約作用；另外在我國特殊土地財政體制下，房地產深度調整伴隨地方政府經營土地基金收入大幅收縮，進一步通過地方支出減少拖累國內投資和消費。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偏弱，增加外需依賴度並傳導爲出口順差增長。

原因五：最終消費偏弱是助推順差增長的深層原因之一。消費相對偏低是上世紀末以來宏觀經濟分析持續關注的問題，雖然居民消費佔GDP比例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顯著回升，然而該指標近年再次回落提升相關問題變得更爲棘手。消費與投資在宏觀經濟分析中雖同爲內需基本組成部分，然而從保持供求平衡關係要求看二者有不同作用和屬性：因爲固定投資在其實施時期屬於需求，待投資完成後便轉化成固定資產，成爲供給側的新增生產能力，要求額外新增需求匹配才能保持動態意義上供求大體平衡。相比之下，消費具有終極意義上需求含義，因而有時被稱作最終需求（final consumption），對保持總供求平衡具有特殊作用。假如消費需求持續偏弱，擴大投資作爲過渡性需求雖對平衡總供求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難以解決根本問題，並會在開放環境中傳導爲較大規模的對外順差擴張。

對於近年我國消費偏弱原因，學界和政策部門有大量研究，從疫情衝擊及其疤痕效應、逆週期宏調一度滯後、房地產強監管影響等不同方面進行了分析。筆者認爲，從長期看龐大公共資源較多向提升供給能力方向配置，用於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投入比例偏低也產生了影響。在我國“四本賬”廣義財政收入基礎上，加上國有企業利潤與公共部門折舊，可推測我國公共部門掌控資源佔GDP比例或在45%上下。我國公共資源配置方式長期特點，是大部分通過各類投資主要用於促進供給能力發展，這對提升我國生產力和產業技術水平發揮了重要積極作用，然而用於支持居民收入與消費的投入規模則相對較小和偏少。當供給能力得到持續大幅拓展提升後，與內需不足特別消費增長較慢匹配不協調，供強需弱矛盾對貿易平衡方式產生影響。

原因六：近年一般物價走勢偏弱與本幣實際匯率較大幅貶值推高順差。從開放經濟增長規律形態看，一國在生產率快速追趕階段本幣實際匯率會呈現逐步升值趨勢，在推動本國經濟結構轉型同時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並支持本國人均收入較快提升與收斂。這個增長邏輯又被稱作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國際比較經驗中有相當程度表現，我國新世紀初年人民幣持續升值伴隨高景氣度增長，體現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作用[19]。近年我國經濟雖經歷多重衝擊，然而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在波動中仍維持較強水平，顯示我國經濟競爭力與韌性強大；然而由於總量供大於求矛盾與一般物價偏低，加上國外通脹高企，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大幅走低：過去一年多實際匯率指數回落到2013年水平，比2016年峰值貶值約12.5%。在產業科技和生產率快速追趕背景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規律作用客觀要求本幣實際升值以保持國際收支動態平衡，然而近年特殊環境下人民幣實際顯著貶值形成的“逆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客觀上會反向調節外部競爭力並助推順差擴張。

需要指出，上述影響近年我國順差增長的六點國際與國內因素，其發生作用方式並非平行或獨立，而是存在交叉和交互作用。例如疫情衝擊與樓市調整，都會通過不同渠道影響國內消費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走勢，更與國內外宏觀經濟與政策相對態勢涉及的廣泛因素有關。總起來看，十四五時期我國貿易順差大幅增長和結構性不平衡表現，不應僅被看作是本幣實際貶值派生的短期宏觀現象，而是在疫情衝擊與外部通脹影響下，新興大國經濟階段性供大於求或“供強需弱”矛盾在對外經濟關係領域的投射，提示需採用內外統籌方法，通過綜合實施擴內需、增收入、促消費政策加以調節。

5、外部應對關稅戰 國內推進再平衡

概括上文討論，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呈現幾方面特點：一是從外部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地緣政治經濟關係趨於緊張，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衝動上升，美方更鎖定我作爲主要競爭對手加大關稅戰與經貿打壓力度。二是國內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尤其是近年國民經濟中可貿易度較高的工業製造部門產業技術水平階段性較快提升，整體供給能力顯著增強，意味着我國謀求發展生產力的長期努力取得階段性實質進步。三是從總供求關係看，雖然需求也保持了顯著增長，尤其是近年消費在局部頻頻出現新亮點新活力，然而總體上內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費偏弱問題持續存在，由此形成供大於求供強需弱格局伴隨貿易順差大幅增長，在新的風雲突變外部環境下面臨顯著風險。

辯證分析目前形勢，首先要看到我國經濟供給端製造業蓬勃發展，高科技行業快速追趕，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的優勢與韌性，美國發動前所未有關稅戰不得人心，最終會因自身反噬與外部抵制歸於失敗，因而對外部環境衝擊保持定力與信心具有客觀基礎。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我國發展某些階段性特點，如內需不足消費偏弱伴隨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在目前關稅戰形勢下面臨調整壓力。在目前風雲變幻的危機環境中，亟需外部兩手應對關稅戰，國內大力推進再平衡，對美國關稅戰施壓堅持敢於碰硬與反對脫鉤的兩手反制政策，同時藉助外部環境倒逼作用着力解決內需不足與消費偏弱的長期矛盾，在轉危爲機的過程中爲初步實現現代化遠景目標奠定基礎。

5-1、當務之急是兩手應對美方關稅戰

面對特朗普2.0新政對我升級打壓遏制的長期戰略，尤其是針對其就任以來頻頻發起關稅戰、特別是日前推出登峰造極的對等關稅的危機形勢，我國需堅持實施兩手並用方針加以應對。

在新興大國持續追趕與全球格局演變背景下，美國百年經濟霸權地位相對減弱是客觀趨勢，然而美方不可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歷史規律，而是必然會採用自認爲對其有利的關稅戰或其它工具奮力一搏，同時也必然要用全部心力應對最大新興經濟體，因而相關矛盾無法僅僅通過談判協商就能得到解決。我方需認清規律、堅持原則、迴應挑戰以維護我國的核心利益。

2025年4月2日美方宣佈對所有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稅”，次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明確表示，“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將堅決採取反制措施維護自身權益。”4月4日中方有關部門接連表態併發布迴應措施：包括對原產於美國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徵34%關稅，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起訴美方對華產品加徵“對等關稅”措施，發佈對7類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措施的公告，決定將16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禁止對其出口兩用物項，將11家美國企業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實施制裁，對原產於美國、印度的進口相關醫用CT球管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暫停美國2家禽肉企業產品輸華，暫停美國C3家企業禽肉骨粉輸華資質。十餘項組合反制措施，明確表達了中國不畏霸凌立場和自信。

針對目前美方對世界各國普遍發動關稅戰的特殊形勢，我國可以考慮積極開展對發展中國家、金磚成員國、特別是非美西方發達經濟體（即美國傳統西方盟友）的雙邊與諸邊經濟外交工作，也可積極利用G20合作平臺、IMF與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和年會等多邊場合，主動發聲伸張正義並與國際社會聯手抵制美方關稅戰和逆全球化政策衝動。同時要積極與國際社會溝通合作，探討在美國心猿意馬甚至乾脆退羣背景下創新多邊經濟金融治理的途徑和方法，制衡美方爲所欲爲單邊舉措及其負面影響。

我國有關部門日前“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單邊關稅措施，與貿易伙伴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可見我國不會完全關閉在美方立場轉圜前提下與對方協商談判降低衝突損失的大門。例如上述美方有關兩國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實施情況談判的提議，有關鼓勵我國企業到美國直接投資的設想，雖然目前處於硬碰硬和扳手腕階段不可能提上議程，後續隨形勢演變可審時度勢適時迴應。另外目前全球經濟被氣變、債務、低增長和貧富差別多重危機困擾，只要美方沒有徹底決意走向完全自我封閉，它就不能不面對這些涉及多邊經濟金融治理問題，中美和其它國家仍需在諸如G20、世界銀行、IMF等多邊框架內協商共事，這也爲遏制美方政策進一步朝更加極端化方向演變提供現實機遇。最後對美方關稅戰增加全球經濟金融風險甚至引發衰退危機可能，我方需保持警惕未雨綢繆。

5-2、實施擴內需再平衡的佔優策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遭遇過很多外部風險衝擊，最終都能化險爲夷，靠的就是辦好自己的事、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20]。”大國外交本質是內政，應對外部環境重大演變，基本要務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方針，針對性化解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現實突出矛盾，夯實國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由此轉危爲機並贏得主動。

從上文討論的我國外部平衡週期與國內經濟增長關係看，新世紀初年貿易順差大幅度增長後，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使得我國經濟面臨很大調整壓力；雖然那次由於G20國際合作機制創新與大國聯手刺激經濟，使得危機較快得到控制，然而仍導致我國2009與2010年外需收縮GDP佔比分別爲4.0和1.1個百分點，意味着這兩年國內需求必須額外累計增長5.1個百分點才能維持危機前增長水平。目前美方實施關稅戰“掀桌子”顛覆了大國經濟政策合作的基礎，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其派生衝擊可能更加難測。因而針對目前特殊形勢，我國在敢於亮劍反制美方關稅戰同時，還要從供給與需求兩端同時入手，特別是要針對內需不足與消費偏弱突出矛盾補短板，着力推進我國經濟再平衡。

經濟再平衡是爲了中國經濟可持續更好發展，其前提內涵是要保持供給端活躍提升的良好局面。爲此要通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總結新時期我國生產力發展與供給能力提升的成功經驗，通過更加聚焦體制端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創新能力和效率水平，保持鞏固新質生產力活躍發展的良好勢頭，加快徹底改變“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狀況”[21]。

在持續提升供給能力與結構質量同時，針對近年經濟增長持續存在國內供大於求與國外順差擴大的不平衡格局，尤其是針對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偏弱的矛盾，需要綜合實施宏觀、結構、體制政策調整，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主動加快推動經濟再平衡。去年9月下旬以來決策層推出一系列貨幣金融刺激措施與側重化解風險的財政政策，已經對推進再平衡產生了初步積極效果。後續還可以考慮改善收入分配發揮關鍵作用，例如通過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顯著提升居民收入佔比，提升跨區域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短期或可優先考慮適度加大運用中央財政事權，提高最困難人羣養老金水平，分擔或免去這部分居民醫保繳費。

無需追加財政投入的體制改革舉措，對應對目前挑戰也具有實質性意義，包括農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有效加強提升法制水平等，這些措施都有助於應對需求與信心不足問題。例如農地制度與戶籍制度改革有助於激活居民消費，對此學界具有較大程度共識，有關改革試點或部分區域改革推進多年，需下決心實施突破性改革。另外我國公共部門大規模資源長期較大比例投向供給端有其歷史合理性，針對現實發展階段與內外環境變化，需調整配置結構適度增加支持民生比例，特別是讓低收入人羣保障水平得到逐步提升，從而顯著提升居民現實和預期收入水平，並釜底抽薪地解決消費偏弱及其派生的結構性經濟問題。

需要指出，針對增長不平衡因素加大推進再平衡政策力度，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並更大限度惠及廣大羣衆的內在需要，是提前對衝美方挑起關稅戰可能引發衰退導致外需收縮衝擊的需要，另外在在長期也有助於應對外部環境演變與增強我國在大國博弈中的主動地位，因而從大國實施內外統籌政策方針看，其實是具有佔優策略的必要選擇。

一是我國經濟再平衡有助於緩和外部經貿關係從而反制美方打壓企圖。特朗普政府對其盟友實施關稅霸凌也不留情面，然而由於經貿利益矛盾與體制認知分歧，美西方對華經貿政策仍保持聯手博弈立場，另外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經貿關係矛盾也顯著增長。我國主動加快推進經濟再平衡，有助於改善與歐盟等非美西方經濟體的經貿關係，也有助於提升與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能力和水平，從而對美方制衡形成突圍和反制。

二是再平衡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之舉，有助於反制過度利用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國際貨幣體系演變規律具有特殊性：新舊替代不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問題不在原有儲備貨幣怎麼糟，而在於新興貨幣能否具備現實替代能力。新興貨幣要擔當大任，其母國經濟不僅要有強大供給能力，還要具有依託本國人民普遍較高收入的強大消費能力，供求兩側條件缺一不可。隨經濟發展提高國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本身是經濟活動的本質目的，並非出於特定國際競爭目標，然而它在客觀上有助於制衡美方利用現行國際貨幣地位予取予求。

三是再平衡過程推動我國產業技術追趕升級，進一步減少美方在越來越有限高科技領域對我“卡脖子”可能。我國經濟主動再平衡不僅要擴內需促消費，而且會通過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與經濟增速向潛在增速收斂提升，推動我國產業向高附加值、創新驅動方向加快轉型提升，從而進一步提升我國應對外部經貿科技打壓的強大應對能力。

最後通過再平衡逐步調減對美方市場依賴，有助於削弱順差較大背景下美方發動關稅戰的技術性有利因素。美國出於私利挑起關稅戰，因違背規律難以實現目標並會遭遇反噬，其實折射美方戰略選擇空間逼窄。鉅額逆差顯示美國經濟競爭力不足弱點，不過同時也爲其極致性利用關稅槓桿提供相對有利因素。例如在兩國雙邊出口對各自GDP佔比相差4-5倍背景下，同等稅率關稅戰會對佔比值較高一方在短期帶來較大調整壓力。我國推進再平衡擴大國內市場，有助於逐步從根本上平衡上述格局並推動有利於我方的轉變。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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